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读过书的学校，不会只有一所。我也一样。我读过的学校，除一所在成都外，其余都在古蔺。与古蔺的单纯不同，成都的学校带给我的记忆要含混和复杂得多，既有个性的舒张和高扬，也有青春和激情的淋漓挥洒，更有时代的迷离和隐痛。
我读过的古蔺学校，前后四所。按就读时间的先后顺序，第一所是生产大队自己出钱办的、只有两个民办老师和两个班级的、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东风小学，最后一所，就是古蔺二中。
读过书的学校，未必就都乐于称之为母校。学校和母亲毕竟大大不同。母亲对子女的无私，是人类和历史普遍公认的，至于学校对求学的学生，我宁愿相信大多也是无私的，但无论怎样，学校的属性要繁复和混杂得多，总不会有母亲那么直接和干脆。
古蔺的这四所学校，虽然我的印象各有差异，不过都无一例外地在内心被当作母校的。我对它们印象的相同之处，是朴实、温和与亲切――但它们并非没有活力的那种简朴温雅，实际上，它们不会缺少自主和追求，有的甚至宽厚强劲而堪称教化育人的典范。这实在可贵，因为被异化的学校，委实不少。不错，古蔺就是古蔺，这里民风要纯正一些，所以无论经过怎样的风波和折腾，也总是少一些功利而多一些理想，少一些虚伪而多一些实诚。记得前几年回古蔺，乘客中有两三位外省女研究生，是去探望古蔺老公的，听到她们褒奖古蔺男人，说古蔺男人能干而又实在，有责任感，不玩小聪明。古蔺风气如此，形成这样的学校，似乎顺理成章。
古蔺的学校，并不富裕，硬件条件普遍很差，但这恰恰更能彰显它们的骨气、出色和挺拔。
在我的心目中，古蔺二中是这四所母校中唯一堪称典范的学校。我的感受是，大凡有所追求的学子，是可以把自己托付给古蔺二中的――那种完全信赖而无需保留的交付――只要你愿意对自己负责，它都会真诚地给你关照，让你能收割到自己的希望。它不会有半分的吝啬和虚假。
古蔺二中最先不叫古蔺二中，称为兴本中学，现在也不叫这个名称，称为东新中学。有过三个名称的古蔺二中，有过两个校址。第一个在雷家沟，那是我的出生地；我的户口，就曾经保留在那儿的乡政府；雷家沟与我家一沟相隔，鸡鸣相闻，对望能看清人影――另一个呢，就是现在的东新。
在雷家沟时，它先是兴本中学，后是古蔺二中；在东新，它先是古蔺二中，后是东新中学。兴本中学后来的名称，“古蔺二中”源于规模，“东新中学”源于地名。前者出自毛泽东时代，后者当属八十年代产物。
与兴本中学相关的，有两个词汇，一是民国，二是雷绍清。前者是它横空出世的时间，后者则是一个资本家的名字，一个我觉得整个古蔺历史上大放异彩和能够长久的人名――兴本中学，就是这位雷家沟一带土生土长的、依靠勤劳和智慧致富的、胸怀宽广的豪杰，无偿花掉大半家产修建的。
我无法得知这位豪杰为什么会取“兴本中学”这一校名。不过，这校名很实在，“本”者，本地也罢，本份也罢，本色也罢，本原也罢，根本也罢，完全没有后来我们社会流行的某些冠冕堂皇。绝不言过其实而自欺欺人，这大约也是古蔺二中与众不同的地方吧？
很小的时候，尽管那时谈论资本家完全没有现在这么时髦，甚至还要担一些风险，却也时有听到身边的人说起雷绍清其人其事。没听说过古蔺历史上有过什么大名人，但小名人总有一些的。普天之下，无论哪个地方，当官的，发财的，舞文弄墨的所谓人才，都不会缺少，不过不那么投机而做些实际贡献的，恐怕就难有几个。于古蔺的历史，雷绍清或许不被那么看重，但我想，若抛开这位同乡雷绍清，又有哪一位古蔺名人值得我们去景仰呢？
