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
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B14F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史记》将其附于《儒林列传》，传甚简略。《汉书》为其立专传，详载其“贤良三策”，体现了“详而有体”的特色。传末引了刘歆评语：“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今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肯定董仲舒在汉代儒学上的地位。这是颇具史识的。但对其思想无所批判，定然是因受影响不小。
董仲舒，广川人也。(1)。少治《春秋》(2)，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3)，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1)广川：县名。在今河北枣强县东。(2)少治《春秋》：《史记·儒林传》云：“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3)传：读为转，谓转相授业。久次：谓年限长短之次序。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1)。
(1)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此事可能是在元光元年(前134)。
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1)，传之亡(无)穷，而施之罔极(2)，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逞)康宁(3)，永惟万事之统(4)，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5)，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6)，朕甚嘉之。于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1)休：美也。(2)罔：无边。极：尽也。(3)不遑：无暇。(4)永惟：久思。统：纪也。(5)公选：谓以公正之道选士。修洁：修身洁行。(6)子：男子之美号。褎然：出众之貌。举首：谓领袖。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1)，于周莫盛于《勺》(2)。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3)，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途)之士(4)，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5)，然犹不能反(6)，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欤)？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欤)？乌乎！凡所为屑屑(7)，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欤)？三代受命，其符安在(8)？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9)，习闻其号，未烛厥理(10)。伊欲风流而令行(11)，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12)，三光全(13)，寒暑平，受天之祜(14)，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15)，延及群生？
(1)虞氏：虞舜。《韶》：传说是舜乐。(2)《勺》：《南诗·周颂》之一篇名。勺，读与“酌”同。(3)陵夷：渐渐衰替。(4)当途：当权。(5)翼：助也。(6)反：还也。言还于正道。(7)屑屑：劳碌不安貌。(8)符：验证。(9)仁：宽裕。鄙：狭陋。 (10)禾烛厥理：未明其理。(11)伊：惟也。(12)泽：恩泽。臻：至也。 (13)三光全：意谓日、月、星辰无亏蚀流陨之变。(14)祜：福也。(15)方外：殊域。
于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义)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1)，取之于术，慎其所出(2)。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3)，枉于执事(4)，书之不泄，兴于朕躬(5)，毋悼后害(6)。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7)，朕将亲览焉。
(1)猥：犹烦琐。并：犹含混。(2)此意谓非正道勿以上陈。(3)报：中也。(4)枉：偏也。执事：指公卿执政者。(5)兴：发也。指发书。(6)毋悼后害：谓不要怕有后患而不言。(7)靡：无也。
仲舒对曰：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1)，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2)，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无)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智)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旋)至而有效者也(3)。《诗》曰“夙夜匪解(懈)(4)”，《书》云：“茂哉茂哉(5)！”皆强勉之谓也。
(1)相与之际：相关联之处。(2)省：察也。(3)旋：速也。(4)“夙夜匪懈”：见《诗经·大雅·烝民》。谓朝夕不懈。(5)“茂哉茂哉”：见《尚书·咎繇谟》。茂：勉也。
道者，所繇(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1)。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藏)于骨髓(2)。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由)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3)，上天祐之，为生贤佐(4)，后世称诵，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入”也(5)。故治乱废兴在于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
