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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鹭英描摹作品 欧阳鹭英描摹作品 曾经的志向 记得小学时候，我的画作曾获得全国少年儿童奖。那时候运动一个紧接一个，需要图文并茂的黑板报、墙报，这些差事都有我的份，班主任蔡文田老师很器重我，经常鼓励我画。可是上初中之后出黑板报换其它学校来的同学，我很失落，自己的特长没处发挥只能在家自己画，没有老师指导，只靠临摹，父亲给我买过许多的画册，国画，油画，水粉画，连环画，他很舍投资，就是没给我找老师，他的朋友圈里没有这方面的人选。后来我参加许多培训班，在培训班里从正规的素描开始，培训班不用交费，只要自己准备画画材料就行。都是文化馆开办的，地点在厦门文化宫，有时在书画社，书画社地点就是现在的玉屏城。后来成为达达派画家的黄永砯曾经是我们培训班老师。我不管到哪里，学员的都是那些熟悉面孔，后来有的学员考上工艺美校，有的考上师范大学，有的考上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考到外地的同学常常跟我通信，交流一些画画经验心得，所以有一度我的信非常多。我的少女时代都是跟这些人玩在一起，心高气傲。我常常临摹一些名家作品，我临摹的画成了父亲炫耀的资本，他常常拿着我的习作给他的朋友看，给他的同事看，还满口答应人家的索画要求。我的理想曾是立志当一名画家，后来阴差阳错进邮电局，只能把画画当为业余爱好，不过我承认学过美术让我终身受益匪浅。 欧阳鹭英父亲 欧阳鹭英姑姑 我的父亲 我父亲是医务工作者，他是从部队转业的医生。说起我父亲的身世也很传奇，我的祖父和祖母都是鼓浪屿救世医院的第三届毕业的医生，他们那一届才九个人，在鼓浪屿救世医院的资料里有这样的记录：厦门救世医院从一九零零年至一九三二年附设医学专科学校，学制五年，校长由历任院长兼任，生源大部分是寻源中学学生：学科有：物理，化学，胚胎学，组织学，生理学，解剖学，内科，外科，眼科，妇产科，小儿科，皮肤科，检验科等，学习方法是上午见习，下午上课，教材是中华博医会出版的教材。共培养六届毕业生一共四十人。我的祖母陈慈敏和欧阳应效就是第三届学员。祖父的专业是五官科，祖母则专攻妇产科。而祖父在与陈慈敏认识之前已经与鼓浪屿一位杨姓女子结婚，生育了一男三女。他与我祖母陈慈敏有没有结婚无处考证，但他们确实是生活在一起，还生了一个姑姑小我父亲三岁，我从没见过祖父，只从同父异母的姑姑那里见过一次祖父的照片，风流倜傥自然不在话下。 祖父和祖母离开救世医院后在厦禾路开诊所，祖父又和诊所护士生了我父亲，陈慈敏把我父亲留下抚养，把护士撵走。我父亲一辈子都没见过他的亲生母亲。抗战前，祖父到新加坡想开辟一番天地，他带着杨姓女子所生的儿子到了新加坡，抛下两个妻子和年幼的儿女。而我祖母陈慈敏抗战期间带着孩子回到鼓浪屿，住在三丘田一带。祖母的父亲陈云龙是南安人，一八九二年被按立为牧师，后来在晋江祥芝教会侍奉到终老。他的几个儿女都在鼓浪屿教会学校受教育，大多数从事教育和医学工作。就在我祖父还在南洋打拼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一时间音讯全断。屋漏偏逢连夜雨，一九四二年的正月初七，祖母出诊途中突发脑溢血去世，葬在鸡山路下方的基督教墓园。那时我父亲十二岁，姑姑九岁。兄妹俩被祖母的姐弟分别领回去抚养。有一次，父亲与他的表姐口角之后离家出走，他从此辍学四处流浪，后到一家洗衣店当学徒工。解放后，他和姑姑都当上解放军，父亲在部队里当一名卫生兵，姑姑当文艺兵。父亲在部队一共服役六年，立过一次二等功，两次四等功，一次军旗面前照相，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员，父亲说他在部队时非常拼命，力求上进。