古蔺二中的历史，无愧于用“悠久”这个词语去标示。早在一九三八年，兴本中学就已经开始修建。中华民族现代或准现代教育的历史，远非久远；对于大学，有此历史跨度的，不会很多，于中学而言，就更少了。我想，在我的出生地，那个川黔交界的偏僻乡村，早在三十年代就有如斯进步追求，总算可以获得一些满足了。
应该说，我与古蔺二中的缘分，贯穿了它的三个名称和两个校址；它的三个名称和两个校址，贯穿着我在古蔺生活的岁月。
第二个名称古蔺二中，里面还有我父亲的一些经历。父亲生于一九四七年底，学校搬离四十余里的东新前，父亲还是个少年。因为复陶小学一位彭姓招生老师的傲慢，聪明好学的父亲没能报上名，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了我的第三母校，我上过这位彭老师的课，上课时，我的头脑中总是闪现这幅图景。失学后的父亲，小小年级就背着一些冬瓜、萝卜、豇豆之类蔬菜到雷家沟卖给二中的师生――父亲向我讲述时，重点强调的，是他对来自全县各地学子的深深羡慕。其实，父亲并不知道，当时我对古蔺二中的搬迁，是多么的失落和伤感啊。我在古蔺生活的时代，周围很多个公社都没有一所正规中学，只有小学学校里办的初中班――这些被称为“戴帽子中学”的、数量很少的、有些主要课程由于缺乏教师而未开设的初中班，将会成为我无奈的选择。
我的第二母校，说是雷家沟的新华小学，其实，它就是最先的兴本中学，后来的古蔺二中搬迁之后留下来的整个“摊子”。除了不再有中学的名称，也不再有中学师生的身影，建筑经过时光的侵蚀更加破旧之外，一切照旧――包括天井中那棵粗壮的、香飘浓郁悠远的桂花树。是的，教室还是那些教室，操场还是那个操场；学校的布局，还是那个“雨”字――曾听人说，因为兴本中学地处雷家沟，且是在雷家祠堂的基础上大加改造，所以曾计划修成一个“雷”字，但不知何种原因，一直有“雨”无“田”――有一年回家，看到新华小学搬到千米之外， “雨”字头七零八落，所幸，在所谓“田”的位置，立起了一所名称也叫“兴本中学”的崭新学校来，首任校长，就是让我经常想起的古蔺二中同窗甘宗林。
在古蔺二中的第一个校址――雷家沟的新华小学毕业时，非常意外，新华小学给了我两张初中录取通知书。第一张，是本校初中班的，第二张，竟然出自我心仪已久的古蔺二中。原来，那一年，古蔺二中为培养人才，在古蔺县的部分乡镇招收“尖子生”，组成了一个“尖子班”。
那个年月，我家特穷――毛泽东时代开头那些年，对农民还是不错的，祖父依靠勤劳和精湛的木匠手艺，换回来了很多粮食，但后来“被集体”了；本来，“被集体”也没多少弄得那么干净的，但由于祖父的能干因而有些殷实，成为了典型，也就“被集体”得最彻底；父亲分家出来后运气也不那么好，就一直穷到八十年代中期――去四十里外的古蔺二中读书可是必须住校的。父母实在难以拿定主意。但终归，父母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为我出发前必须的准备工作，父亲去粮站交了粮食，母亲再把仅有的粮食拿去街上卖掉，给我做了两件像样一些的衣服，并且夜挑灯火为我赶出了一双布鞋。
这次我在古蔺二中，只读了一个学期，冬天的一个学期。那些时，中国的生态环境还很好，古蔺的气候，冬天雨雪特别多。家到二中，四十里地；山区的道路，不是陡上就是陡下。学校的学生周末都要回家，所以留下来是没饭可吃的。我周六放学后离开，周日中午再从家返校。每遇雨雪，道路泥泞不堪，连滚带爬，甚至披星戴月。途中的李家寨一带，偶有为酒厂运送原料或成品的货车在路上奔驰。那时的我，一个个头矮小的初一少年，难以承受这样步行的苦楚，每遇货车，就拼命上爬，不过往往以失败告终，被运行着的汽车摔将下来，偶有侥幸成功，也总是被司机撵下。父亲听说了这些事，很为我的安全担心，看着我回到家时从上到下一身稀泥的狼狈模样，一阵心酸，说什么也不让我在二中读下去了。