(1)著：明也。(2)藏：深入之意。(3)作：指作《烝民》之诗。(4)贤佐：指辅佐周宣王的仲山甫。(5)“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见《论语·卫灵公》。此意谓人能把道廓大，而不能用道来廓大不强勉之人。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1)，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2)，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3)”，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4)”，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逸)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叛)，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蓄)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5)。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1)大奉使之王：意谓奉以天下而使之为王。(2)《书》曰等句：引文见《尚书·泰誓篇》。此谓周武王伐商纣王之时有此天瑞。(3)“复哉复哉”：见《尚书·泰誓篇》。复：报也。(4)“德不孤，必有邻”：见《论语·里仁篇》。此谓有道者不会孤单，必有[志同道合者来与其为]伙伴。(5)缪戾：错乱，违背。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1)，不能粹美(2)，有治乱之所生(3)，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4)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5)。唯甄者之所为(6)；犹金之在镕(7)，唯冶者之所铸(8)。“绥之斯来，动之斯和(9)”，此之谓也。
(1)陶冶：陶以喻造瓦，冶以喻铸钱。言天之生人有似于此。(2)粹：纯也。(3)有：为“由”字同声之误(吴恂说)。(4)“君子之德风”等句：见《论语·颜渊篇》。此谓君子之作风似风，小人之作风似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倒向哪边。(5)钧：造陶之器。(6)甄者：造陶之人。(7)镕：铸器的模型。(8)冶者：冶铸之人。(9)“绥之斯来，动之斯和”：见《论语·子张篇》。绥：安抚。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1)。正次王，王次春(2)。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3)，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4)，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5)，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欤！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6)。”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1)正：谓正月。(2)正次王，王次春：《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乃春、王、正月之顺序。(3)大：盛也。其下亦同。(4)终阳以成岁为名：意谓《春秋》终究还是以阳来名岁，而不是以阴名岁，故年首称春，书曰“春王正月”。(5)刑者：《礼乐志》作“刑罚”。(6)“不教而诛谓之虐”：见《论语·尧曰篇》。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1)，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2)。谓一为元者，视(示)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无)有邪气奸其间者(3)。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来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1)谓一元：指《春秋》谓“一”为“元”，隐公即位，《春秋》书“元年”。(2)大：当为“本”(王念孙说)。(3)奸：犯也。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1)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2)，又有能致之资(3)，行高而恩厚，知(智)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义)主矣(4)。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5)，渐民以仁(6)，摩民以谊(义)(7)，节民以礼(8)，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1)“凤鸟不至”等句：见《论语·子罕篇》。此意谓孔子自叹有王者之德而无王者之位，故无祥瑞(凤鸟至，河出图，皆王者之瑞)相应。(2)操：执持。(3)资：材质。(4)义主：有道之君。(5)庠序：古代学校名。(6)渐：谓感染之。(7)摩：谓勉励之。(8)节：节制。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1)，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未世，大为亡(无)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义)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专)为自恣苟简之治(2)，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3)，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4)，抵冒殊扞(5)，孰(熟)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6)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无)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无)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7)，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8)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1)循之：谓顺而行之。(2)恣：放纵。苟简：苟且简略。(3)济：益也。(4)嚚(yín)顽：奸诈，恶劣。(5)抵冒殊扞：谓触犯拒绝。抵：抵触。冒：冒犯。殊：绝也。扞：拒也。(6)孔子曰等句：引语见《论语·公冶长篇》。此意谓内质败坏，不可修治。圬(wū)：以泥饰墙。(7)七十余岁：指自汉初至董仲舒对策之时。(8)《诗》云等句：引诗见《诗经·大雅·假乐篇》。
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册之曰(1)：
(1)册：书面询问。
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廊)之上(1)，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2)，而字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欤)(3)？何逸劳之殊也？ [1]
