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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董仲舒适应时代的要求，以儒学为宗，兼采先秦阴阳家、法家和黄老学派等思想中有利于统治的成分，创立了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改变了儒学空疏的学风，使儒学成为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主流，对中国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董仲舒；德主刑辅；观念
董仲舒，西汉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是继孔子之后又一位儒学大师，也是儒学发展史上非常关键的人物，“新儒学”的创始人。董仲舒主要生活于汉初景帝和武帝时期。“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著作非常丰富，现存的主要有《春秋繁露》以及被收入《汉书·董仲舒传》的“天人三策”。关于董仲舒的思想，研究著作众多，但对于董仲舒思想中的“德主刑辅”的观点，专门论述尚少。今不揣浅陋，略谈一二，望前辈同仁不吝指正。
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思想界可以说是大家辈出，学派林立，但没有哪一家能够成为群星中最灿烂的一颗。虽然法家在秦代短暂得势，但它的弊端很快就暴露出来，以致辉煌一时的秦王朝仅过了十五年就被农民起义推翻。汉代初年，经历过秦火后的儒学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统治者奉行无为而治的方针，儒学仍然被黄老之学压得抬不起头来。
汉景帝时，儒生卫绾被任命为太子太傅，时为太子的刘彻自幼受到儒学的熏陶，因此对儒术情有独钟。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崩，时年16岁的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汉武帝即位之后，开始任用儒者，但是由于笃信黄老之学的窦太后的阻挠，儒学仍然步履维艰。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的死为儒学的发展扫请了障碍，儒学终于迎来了春天。董仲舒顺势而动，援阴阳入儒，在总结先秦诸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王霸义理思想，建立了“新儒学”体系，成为中国儒学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董仲舒治国思想的核心是德主刑辅。
一、修道明仁，尊礼施教
董仲舒的德治思想是通过对“道”的阐释而建立起来的。“道”是我国古代思想家经常使用的一个哲学范畴，董仲舒也引入了这一概念。他说：“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汉书·董仲舒传》），也就是说，“道”是治国的必由之路，而其根本的方法就是礼义道德。可见，董仲舒的核心价值观还是儒家传统的礼义思想，这是董仲舒思想体系的立足点。
援阴阳五行思想入儒是董仲舒思想的最大特点。董仲舒创立了“天人感应说”，以论证他所主张的礼仪道德是出于天意。他说：“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汉书·董仲舒传》），而天人之间相通的途径就是阴阳五行。为了论证他所主张的儒家思想是天的意志，董仲舒吸取了思孟学派和邹衍的观点，把儒家宣传的仁、义、礼、智、信与阴阳五行结合起来，赋予阴阳五行以道德伦理的意义。他说：“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东方者木，农之本，司农尚仁……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马尚智……中央者土，君官也，司营尚信……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义……北方者水，执法司寇也，司寇尚礼”《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董仲舒把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与天人观结合起来，创立了一套天人合一的道德体系，其根本目的还是要宣传儒家思想，不过，他却把儒家思想说成是天的意志的体现，这就为儒家思想罩上了一层神秘的，不可动摇的光环，为儒家思想成为自然和社会最高的道德法则创立了理论依据。
“仁”是儒家思想的基础，也是董仲舒道德体系的核心。他说：“仁,天心,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仁”既然是出于天之本性，那么也是人们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莫近于仁，莫急于知”（《春秋繁露·必仁且知》），因此统治者必须施行“仁政”。如果不施行“仁政”，那就是违反天意，上天就会以灾异的形式进行惩罚。董仲舒运用历史上的例子说明，如果不顺从天道，实施仁政，那么以有道伐无道就是上天意志的体现。他说：“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反之，如果顺从天道，上天就会给予奖赏，“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佑之”。（《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以此为儒家宣传的仁义道德提供理论依据，为儒家思想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