这一学期，我们的班主任是王启学老师。王老师外表温和，其实，他以铁面无私著称；他对学生的爱护有目共睹，但对学生的批评也格外严厉。在这个尖子班里，我的成绩还算不错，记得期末考试语文和数学都是第一，不过数学有人同我并列，并列的人叫王学良――一九九三年，曾意外地收到他的来信，他是太平中学教师，也酷爱文学创作。
因为相处短促而又已历久远，这一学期的同学，几乎记不起来了，不过因为一些印象深刻的少年趣事，还记得两位。一是同桌的女同学，叫曾慧，是二中曾正平老师的千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个娇小、漂亮、聪明的机灵鬼了，只是早些年曾听说过她的消息，她考进了县师范，当时在县内的某所学校教书。二是甘宗林，他是我姨婆（祖母的妹妹）的堂侄孙，所以小学时去姨婆家就知道了这个同龄人，听说现在是古蔺县教师进修学校的书记。那时我坐第一排，甘宗林坐在第二排我的后面。我们的左右都是女生。爱出“鬼主意”的曾静与我右边的女生联手，下课时把守着“要塞”，不让我离开座位。甘宗林的“左右”受其感染，如法炮制。结果我和甘宗林的选择各不相同，甘从二排桌下钻，再经过我的课桌钻出去，我呢，直接就从自己的课桌上跳出去了。
在我的求学生涯中出现了上面所说的第三母校。我的生命与古蔺二中意外相遇，短暂的数月之后，又得黯然分离。在复陶小学的初中班里，尽管我的成绩也名列前茅，但对前景感到一片茫然甚至绝望。那时偏远的农村学生是没有条件去县城读高中的，何况只有县城才有的高中，也难以考上稍好一些的大学；而这个学校，很难有人考上中专或者中等师范学校。
命运，总是让人感到难以捉摸。如同当初我没有想到，会赶上二中那些年里唯一的一次大范围招生，或者没有想到仅仅几个月后就会同二中匆匆“分手”一样，我同样没有料到，我会再次迈入二中的校门。
原本仅仅期望我能识一些字，长大后在农村免受欺淩的父亲，看到我自小学至初中一贯拔尖的成绩，又感觉到了我当时的失落，开始为我担心起来――况且我年岁渐大，当初那种担心的程度已经大大降低――他做出了我返回二中就读的选择。
这是一九八五年。二中刚刚改名，成为了东新中学。第一次和第二次接受我的，是同一个人。不过王老师已经变成了王校长。王启学校长招生绝对是只看成绩不看人的，而我的成绩，离开二中后已经拖后得太远。当这位值得尊敬的老师或者校长写下我的名字时，一颗上跳下窜的心终于平静下来。
在东新中学，我遇到了求学生涯中能够使我产生自信的第二位老师。他叫李支甫。这样的老师，我有幸遇到三位。第一位是启蒙老师雷辉仁，他是生产大队的民办老师；第三位则是成都读书时的奇遇，他是曾经誉满全国的诗人、现在的民营企业家尚仲敏。这么多年来，我的自信，在惯于耗损自信的琐碎世事中，从未消解；它从未间断地贯穿着这些沧桑岁月；我带着它走到了今天。这样不易被磨灭的自信，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三位恩师对我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
李支甫老师是我们八六级四班的班主任。这个初三班是临时组建的。因为二中牌子叫得响，这个班学生中除了来自东新和附近的自强等乡外，不仅有大村、二郎、复陶、新华、石屏等很远乡镇的，也有不少来自更远的石宝、龙山等片区，甚至，离县城并不远的永乐等地，还有将近十人慕名而来。它是学校唯一的王牌毕业班，不仅任课老师严格挑选，而且据说每个学生都经过了王校长的特别审核。
