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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洪卜仁、洪椎甫、洪少珍 被称为厦门“活地图”、“活字典”，知名度极高的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其家史首次被曝光，一段珍贵的厦门往事浮出水面，原来，洪老可不仅仅是一介书生，他曾是解放前夕智勇双全的地下党员，与厦门烈士刘惜芬同一阵营。非常巧合的是，他的弟弟洪樵甫，阴差阳错地成为刘惜芬的同牢难友，见证了刘惜芬在狱中的最后时光。 一个偶然的机会，与几位笔友聚在一起吃饭。一位摄影师掏出几张照片供大家欣赏，其中一张照片是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的弟弟洪樵甫。虽说是兄弟，在体型上和相貌上都差别很大。我见过这位老人，曾经在轮渡等船时与他有过短暂交流，但我不知道他是谁。朋友说他是摄影家，住在厦大宿舍，他的夫人是厦大教师。我不知为什么头脑里突然闪出一个人与他联系在一起，那是母亲曾经说过的一位没缘份朋友，大跃进时代，那人在食堂当会计。多年之后，已经退休的母亲在路上与他相遇，他胸前挂了个照相机成了个摄影爱好者，成婚后住厦大宿舍，名字也是洪某某。我知道母亲年轻时算是漂亮的，当年提亲说媒的都被她拒绝了，因为她有自己的标准，能被母亲提上桌面的人也就是这位洪先生，也许我出于捍卫父亲的尊严，每当母亲说起她的青春往事我都只听进去一半。那天，留在记忆中的只言片语拼凑的人怎么跟这位洪先生那么多相同之处？为了避免弄错，我随即用手机翻拍照片传给我弟弟，让住在弟弟家的母亲辨认是不是认识这位老先生，不一会儿，弟弟发来微信：没错，就是他！于是，全桌哗然！ 那位摄影师也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向洪先生确认，电话打通之后还将电话递给我，让我跟老先生说几句，洪老先生误以为是我母亲，喊着我母亲的名字，当我说明自己是某某人的女儿后他连连说：有缘有缘，一定要找个时间请我母亲一起吃饭。 总算找了个一起喝茶聊天机会。洪老先生回忆当年的情景无比感慨，那时他刚刚从银行被开除后的落魄期间遇见我母亲，因为没有稳定收入加上内心的自卑，哪怕心里喜欢也不敢往多处想。 三岁的洪樵甫与三哥洪永宏 抗战前后的家庭变迁 洪樵甫出生于1932年，祖籍惠安，世代以航海为业。父亲洪开昌从小体弱多病，不适合航海工作，只身从惠安来到厦门学做首饰工艺，一九二一年与惠安女庄素成家后，在镇邦路开一家“成兴金铺”兼做美孚石油公司代理。由于他的工艺好，经营有方，生意做得逐渐起色。一九三零年在厦门港（厦门港冷冻厂旧址）建造一栋楼房，洪家与亲戚一共建了几栋楼房都挨在一起。日本占领厦门时，日军不仅抄走洪家经营的美孚产品，又强制拆除洪家的楼房，说是要建造水上机场。全家人连同祖父母只好从厦门迁居到鼓浪屿福建路L58号，过去的福建路附近有吕宋路，马里拉路，宿务路，解放后全部改作福建路。庄素为洪开昌养育十个子女，她虽然没文化，却是个勤俭善良的传统女性。樵甫上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下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樵甫五岁上小学，童年的樵甫与三哥永宏都参加福音堂的唱诗班，音乐的熏陶让他们有很好的音乐素养。十一岁樵甫从养元小学毕业后，继而升读英华中学。体弱多病的父亲在日本人投降那年去世，年仅五十二岁。第二年全家又搬回厦门，入住镇邦路二十八号自家店屋，母亲与亲友合开“建昌钱庄”维持生计。从英华中学毕业后的樵甫又到双十中学上高中。同年，毕业于暨南大学的大哥洪笃仁在台北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当“教育视察”，他结识了一位台中女孩并选好婚期，邀请母亲大人参加他的婚礼，母亲放不下家里的重担，让樵甫与三哥永宏和二姐少珍到台湾参加大哥婚礼。那时樵甫的二伯在“英航轮”当船长，坐船都不用掏钱。