从“仁政”的观念出发，董仲舒强调君主要加强个人修养。他指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在董仲舒应汉武帝询问治国方策而答问的“天人三策”里，他对汉武帝提出了“五正”的要求，即“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正四方”。这五个方面是环环相扣的，也就是以“正心”为出发点，最终达到“正四方”的目的。君主要做到“正心”，就必须加强自己的个人修养，要像尧那样以“天下为忧”，“诛逐乱臣，务求贤圣”，而不能像纣那样“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这样就可以使“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汉书·董仲舒传》）如果君主能做到“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汉书·董仲舒传》），就能举“大本”，这个“大本”就是上下尊卑的统治秩序。董仲舒还指出：“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此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销膏，而人不见也”（《汉书·董仲舒传》），奉劝统治者不舍小善，不为小恶。
董仲舒还提出“性三品”说，将人划分为三等：“圣人之性”天然是伟大的，无需教化；“斗筲之性”大逆不道，没有资格受教化；“中民之性”有善质而未能全善。这种善质，惟有通过圣人教化才能变善，所以董仲舒非常重视教化的作用。他说：“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汉书·董仲舒传》），人生来就有各种各样的秉性，“或夭或寿，或仁或鄙”，是各不相同的。因为人的本性善恶不同，所以必须实行自上而下的教化，否则就会“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特别强调，教化万民是君主的职责：“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汉书·董仲舒传》）他举秦帝国二世而亡的例子来说明教化的重要性，“秦继其后……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汉书·董仲舒传》）也就是说，只有顺从民意，施行仁政，才会得到上天的眷顾。“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汉书·董仲舒传》）教化的内容就是儒家一贯宣扬的仁义道德，“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汉书·董仲舒传》），从而达到“教化行而习俗美”的目的。
从“仁”的观点出发，董仲舒还提出统治者不应与民争利的思想。他认为高官富商与民争利，就会使财富分配严重不公，而出现大贫大富的分化，“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汉书·董仲舒传》），从而导致“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春秋繁露·度制》）的社会动乱，而贫富不公又导致“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而“不乐生”的局面。如果“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因此，不与民争利不仅是“上天之理”，而且也是“太古之道”。他还指出：“尔好义，则民向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汉书·董仲舒传》）如果官吏贪污求利，百姓就会上行下效，导致风俗败坏。他说在三王五帝之时，人们只承担什一之税，而徭役也“使民不过岁三日”，因此“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疾之人，民修徳而美好”。（《春秋繁露·王道》）而桀纣之时，因为“侈宫室，广苑囿，穷五采之变，极饰材之工，困野兽之足，竭山泽之利……”（《春秋繁露·王道》）而导致灭亡。所以他主张明智的统治者必须“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春秋繁露·度制》），“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春秋繁露·度制》），以此达到“财不匮而上下相安”的目的。因此，他劝汉武帝要“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汉书·食货志》），“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汉书·食货志》），“盐铁皆归于民”（《汉书·食货志》），“去奴婢”，“除专杀之威”等等，“然后可善治也”。
董仲舒的上述思想，虽然是从巩固统治的目的出发，但对于限制君权，推行仁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德主刑辅，德刑并举
针对秦朝以法家思想治国而导致覆亡的现实教训，董仲舒提出了反对用刑的观点。他同样是以阴阳五行的观点，把反对用刑说成是天的意志。他说：“天出阳,为暖以生之；地出阴,为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计其多少之分，则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春秋繁露·暖燠孰多》）“阳之出,常县于前而任岁事；阴之出，常县于后而守空虚。阳之休也，功已成于上而伏于下；阴之伏也，不得近义而远其处也！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阳出而前,阴出而后,尊德卑刑之心见矣！”（《春秋繁露·天道无二》）董仲舒把“德”和“刑”分别与“暖暑”、“清寒”联系起来，把四时变化引起的生物消长衰亡与人类社会的刑德作比附，目的是阐明其“任德不任刑”的政治理想。所以他指出：“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大者，在于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天使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汉书·董仲舒传》），“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汉书·董仲舒传》），“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春秋繁露·阳尊阴卑》），“天之道，任阳不任阴；王者之道，任徳不任刑”（《春秋繁露·执贽》）。正确的做法是效法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春秋繁露·基义》）。