那时东新中学依然非常简陋，但教学楼还算牢靠，较之而言，年久失修的住宿楼，就可谓破陋了。
男生住宿楼是一幢以木质、竹片和石板为原料的二层建筑，木板并不规则，所以有很多孔洞，楼道和楼梯比较狭窄，它们的扶手，不少已经松脱。男生们大多都住在楼上。底层的屋子，要少得多，另外的空间被一个通向三方的走廊所占据了。这个走廊并不大，估计就一两百平米吧，但它的效用大得出奇，既是学校搞一些文体活动的场所，又是遇到恶劣天气时学生吃饭能够避开风雨的地方。
我们的教室，不在教学楼，而是男生宿舍楼底层，一间因为太过潮湿而被废弃的屋子。我们的寝室正好在教室上面，所以教室的楼顶，其实就是我们班男生用于睡觉的地板。我们班五十六人，男生不少于四十，这么多人，晚上就挤睡在与教室面积同样大小的木质地板上。巧合的是，这间寝室，就是当初我住在其中的那间。那时学校条件差，学生宿舍太少，而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都很贫困，也不会有什么行头可以占据地方的。带上单人的草席和被子，就算相当丰富了，还有不少学生两人共用一套单人的行头呢。记得非常清楚，我和晏禄涛就共用一根草席和一床被子――被子是晏禄涛带来的。没有床，我们的草席只能直接铺在宿舍的地板上，这些草席紧挨着，整整齐齐分列两排，即便这样，中间的过路通道仍然所剩无几了。
眼看冬天已然逼近，寒气让人难堪，伙伴们准备去附近稻田弄些稻草，铺在草席下面御寒。附近的村民都很大度，看到农家学子取走自家稻草，不会加以干涉，有时还会动员学子们多取一些――怎奈冬雨一时不会消停，田间的稻草湿漉漉的，哪能合用？只有等待天气放晴了。
下雨天气为我们带来的不便，稻草问题并非首当其冲。毕竟，这仅仅冬天才需要，而且雨水的阻隔是暂时的。下雨天气，使我们在宿舍上下楼梯时，遇到了困扰和挑战。学校的场地，雨天是到处烂泥的。扶手已经很稀疏的木板过道和楼梯，粘上稀泥后相当滑溜。好在都是身手矫健的小青年，而且是较老的房屋，楼梯并不太高，所以下楼时，尽管时有下到两三梯后，便因滑溜而不得不跳到地面的情况，但总是没人受伤的。
学校的食堂同样极其简陋。没有供学生吃饭的场地，更谈不上什么饭桌之类。只要是晴天，学生们就露天站着吃饭。我们是每八个学生自愿组合为“一桌”的。食堂的家当主要是一个蒸饭的大甑子，放进一些洗脸所用那种瓷盆用于蒸饭，另外就是一口煮菜汤的大铁锅。我们每桌的饭就是一只瓷盆，只盛到不到一半的样子；八个人将饭分完，再用这只瓷盆去盛上更少的汤菜。那时我们都只能食素，而且菜汤品种不过三几种，随季节自然变换，季节出什么最廉价的蔬菜，我们就每天每顿都用同样的一种菜汤。也有所谓“打牙祭”，每周能吃上一顿肉的，不过这样的打牙祭，无非是菜汤上漂浮着很少量的肥肉小碎片而已。
在学校里无法吃饱的日子，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如此之深，肯定超过现在年轻学子们的想象。学生们对饭的分配，很值得一说。我们是用筷子将瓷盆中的饭划成八块，但饭的大小是多少有些区别的，分配方式的民主性就显得极其重要。我们轮流每人负责分一次饭，分饭者必须吃大家选剩的最后一块。练就把饭分划得尽可能平均的功夫，于我们那时是重要的。我想，对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不过是财富分配问题，可是自古以来许许多多牛皮哄哄、自诩广大无边的政客们总是处理不好，不知道一群初中生的分饭模式和理念，会不会让他们感到些许汗颜？