从入伍前的一百三十斤到退伍时只剩下一百斤，还染上肺结核。如果不是身体原因可能还继续留在部队。一九五六年父亲转业之后分配到鼓浪屿医院手术室工作，而我的姑姑退伍之后在厦大幼儿园当一名幼师。在一九五七年全国“肃反”运动中，姑姑被运动波及，自尊心强的姑姑不愿披上那些莫有罪名，她用一条绳子结束了她二十三岁的青春。 特殊病人 一个晚上，正值我父亲值夜，医院收留了一位抑郁症女病号，她是鼓浪屿一位音乐老师。医院没有特殊病房，只能安排在普通病房住。深夜，病人趁着家属熟睡时溜出医院。第二天，一个到井边打水的老人发现打上来的全是半桶水，她叫眼睛好使的年轻人往井下看究竟怎么回事？那位年轻人看完尖叫一声瘫在地上，原来一具尸体浮在井面。 这事故虽然没有医院的责任，也没有我父亲的责任，却给医院提个醒，正常医院不宜收留精神病患者。一九六零年，厦门市民政局在郊区划出一片地，开创了厦门首家精神病防治医院。我父亲作为骨干被调往精神病医院工作。 一年之后，医院来了一批年轻护士，勤劳貌美的母亲被我父亲相中，热恋之后顺理成章结婚成家。我的童年多半时间是在医院度过，跟着那些员工子弟在辽阔无边的医院里疯跑，追杀，跑累了等着食堂开饭。孩子间吵架是经常发生的事，然后相互告状，再分别被大人拖进屋里挨打。记得弟弟曾经把整瓶药当糖果吃光，还好发现得及时，被吊起来打，直到他把药吐都出来。 我常常看到被五花大绑的病人送来住院，关进病房，有的病人病好之后跟正常人没有区别，他们中间不乏一些是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有的是文艺骨干。我无聊时会找病人聊天，病人窗内，我在窗外。窗内的病人心智和童年的我差不多，我让她唱歌，她就唱给我听，叫他们跳舞，他们就跳给我看。我这样做要是被大人看见是要挨批评的，但我能躲过大人的视线。 文革期间医院也有派系斗争，我亲眼看到一些平常受尊重的医生挨批斗，戴着纸帽，挂着牌子游街低头认罪。 父亲总结说：“每一次运动来了之后，发病的人就增多了！” 记得厦门曾有一位家喻户晓的草根明星“肖阿美”他可是医院的老病号。禾山人，一口金牙，家境殷实，据说他疯得越狂在南洋的亲戚就越发达，他可称是业余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什么歌都能唱，什么舞都能跳，只要他在马路边扯开嗓子，围观的人不比看正式演出的人少。在鼓浪屿，温文尔雅的病人非“阿空”莫属了，他独守在他家的大庄园里，点油灯，烧树叶，吃饭配豆饲，过着接近原始人的生活，墙外灯红酒绿与他势不两立。他不妨碍社会，不打人不骂人，出门油头粉脸收拾整齐，打着伞挎着包，谁说他走在路上不是一道风景？ 欧阳鹭英姐弟与父亲合影 欧阳鹭英全家福 七十年代的流行色 那时候，只有春节才能穿上新衣服新鞋子，那么我在春节前就开始向父母谈条件了。记得上小学时候，有一年很流行穿军装，我母亲买了一块最便宜的青头布，再拿去染成橄榄绿，我做一套，弟弟做一套，还要订上四个口袋。军装不合身，特别长，军鞋也不合脚特别的大，可我和弟弟却很高兴，想想那时候的幸福真的很简单。记得我一个女同学，她家亲戚从香港寄来一匹花布，于是，五姐妹都穿着同一个花色的裙子从家里出来时好像走出一帮童子军。那时还流行假领子，就是穿在毛衣里面的半件衣服，如果看过《马路天使》里面就有赵丹穿假领的镜头。假领到了七十年代还在流行，它的好处是省布，在那个买布要布票的年代确实是很实惠的，只要一块领子面料就能做一件假领，记得当时还流行用棉线勾织的假领，三毛钱的棉线就能勾一件。 那个年代，所有的学生都要准备一套白衬衫和蓝裤子，那是重要场合都要穿的行头，不管夏天还是冬天。后来流行的确良和涤卡布。但是价格不低，我记得母亲那件深灰色涤卡上衣还是用工业品票买的，只要她没穿的时候，我就拿来穿，款式就现在来说也很老气，很土气。