公元前140年，中国古代历史对应的是西汉时期汉武帝元年，即建元元年。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英明皇帝，他在上台之后，实行了许多重大改革，其中一项最引人注目的是结束了“黄老之治”，掀开了儒治的篇章。
在汉武帝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位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他写出了中国古代第一部最辉煌的史学名著——《史记》，《史记》中对此做了明确的记载。
《史记·儒林列传》说：“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这里的“窦太后”，就是窦太皇太后，汉武帝的奶奶，汉文帝的皇后，汉景帝的妈妈。她曾是西汉前期“文景之治”——“黄老之治”的见证人和支持者。她在武帝初期，是一位实权在握的太皇太后，生前坚持“黄老之治”，反对任何以其他治国思想取代“黄老之治”。武帝元年，她赞同取消文学贤良对策中的“刑名（法家）”对策者的博士录取资格；二年，她镇压了企图用儒治来取代“黄老之治”的王臧、赵绾和撤掉了支持这一举动的丞相窦婴、太尉田蚡。
她的去世在武帝六年。她一去世，汉武帝就任用了过去支持儒治的外戚田蚡为丞相，田蚡立即就结束了“黄老之治”，实现了儒治，即“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就是说，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对此事的记载是清楚的：在武帝初期，完成由“黄老之治”向儒治转变的关键人物是田蚡，时间在武帝六年。而且，田蚡在实现由“黄老之治”向儒治转变的过程是和平的，没有烧书杀人，没有搞株连打击。他主要是将“黄老”从占统治思想的宝座上“绌”退；同时，对在武帝元年遭到取消博士录取资格的“刑名（法家）”的平反呼声，再次予以“抑”制；最后，使儒家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登上历史舞台，成了汉代治国的根本思想。
汉武帝在采纳了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 的建议以后，将儒家的五经博士考试制度化了。同时，他大力宣传儒家的其他经典《论语》和《孝经》，尤其是《孝经》，还将其思想具体化为“举孝廉”。所以，他是以儒家的《七经》治国。但汉武帝并没有取消一般文学贤良考试，非儒的一般文学贤良可通过文学贤良考试当官。“黄老”和“刑名”虽遭“绌抑”，取消了这两家的博士考试资格，但这两家的人物可以通过上
对《史记》所载的汉武帝六年的“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怎样认识？当时的学者没有什么特殊说法。两千年后，公元1993年，孙景坛将其正式概括为“绌抑黄老，崇尚儒学”。
历史在飞速发展，“刘彻茂陵多滞骨”（2），西汉王朝很快为王莽的“新”所取代；“新”又很快被“更始”政权所取代；“更始”又很快被刘秀的东汉所取代。东汉由刘秀到明帝、章帝、和帝以后，从西汉武帝六年算起，大约过了230多年，关于中国古代的历史，又出了一本断代专著《汉书》，其主要著作权人为班固。
班固在《汉书》中，关于与《史记》相重的西汉史，除《董仲舒传》外，差不多都抄《史记》，或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关于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他也几乎照单全收，如《汉书·儒林传》说：“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只是将《史记》中的“绌”改成了“黜”。然而，《董仲舒传》却别有洞天：他横生出了个董仲舒在武帝初期的对策事，以及与此相连的《天人三策》，第三策中还有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认为这一建议曾被汉武帝所采纳。即，他认为，汉武帝时期的结束“黄老之治”和实行儒治，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汉书》问世到公元1030年前，即930多年，对班固的这一说法，中国古代学术界几乎无人问津。直到公元1030年左右，五代六朝时期，北宋三先生之一孙复在创建理学时才首次提到：“推明孔子，抑黜百家，……斯可谓尽心圣人之道也。暴秦之后，圣道晦而复明者，仲舒之力也。”（3）但孙复此时的学术是私学，在社会上没有影响。
历史又过了50多年，到公元1084，中国史学界又出了一部重要的名著《资治通鉴》，作者是司马光。司马光跟孙复一样，对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情有独钟，曾作诗说：“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4）；尤其是在《资治通鉴·汉纪九》中，正式构造了一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由于《资治通鉴》受到了北宋皇帝的赞许，后有胡三省注，又有朱熹作的《通鉴纲目》，于是，这种说法伴随理学的兴起，开始深入人心。就是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在中国古代学术界真正成气候，是从北宋司马光始。
历史又过了800多年，到了1915年，中国兴起了“新文化运动”；到了1919年，发展到“五四运动”。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中国掀起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的高潮，五四“先生”和“小将”首先都将锋芒指向“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这样，众口铄金，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一夜成了中国学术界的“口头禅”。自是之后，只要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问，都离不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了。
历史又过了70多年，到了1993年，孙景坛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一个基点性错误》，大声疾呼：“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是学术谎言，是个历史笑话，是儒学反思过程中最美丽、最诱人、最神奇的充满玫瑰色彩的肥皂泡。”（5）当时，中共中央《求是》的《内部文稿》、《新华文摘》、《报刊文摘》、《服务导报》对此都作了摘要。2002年，孙景坛又发表《〈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新华文摘》摘要了，又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6）2005年，《北京科技报》张星海记者对孙景坛做了采访，“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司马迁未提，班固造假
第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不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有人认为，《史记
》的《孝武本纪》对此不载，是由于司马迁受过“宫刑”，有怨愤的缘故。（8）事实上，司马迁写了《今上本纪》，但在流传中佚失，《孝武本纪》是后人主要用《封禅书》