当八六级四班的班主任兼化学老师李支甫打开那间已经废弃很久的屋子时，一股让人无法忍受的恶臭，顿时漫天弥散开来。太过潮湿的地面，以及靠近地面的墙体，一律泛着霉变的浓烈印迹。这屋子已经成为老鼠多年的乐园了，到处都是腐烂的鼠尸。李老师带领大家将屋子收拾干净，在潮湿的地面撒上生石灰；课桌搬来之后，我们就开始了这一学年的征程。
李老师对这间教室的改造，倾注了很大的心力。已经上了好几天课，强烈的异味仍在飘散，试过很多办法，并不凑效，最后李老师只得自掏腰包买回很多香水到处喷洒。为了“鼓舞士气”，李老师还写了不少励志对联贴在教室里的木柱上。这些对联，内容都很能激发斗志，有的我到现在仍能依稀记起，李老师的毛笔字也写得不大一般，有一些悠远和超拔。
记得刚刚看到如此不堪的教室时，几乎所有同学都对它的前景没多大信心，但通过李老师的妙手整治，经过李老师坚强毅力的传递，和向上追求的心灵感染后，教室里的气氛完全转变。那些年，古蔺二中的中考成绩在全县一直独占鳌头，这间教室，会继续承载光荣和梦想，甚至超越二中自身的历史吗？是的，一年后，这种设想得到了验证，这间教室里的学子，有二十六人考上了中专和中师，在数量上当然超过了前面的几届――要知道，当时举县中专和中师的招收名额，总在一百之下。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学习氛围异常浓厚；多年之后，这样印象仍是那么强烈，挥之不去。学校的中考成绩能够节节攀高，缘于学校有着开明并且干劲十足的领导和一批老师，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环境。当然也缘于农家少年改变自身命运的强烈冲动。学校的老师，不少是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们敢于作为，他们意气风发。我们班的任课老师，除李支甫年岁稍大外，都非常年轻，最小的赵维和明祖宽，不过二十出头。有这样的老师，是我们的幸运；但若没有知人善用的校领导，这种幸运也未必就能发生。
我们每个人都被浓郁的学习气氛包围着；我们的心灵在这样的气氛中流淌，被它荡涤，在荡涤中悄然改变。一些同学学习的认真程度，离开东新中学之后，我不再看到和听说，差不多就是绝响。举例来说，经常晚上一觉醒来，还看到楼下教室的灯光透过楼板孔洞钻到宿舍，隐约听到讨论功课的女生声音――有时，都快到鸡叫时分了――早上还得上课呀。多年来，每当想起这些往事，对比着自己时有的懈怠，便甚觉惭愧。
曾经看到过知名学者谢泳研究西南联大的文章，一些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曾在那儿就读。蔡元培任校长时的北京大学，也以治学的包容著称。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那时的学风，令人神往，但给后人的感觉，总是有些神秘，如梦幻般遥远。回想起我的母校古蔺二中，尽管它不过是一所贫困的初级中学，但它的学风，在我心目中，比起西南联大和老北大来，也不会逊色多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神奇的造化。作为一个生自偏僻农村的贫寒学子，我没有条件读到什么大学，在后来的岁月中，常与文朋诗友交往，他们不少曾是北大等著名学府的高材生，但在他们面前，我并不感到丝毫自卑，这会不会是因为我的心灵有着古蔺二中这样的母校支撑着？
入学后，我们班进行了“摸底考试”，读戴帽子中学的经历，使我的成绩在五十六人中，大致排在中间位置。令我震惊的是，李支甫老师对我很是看好，在他的眼里，我不会比任何一位同学差上多少，甚至，他似乎不愿意把我同其他同学进行对比。说实话，自从雷辉仁老师的启蒙熏陶之后，无论我在哪个学校读书，成绩都是拔尖甚至遥遥领先的，但面对这次考试的结果，从雷辉仁老师那儿获得的自信已经有些摇摇欲坠了。