而那时候我才十四岁，就把自己打扮得老气横秋。我常常为自己没有漂亮衣服而发愁，那时候的衬衫大多是素色：白色，粉色，黄色，蓝色。我就想办法在衣服上变花样，就在胸前绣一棵椰子树，两只海鸥，要嘛绣两排对称的连续图案。不仅我会做，很多女同学都会这一招，大家把图案传来传去。 花痴 有人喜欢养狗养猫，我却对养花情有独钟。 追溯这雅兴的起源，恐怕要从小时候说起了。那时候在鹿礁路住着一位女同学，她家条件优越，住着独栋别墅，特别是屋顶上有一个大花园，我喜欢到她家听她弹琴顺便能到顶楼看那些姹紫嫣红的花草，那些精雕细琢的盆景，在我十二岁的心灵里，第一次感受到花卉的美，它们是千姿百态，矫情和受宠。那些小巧玲珑的紫砂盆上种的多肉植物、仙人球造型各异，我盯上了一盆红色叶子的多肉植物。同学很慷慨地从花盆里拔出一两株送我。回家后我把它们摆在窗沿边，每天不忘给它们浇水，幻想着能长出一片绿洲。不到一星期，那些叶子一片片掉光，后来连根也烂了。我再去向同学请教，同学告诉我花盆底部要能泄水，植物要有日照和露水的滋润花才能养得好。我惭愧家里没有养花条件，只能生生地抑制住这爱好了。不久之后，家里屋顶漏水，房管局派人来揭瓦修房，他们把家里的那扇固定的天窗撬开，我发现了屋顶上那十几平米的平台，这不是可以摆放花盆吗？房子修好之后，我让房管局的泥水匠不要把天窗口封死，改为活动式天窗，我们又买了一把竹梯架在天窗口，每天直上直下，那时身体轻盈，腿脚灵活自如，换成现在恐怕非摔下不可！我把破脸盆，破痰盂，废弃的空罐都统统搬到屋顶，那一尺半宽的天窗，往上面送东西着实困难，只好叫弟弟帮忙，他把土装在桶里后我在上面慢慢吊上去，水也是一桶一桶地往上提。刚开始我种的是芍药，月季，茉莉，这些花都是向邻居和同学家里要来的，几乎不花一分钱，在我精心呵护下，那些花也开得娇艳灿烂。小小的天台，不仅满足了我种花的爱好，我们还将天线绑在顶楼，为了能收看台湾电视。同学来了我很自豪地将她们带到我的屋顶，让她们欣赏我的花。后来又添加了紫罗兰，秋海棠，三角梅。每天嘎吱嘎吱爬上爬下，好像再演《地道战》。 欧阳鹭英父亲军旅照片 酒仙 我父亲原来是烟酒不沾，后来却嗜酒如命。母亲常常说，当初如果知道他爱喝酒才不嫁给他呢！ 父亲的性格耿直，率真，有什么说什么，这在我的性格里就能辨认出他的足迹。由于他常常得罪领导，也常常被小人算计。他有想不通的时候，也有沮丧的时候，这时候酒也许是他最好的朋友。第一口辛辣，第二口烧心，第三口什么都忘了。这就是酒的好处！几次这样轮番之后渐渐染上了酒瘾。 记得我和先生谈恋爱时，他为了讨好我父亲，常常提着酒上门。送来的酒大多价格不菲。我父亲心里高兴，可是这些好酒不够他喝两顿就没了，他把我先生拉一旁悄悄说：你买的酒太贵了，我喝不惯，你下次买档次低一点，多买几瓶就好了！他求的是量而不是质，这就是酒仙的共性吧！ 我从小就给我父亲打酒，记得当时一斤地瓜酒六角钱，每次买半斤，拿一个空瓶子去装。父亲的酒配很简单，一碟花生米，有时一个皮蛋。父亲二两酒下肚之后话最多，一些陈年往事都是他在半酣之后滔滔不绝抖出来的，好在我记忆特别好，到现在依然还记得。 年纪慢慢增长的父亲酒量也在不断增加，最后已经是无酒不欢了，在他六十三岁那年的一个午后，他突发脑溢血再也没有醒来。 如今斯人已去，鼓浪屿的故事也在不断更新。就像长江的流水滚滚向前，不为任何事，任何人做停留。这里我引用林清玄的散文为结尾：世界浮华短暂，只要我们坚持一些恒久的价值，就会发现许多事俞久俞醇，俞陈俞香，可惜的是，生命恒久香醇的滋味，很少人愿意去品尝！ 欧阳鹭英 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七日完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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