补的。不过，司马迁的《今上本纪》虽佚，但《董仲舒传》是完整的，如《史记·儒林列传》之《董仲舒传》说：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
居舍，着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缪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
至卒（孙景坛注：至卒，就是到死。），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
瑕丘江生为谷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
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 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
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在这里，司马迁不仅简述了董仲舒的一生，还写了董仲舒的同行兼同僚胡毋生和公孙弘，写了研习与《公羊春秋》相近的《谷梁春秋》的江生，写了董仲舒的弟子褚大、殷忠和吕步舒等，写了董仲舒的儿子和孙子。要知道，司马迁是汉武帝和董仲舒同时代人，做过董仲舒的学生。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在回答上大夫壶遂问“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时，曾引证听董仲舒的讲课笔记说。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弒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
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如果当时确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事实，司马迁怎么会不载呢？
而且，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对从刘邦到汉武帝的汉初学术还有个精辟的总结，说：
“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这里也没提到董仲舒。就是说，司马迁认为，他对汉初思想史的概括是完整和科学的，“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没有遗漏。
第二，不独司马迁，西汉中后期、东汉前期的所有学者对此都不知。我们知道，从司马迁到班固，时差200年左右。在这200年中，中国历史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继司马迁之后，在西汉元帝和成帝之间，中国有个史学家褚少孙，他去武帝时期不远，听过许多宫廷逸闻，曾缀补过《史记》，但对此不知。西汉后期，中国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大学者，就是刘向、刘歆父子，他们相继做过国家图书馆馆长，校理过秘书，熟谙西汉的皇家档案。刘向曾作《别录》、刘歆作《七略》，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图书目录，他们也是中国古代图书目录学的创始人，班固《汉书》的《艺文志》就是删削《七略》而成。但他们对此也不知。东汉前期，中国历史上还有个知名的学者，就是班固的父亲班彪《汉书·班彪列传下》说：
“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其略论曰：
‘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国语》独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
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惟纪、传而已。传曰
他对此事仍不知。除这些知名学者外，西、东汉还有一些普通学者，如西汉石渠阁、东汉白虎观经学会议的参加者，他们对此仍不知。
而且，这些大学者，多是董仲舒的崇拜者，他们都在为董仲舒鸣不平。如：刘向认为，“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已评价至极。刘歆认为其父对董仲舒的评价过高，说：“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后来刘向的曾孙龚平衡刘向刘歆的看法，认为刘歆的看法较妥当——“以歆之言为然。”（9） 另外，刘向对董仲舒事迹的补充说：董仲舒“以老病免归。汉有所欲兴，常有诏问。仲舒为世儒宗，定议有益天下。”（10）如上所述，而班彪对司马迁的《史记》在董仲舒问题上的不满是：“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但是，他们都不知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事。
班固与汉武帝、董仲舒在时间上相距一百多年，为什么他之前的所有学者对此都不知道，而他独知呢？
第三，班固虽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始作俑者，但不能自圆其说。1、董仲舒在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时就是有名的《公羊》博士，为什么会再参加武帝初期的五经考试？2、董仲舒在武帝七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如果存在，它与田蚡在武帝六年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是什么关系？特别是班固在《汉书·儒林传》中认为田蚡的“绌”黄老是“黜”黄老，如果此说属实，那么这董仲舒在这之后又提出“罢黜百家”，这又有什么意义？3、如果董仲舒在武帝七年参加了五经考试，为什么《天人三策》的考题无一与《汉书·武帝纪》在七年下所载的考题相同或相近？4、如果说汉武帝在七年曾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什么找不到采纳的诏书和执行的实录？尤其是，找不到自汉武帝尊儒后，“百家”真的都被“罢黜”，“儒术”真的“独尊”的事实？5、如果董仲舒在武帝七年参加了五经考试，并取得了第一名，为什么在对策后不再给他授博士？6、如果董仲舒在武帝七年参加了五经考试，并取得了第一名，还有著名的《天人三策》，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也被汉武帝采纳，为什么只给他个江都相这样的小官，还远离京师？是褒奖还是贬谪？7、如果董仲舒在武帝七年参加了五经考试，为什么《天人三策》漏洞百出？
另外，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作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他在董仲舒作伪问题上冰山的一角。事实上，无论在《董仲舒传》，还是《汉书》的其他地方，关于董仲舒问题，班固作伪的地方还有许多。还是让笔者评点一下《汉书·董仲舒传》，让读者看看班固在董仲舒问题上，主要都作了哪些伪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