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洋”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声名显赫的习见名称，内涵凡有数变。 “北洋”，源头古意仅是地域概念。历史上的“北洋”，泛指中国北方近海的地域海域。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北洋”在地域概念中掺入了官职概念。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1861年1月20日清廷谕令将北方的牛庄、天津、登州划归新设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管理。三口通商大臣历时十年，基本上是由崇厚担任。 1870年，授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钦差，办理通商事务。“津海归直隶津海道管理，山海归奉天奉锦山海道管理，东海归山东登莱青道管理，俱隶北洋。”为了对应“南洋大臣”的职衔“与北洋遥峙焉”，自此，“三口通商大臣”改用“北洋通商大臣”称号。此时，一般是“南北洋”并提“北洋”不独立使用。 1867年12月31日，丁日昌奏请创建三洋水师，“一曰北洋提督，驻扎大沽，直隶、盛京、山东各海口属之；一曰中洋提督，驻扎吴淞江口，江苏、浙江各海口属之；一曰南洋提督，驻扎厦门，福建、广东各海口属之”。此时的“北洋”仍指地理方位。 1874年，总理衙门创议筹办海防，提出“先就北洋创设水军一师”，1875年，李鸿章受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1888年制定《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设于光绪中叶，直隶总督李鸿章实总之。” 《钦定大清会典》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篇》关于南北洋大臣的职责描述是：“北洋大臣一人，掌北洋洋务、海防之政令,凡津海、东海、山海各关政，悉统治焉。” 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北洋大臣的前身三口通商大臣就有参与国家外交的传统，李鸿章不仅继承此例，且加以扩大，仿佛总署的外派机构。李鸿章几乎参与了此后清廷的一切对外活动，从接受国书、订约换约，到勘界划界、教案处理、筹设使领等等。 “北洋外交”某种程度上也是清廷的外交。从天津教案后至甲午战争的二十余年间，清朝外交有某种北京的总署与天津的“北洋”并存办理的二元化征象。  在李鸿章年代,“北洋”似乎成了他一人尊享的专称，张树声等也曾作过直督兼“北洋”，但在时人眼光中，只有李鸿章一人堪称“北洋”。李鸿章“兼职成了国家外交全局的主持人。总理衙门几乎办每一件事都要向他通报情况，向他咨询，吸取他的主张；他在北京的外交中枢也发挥着独一无二的影响。他还插手驻外使领人员的任用。许多驻外公使经常向他汇报、听取他的指示。他的外交实权发展到了几乎无所不包的地步。” 甲午战争爆发时，李鸿章的“北洋”外交也发展到顶峰，以致谏者安维峻发出“枢臣一味迎合北洋之意，实所不解”的感叹！ 随着战事的不利，李鸿章被迫从直督任上退下，“北洋”外交戛然而止，继任者无论是临时替换的王文韶还是 荣禄,或者掌军权的袁世凯，在外交上都无法发挥李鸿章的作用，北洋大臣专门职掌外交的原初含义逐渐不存。  甲午战后，袁世凯编练新军“北洋军阀”于此创建基础，但此时，袁世凯并不能称“北洋”，因为“北洋大臣”是直隶总督的专属，当时由权臣荣禄等担任，而袁世凯及所部是不能越级妄称的。这点，过去常有含混。 民国著名军事史家文公直曾言：“盖清末编练正式陆军始于小站北洋系，北洋系（亦曰小站系）之名于是乎产生。”“北洋”老人张国淦在《北洋军阀的起源》一文中也说：“甲午中日战争后，清廷深知旧式军队已不足恃，于是改练新军之说大盛。张之洞首先倡练江南自强军，亦曰南洋新军，其后袁世凯所练新建陆军，称北洋新军，盖对南洋新军而言，并无所谓派（系）也。”这些言称是在追溯“北洋系”的由来，而非当时就称“北洋新军”。 1901年，李鸿章去世，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此后“北洋”才被袁世凯系统正式采用，最早见诸官方文字或是1902年袁世凯所拟《北洋创练常备军厘定营制饷章折》，这或许是袁世凯首次自谓“北洋”“北洋常备军”后简称“北洋军”。 不久，清政府统一称陆军，但习惯仍称袁世凯训练的军队为“北洋新军”或“北洋军”。 袁世凯时代的“北洋” 从个体变成群体,从一人变成集团。“一曰北洋，袁世凯主之”，从而形成所谓“北洋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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