婚礼过后永宏与少珍回到厦门，大哥为了要减轻母亲的负担将樵甫留在台湾。在“建国中学”上高一下学期，才上几天学，台湾二二八事件发生，学校停课。三月八号的早晨，樵甫与大哥正在厨房里做早餐，听见敲门声，笃仁开门，来人问：你是洪笃仁？大哥回应：是！随即两把手枪顶在大哥腰间把大哥拖走，樵甫冲到门口，迎面撞在一位军官的肚皮上，来人气势汹汹，一把揪住樵甫衣领拖到楼上，紧接着对二楼的房间进行全面搜查，樵甫从窗户看到大哥被推进一辆黑色小车开走。大哥带走之后，无处打听大哥的消息，那时机场天天都枪毙人，大嫂每天都到死人堆里去翻看一具具尸体。那些无助的日子里，大嫂以泪洗脸，樵甫人生地不熟，想救哥哥也没门，跟大嫂商量后只身回厦门搬救兵。 母亲知道后急得团团转，最后从房间里翻出一些细软交给神通广大的洪卜仁，说：拿去吧！想办法将你大哥赎回来！卜仁买通特务头子后被获准进监狱找笃仁，他很快认出眼睛蒙着黑布的笃仁（笃仁自从被抓后眼睛一直蒙着黑布）监狱要求要有人出面担保才准许放人，卜仁找笃仁的同事出面担保。从监狱出来后的笃仁携妻子跟弟弟卜仁一起回到厦门。 大哥洪笃仁 解放前夕进监狱 洪笃仁回来后，洪卜仁凭着自己的人脉关系介绍笃仁到金门教书。樵甫继续在双十中学上高中。那时，洪笃仁与三哥洪永宏都参加闽西地下党，洪永宏在一九四七年考进厦门大学会计系，在大学里洪永宏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接受党的教育，成为热血青年。在他的影响下，大哥洪笃仁也加入闽西地下党。卜仁参加闽中地下党，两边的人都互不相知。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特务头子毛森从上海调到厦门，任厦门警备司令。三十一日深夜，厦门全市宵禁，呜呜的警笛声伴着大搜捕，一批批地下党员、团员及革命群众被戴上镣铐，推上囚车。 第二天一早，樵甫的三哥和大哥接到上级指示，隐蔽撤离厦门，当时，毛森已经下令封海，出岛困难极大，笃仁与国民党某部头领李良荣下属是同学，原计划要策反李良荣的部队，工作刚有了进展，该部队突然接命令调往金门，笃仁与永宏悄悄跟着李良荣的部队渡海到金门，三天后再从金门到大嶝岛，徒步从莲河走到安海，最终走到泉州与闽西地下党团聚。以此同时，参加闽中地下党的二哥洪卜仁也撤离厦门，回到老家惠安躲避。随后叛徒就领着特务到了镇邦路家里进行搜捕，要抓的人没抓到，恼怒之下将年仅十七岁还在读高中的樵甫抓走。又派两个特务留在洪家守候。 第一夜，樵甫跟所有的难友被带到虎头山上，双手被捆绑吊起来严刑拷打。说！洪卜仁去哪里？特务凶恶地问。樵甫还是个孩子，他用哭声来抵赖：他去香港了！第二天，所有的囚犯两人绑一块，绑成一串一路被推推搡搡从虎头山步行到寿山路麒麟别墅。别墅里面的每间房间都关着刚抓来的囚犯，他们背靠墙席地而坐，虽然双手被反剪绑住，头发与衣服也走了样，但眼睛依然炯炯有神。看守所只有一个特务，往返巡逻几个房间，特务一背过身，囚犯就抓紧时间交头接耳。特务马上回过身喊：谁在说话？不许说话！几个地下党员认识卜仁，见到樵甫就小声说：卜啊小弟也来了！所有的目光聚向这个小弟，似乎在说：不要怕！黎明就要来了！刘惜芬也关在这间屋里，她跟汪明辉坐一起，两人不停地交换信息，特务为了阻止他们说话，就让樵甫跟汪明辉换位置，把汪明辉与刘惜芬隔出距离。刚开始几天，男女混合关在一起。九月的厦门依然闷热，好像正在酝酿一场暴风雨，分不清是汗水还是血水将衣服与皮肉黏成一块。女犯人不多，约十几个。除了刘惜芬外还有几个电话小姐也被抓进去，一位叫崔有慧，一位是徐淑智，徐是鼓浪屿“再会”老板的大女儿。几天之后所有囚犯又转移到看守所，（现在的厦港消防队）到那里就男女分监，中间一条过道，两侧是木樑做的栅栏，犯人睡在木板上。门口放个尿桶，供犯人排泄。过了下半夜，就有囚犯轮流被叫去审讯，常常听到凄厉的嚎叫声和叫骂声，樵甫每夜被饥饿和吵闹声折磨得睡不着。因为罪名不成立，年龄又小，每天派他与监狱的一位难友给牢房分饭，饭是用锅巴熬出的汤，又黑又稀且带着焦味，就着萝卜干，这样的粥每人只有一碗，叫那些囚犯在还阴还阳之间徘徊。狱中两位戴脚镣是重犯，一位是杨越，与周景茂关一间牢房。