但是，董仲舒不但认识到了秦因严刑苛法而导致的厄运，还看到了汉初因奉行黄老之学而导致的刑罚无为带来的恶果，因此他并非主张完全废除刑法，故此他说：“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因为“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汉书·董仲舒传》），所以应该阴阳互补，德刑并举。这种以阴阳四时喻德刑，以天意释赏罚的观点萌芽已久，《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有言：“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赏以春夏，刑以秋冬。”《管子·四时》也说：“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其又曰：“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德刑不失，四时如一。”董仲舒把这种分赏罚于四时的观点进行改造，成为他以阴阳喻赏罚的基调。
董仲舒反对严刑苛法，但对于量刑得当的刑罚，董仲舒还是持赞成态度的。“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备也；庆赏罚刑当其处不可不发，若暖暑清寒当其时不可不出也；庆赏罚刑各有正处，如春夏秋冬各有时也。”（《春秋繁露·四时之副》）庆赏罚刑不可偏废，就好象四时不能或缺一样。因为四时有序，所以庆赏罚刑必须合理。可见，董仲舒强调的实际上是以“仁”为核心，以德为主而以刑为辅，德刑并用的治世法则，而并非完全排斥刑罚，只是认为不可专任刑罚。
董仲舒以阴阳四时喻德刑不可偏废，把“德治”与“法治”看成是车之两轮，共行而不悖，为自己的“德主刑辅”理论在上天那里找到了依据。
董仲舒还非常明确地倡言德刑共举，威惠兼施。他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春秋繁露·精华》），教化和刑罚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维护统治。鉴于这样的目的，董仲舒劝戒统治者一定要认识到，“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君主所以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则失恩，威分则失权，失权则君贱，失恩则民散，民散则国乱，君贱则臣叛。”（《春秋繁露·保位权》）因此，他奉劝为人君者要“固守其徳以附其民，固执其权以正其臣”（《春秋繁露·保位权》）。为了维护君权，君主的驭人之术特别重要，“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以变化民，民之从主也，如草木之应四时也！”（《春秋繁露·威德所生》）也就是说，君主必须要紧握生杀予夺的大权，采用恩威并施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董仲舒实际上吸收了法家学说中有利于统治的思想，以使其服务儒家所力倡的王道政治。
三、德主刑辅简评
在董仲舒之前，儒、法两家的观点基本是水火不容的。孔子创立了“仁学”，提出“为政以德”，强调仁政，贬抑刑罚。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虽然孔子还说过：“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其根本目的还是强调礼乐教化。荀子虽然提出“隆礼重法”的主张，但是他从“性恶论”的观点出发，认为“礼”和“法”具有不同的适用对象，“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庻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荀子·富国篇》）。也就是说，礼乐只能施于士大夫，对于普通的老百姓不能实行仁政，而只能以法律进行约束。所以，荀子思想还有很大的片面性。荀子思想经由李斯继承，在秦朝的实践就变成了一味强调法治，最后甚至变成严刑苛法，以致秦王朝仅十五年就被农民起义推翻。
与之相反的是，调和“德”、“刑”的观念在黄老学派那里却早已经产生。《黄帝四经》开篇就提出“道生法”的观点。《十大经·姓争》也说：“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望失其当，环视其殃。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缪缪天刑，非德必倾，刑德相养，逆顺若成。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彰。”可见，“刑德相养”的观点是董仲舒思想的来源，这种观点被董仲舒继承，直接发展成“德主刑辅”的观念。
董仲舒“德主刑辅”的思想顺应了时代的需要。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巨变，以法家学说为统治思想的秦王朝统一了六国，但秦王朝的旋即灭亡无疑证明了法家思想实践的失败。而汉初推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政策，又造成了封国势力的恶性膨胀，以致出现了“七国之乱”的不治局面。儒学虽然致力于建立封建秩序，但它的空谈仁义也显示出先天的软骨病。在这样的情况下，董仲舒顺时而动，吸取了先秦阴阳家、法家，黄老学派思想中有利于统治的成分，提出德主刑辅的观点，实现了道德教化与法律强制的互补，改变了儒家的空疏，成为一种有用的“实学”，也成为西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奉行不悖的治国理念，对中国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作者系滨州学院历史与社会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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