【名家论孟子】（4）董仲舒与孟子

董仲舒,西汉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专治《春秋公羊传》，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

董仲舒的老家--广川（德州），东南两面，邻近齐鲁，北靠燕赵，西界三晋。自古齐鲁多儒生，燕赵出方士，三晋产法家，董仲舒自幼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成长，与其后来形成多内涵的思想体系不无关系。董仲舒从小学习就十分刻苦专心，而且这种精神一直保持到老年，《汉书·董仲舒传》记载：“盖三年不窥园，其精与此。”桓谭也说：“董仲舒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新论·本造》）为学习，六十多年都不看菜园一眼。董仲舒甚至连经常骑的马，都不去分辨雌雄，“尝乘马不觉牡壮，志在经传也。”（《太平御览》八百四十引）读书到了如痴似愚的程度。由于董仲舒学业专精，学识渊博，时人称之为“汉代孔子”。

经过了春秋战国的动荡不安，秦朝的严刑苛法，秦末的楚汉之争，到了汉朝建立，中原地域终于进入了比较稳定的中央集权统治时期，这已不同与以往的动乱，更与孔子时代的春秋，孟子时代的战国有很大的不同。汉王朝建立后，为逐渐巩固权力实行黄老无为之道，在学术上形成了一种较为自由宽松环境。在意识到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后，刘邦任用叔孙通等人制定“朝仪”，开启复兴儒学、儒学与现实政治的结合之风。《史记·儒林列传》说：“汉兴，然后诸儒始得兴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儒家经学得到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传授儒家学说学的经学家，并逐渐形成系统。

随后，儒家典籍开始被立于学官，儒家专经博士和专书博士的设置，为儒学官学化、儒术的独尊奠定了基础，也为儒家经学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到汉武帝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等条件和思想学术领域的各种条件逐渐成熟，武帝开始建构适应封建大一统思想体系，以六经和儒学来统一全社会的思想，用思想统一来维护政治统一。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

一、性善论与性三品说

孔子认为“性相近”，并没有明确人性是善是恶的，到孟子，孟子明确提出性善的学说，认为人人都有不忍之心，这就是人与生俱来的善，并且用水向下流的方向来说明人性如水流一样是具有一定的本能，这个本能就是善，是与生俱来的。

董仲舒在汉代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其思想既继承了前代儒家的学说，又结合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有所发展。在人性论方面，董仲舒吸收了荀子“性恶论”的部分思想，虽承认人天生有内在的“善质”，但还需要教化，因此把孟子的“性善论”发展成为“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三品：圣人之性，不教而能善；中民之性，能为善亦能为恶；“斗筲之性”是无“善质”的，生来就“恶”的，教化无用，只能采用刑罚的手段来处置。从而承认了人性的差异，带有辩证的色彩。圣人之性是不需要教化的，因为他们已经是圣人了；斗筲之性已不可教化，因为他们已是刑罚的对象了；惟有中人之性才是教化的对象，因为他们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就是没有达到真正的善，另一方面又没有邪恶到不可教化的程度。同时他又把孟子“四端”说发展成为“五常”说，即仁、义、礼、智、信，进一步扩充了人们道德观念的内涵。但是在阶级社会，人性是有阶级性的，而董仲舒却用人性的三品说代替了人性的阶级性，抹杀了人性的阶级性，这是董仲舒人性论的根本缺陷。

 

二、民贵君轻与大一统

孟子在政治上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民本”思想是孟子哲学中的核心思想。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提倡“王道”政治，目的是劝告统治者重视人民，君与民同忧，同乐，能够制民之产，用仁义来实现国家的强大。后世提倡民为本，实行仁政，重视人民百姓利益的思想家也并没有逾越孔孟荀政治哲学的框架：大多以圣王为标准来要求君主能够敬德爱民。黄宗羲提出君为客，天下为主，确实把孟子说得民为贵均为轻推进了一步，有以民命为天命的含义。但他却未能推出如何具体的体现民之为主，民命之为天命的有效方式。

在董仲舒的学说中，董的治理国家上，继承孔孟仁政的思想，认为实行“仁政”是出于天的要求，是天意的表现，由此提出了“天人感应”之说，将天地变化附会君主行为。其次，在经济利益方面。董仲舒认为君主要把握贫富矛盾激化的度，勿与民争利。其政治原则称为“道”。“道”是万世不变的永恒法则。“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董仲舒的仁政是服务加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的，是在抚民安民的措施下来实现君主统治的长治久安，是基于汉武帝时日益富强和君主迫切需要加强自身集权的社会现实下提出的。主要内容是以“不与民争利”为道德准则的经济方面的仁政。除此而外，他的仁政思想还有下述两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要求统治者在社会关系和政治生活中体现出爱民。在董仲舒看来，君民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水乳交融的仁爱关系。“君者，民之心的也；民者，君之体也”，因此“君民者”应该“贵孝悌而好仁义”。爱民是仁政的根本要求。他认为就是五帝三皇那样的圣明君主，也不敢有“君民之心”，而要对人民竭尽仁爱之情。它认为只要“内爱百姓，问疾吊丧”，君主的统治就会“卒终其身”而“国家安宁”。“失恩则民散，民散则国乱”，因此要得国家安宁，必须实行仁政，讲求恩德，平政爱民。 他还讲到要安民、乐民。“孝悌者，所以安百姓也。”强调治人要“懂能愿”，“使人心悦而安之，无使人心恐”。“引其天性所好，而压其情所憎”，这样就能“倡而民和之，动而民随之”。他说：“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德”就是要安民、乐民。“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因此“为人君者”必须“固守其德以附其民”。 其次，是要消除暴政。消除暴政就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仁政。董仲舒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认为：“圣人者贵除天下之患。”“患”是什么呢？从东周封建生产方式的产生直到西汉中期趋于巩固的整个历史阶段，老百姓最大的“患”就是苛政与暴政。老百姓有作恶犯法行为也是被苛政、暴政之患逼出来的，因此必须除患，只有“天下者无患，然后性可善”。 在董仲舒的论述中，暴政有两种。不施教化，而用过重的刑罚，这是暴政之一。他认为废弃教化，使用过重的刑罚，只会使犯法者越来越多，造成社会动乱。“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但他也不是简单地一概反对使用刑罚，只不过他主张要先施教化，教化所不及者再用刑罚，而且刑罚要适中。他认为既然人都是有所好有所恶的，那么“设赏以劝之”、“设法以畏之”无疑都是治国安邦的良策。并且他还主张“赏不空施，罚不虚出”，必须要有可赏可罚的事实根据，劝、畏都要有具体的表示。针对罚，他说：“以畏罚而不可过也。”这里的关键是“不可过”，过了就是暴政了。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是统治阶级政治成熟的表现，儒家的政治理论在发展西汉时期，经董仲舒的加工，更具有坚定的原则性和灵活的调节性，增强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应变能力。

西汉汉武帝时期，国家已趋于稳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层面都有大发展，这时候董仲舒整合儒家传统思想，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将儒学思想进行进一步的发展，比较孟子思想而言，董仲舒将孟子人性本善发展为性三品，比较辩证。在治国理政方面，董仲舒进行了孟子仁政的思想，但是，将仁政思想与追求大一统的政治现实相结合，不与民争利，不行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