另一个周烈，他是国民党中将，周烈与一位姓林的特务关一起，林姓特务在监督周烈一言一行。一次，樵甫分饭分到周烈牢房，周烈问：小鬼，你姓什么？樵甫说：姓洪。周烈说：不得了！你家有三个共产党。一句看似玩笑的话让樵甫头皮发麻，小腿打颤。最后周烈被毛森活埋，那位监督周烈的特务最终死在共产党的枪下。临解放前一周，樵甫与同监狱十七位难友被释放，释放之前，特务说监狱要出墙报，每人必须写一篇骂共产党的文章，特务先把共产党罪行数落一通，再让他们各写一篇，不识字的就免了，樵甫是高中生想躲也躲不了，就写了一篇。保释后的第二天《江声报》刊登整版四篇都是这些难友的文章，洪樵甫做梦也没想到就是这篇反共文章让他被银行开除且蒙冤二十三年。 刚参加工作的洪樵甫，左边是吾惠冬，右边是十七岁的洪樵甫 从银行职工到木匠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日，厦门解放。二哥洪卜仁在惠安老家当上小学校长。三哥洪永宏分配到市财经部工作，接管国民党所属银行。大哥洪笃仁先后在《厦门日报》和文教部工作，后转入厦门大学中文系当教授，为著名语言学家，《汉语大辞典》副主编。 刚从监狱放回来的洪樵甫体重不到四十公斤，手腕上还留有绳索捆绑的勒痕。当洪永宏把他推荐给厦门人行领导，领导看不上瘦不拉几的樵甫，委婉地对永宏说：他还小，让他再去读书吧！一个月后，洪永宏与吾惠冬，蔡莳接管漳州人民银行，他又把樵甫带到漳州人民银行，漳州人行的领导不嫌弃樵甫，把他留在行长室，管理档案，密押，印鉴。那年樵甫刚满十七岁。当时是供给制工资，一个月领六块钱，加上每天一斤半粮食，当时的顺口溜叫作：干不干，一斤半。一年后，诏安人民银行需要人，樵甫前往诏安人行，诏安人行的行长是南下干部，羊倌出身，大字不识一个，所有的汇票都要行长签名，樵甫只好拉着行长的手签名，根据这张签名再去刻成橡皮印章。一九五四年，诏安银行派樵甫前往上海银行干部学校学习，樵甫激动得一连几天没睡好。在银行学校樵甫的成绩优秀，分别当了两个小组组长，体重也增加到九十九斤。 上海学成之后，樵甫每月工资高达六十九元。一场“大鸣大放”的整风运动紧接着“反右运动”到来，诏安银行团支部书记被打成右派，作为团支部副书记的樵甫一时想不通，向单位申请停薪留职，用三天时间复习文化课，考上集美航海学校，录取之后，他去跟右派朋友告辞。刚到学校报道不久，一份发自诏安的电报追逐他而至，要他速回单位开会，樵甫回去当晚银行宣布开除他的公职。罪行第一条是：一贯思想反动，解放前就辱骂共产党。 失业的樵甫回到厦门。当时，他所有的信仰都被毁灭，剩下的只有纯粹的孤苦。善良的母亲不断开导他，给他生活下去的勇气。那年，家里的兄弟姐妹都在不同程度受到的冲击，二哥洪卜仁被打成右派，生活一下子没了着落，樵甫和二嫂每天到厦港不见天敲石子，瘦弱的手臂轮起大榔头一下下把石头击成片，二嫂再敲成小石子，每天的工钱大约五角钱，回家腰酸背痛，十指也伸不直。 大跃进时代，厦门实行公社化，街道办起了大食堂，樵甫在食堂当一名会计，由于他心灵手巧，身兼多职，刚开始每月领四元补贴，后来升到十元，二十元最后高达二十六元。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外地木匠到食堂讨饭吃，主任收留了木匠，樵甫工余时间悄悄观察木匠手艺，回家自己做了一台机床模仿制作。食堂解散之后，他又成了一名木匠，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收入近百元。由于他身份不好，工作不稳定，直到四十几岁还孑然一身，独自服伺年老的母亲，母亲生病卧床期间他守候在母亲床前不离不弃。直到一九七九年，在母亲的不断催促下，经人介绍，一位坚强勇敢的知识女性与他组建家庭。一九八零年，被蒙冤二十三年的他终于获得平反，恢复公职正式退休。 欧阳鹭英写于2017年4月23日 解放初洪樵甫与三哥洪永宏 洪樵甫与二姐洪少珍在香港 福建路58号旧址 作者简介：欧阳鹭英，鼓浪屿人，曾与人合作纪实文学《用爱等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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