李老师对我的看好，稳固了我的信心。第一学期期中考试，我名列全校第三，至期末时已经与另一位同学同列第一了。
第二学期，是我丰收的一个学期。这个学期中，我的成绩又有上升，毕业时全省统考，据说是古蔺之第一。这个学期里由数学老师赵维出题的数学竞赛，因为试题超难，题量极大，而时间只有九十分钟，全校四个初三班两百多人中只有两人及格，我得了八十多分，而另一位及格的，才六十出头。这一事件后来被我想起过，我甚至对读小学的儿子张准说，如果有条件继续学习和研究数学，爸爸是可以成为一个数学家的。我完全相信，同样出身农家的赵维老师，如果有条件到大学教书，就能够培养出几个数学家来。
这一学期，因为教语文的陈远舒老师的缘故吧，我的作文进步也很神速。我在想，八十年代我在成都的学校时以文章著称，并且后来最终选择了文学的道路，很大程度就渊源于李支甫老师的鼓励和陈远舒老师的帮助。
这一学期，我还坐了班车出了“远门”，看到了很多新奇的事物。从东新步行到李家寨，在李家寨搭乘从大村开往古蔺的班车。我坐班车，这还是首次。曾经，在一篇回答《独立》主编周发星提问的文章中，我说我在古蔺生活了十七年，其间最远的是去过两次县城，是代表学校参加泸州市初中语文和政治竞赛而去的。这些经历，就发生在这个学期。
在东新中学这一年中，我稳固和提升了自信，收获了成绩，从此离开了农村，不仅如此，我还收获了终生难忘的友谊。曾经同睡在一个被窝里的同学晏禄涛，是我人生的各个阶段中最重要的朋友之一。曾经，我们在学习上相互鼓励和帮扶，我们共享幻想，共患磨难，饥饿地走在东新短小的街道上，两人分吃着往往由家庭条件稍好一些的他所购买的一个很小的包子――他的母亲姓丁，生于我老家所在的生产队，一九九六年他带着夫人去舅舅家拜年，我们见过一面，他师范毕业后在黄荆教初中，在东新中学校长、我们共同的老师李支甫的帮助下调到了大村镇中学。
八六级四班的同窗，还有一位值得追忆。他是家在二郎街上的向光荣。不过我与他的亲密接触，并非在东新中学，而是后来的成都和都江堰。东新中学八六级的学生，在成都那一带读书的，只有我们两个人，这样的安排别无选择地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他当时在位于都江堰的省轻工业学校，是学校的一个活跃分子，有些影响力。一九八九年，我出面创建中国中专生诗人协会和创办《新诗人报》时，他是出自四川、辽宁、陕西、重庆等省市的七个核心组织者之一，是副会长和编辑部的主任。诗歌协会的影响遍及所有省市区的中专、中师校园甚至一些大学校园，这里面包含着他的努力和功劳。向光荣在艰险中为文化事业做出过一些贡献。他用的笔名叫江涛。曾经，我们在苍郁静谧的杜甫草堂念幽怀古，在诸葛孔明的武侯祠堂慨思巴蜀；在奔腾不息的都江堰放飞理想，在险阻高峻的青城山上眺望远方。曾经，我们并肩战斗、肝胆相照――他毕业后到了泸州酿造厂，没干上多久，就去宜宾创业，开办豆奶厂了。
一九八六年离开东新中学后，天各一方，再也没有回访过母校。尽管没有造访，心中却时常挂念。开头几年，回老家的次数多一些，但都是春节光景，大多冬雨绵延，抑或冰雪锁冻，学校早已放假，且到学校崎岖路遥，亦不通车，而我已经被城市改造得走不动这样的山路了。后来，假期渐少，杂事牵绊，连老家也很少能回，重回母校便成为了一种奢望。
去年，东新乡政府的邱清珽通过互联网联系到我，说今年母校东新中学要举办校庆，随后，在电话中听到了现任校长刘平的声音。从对刘平先生的大致了解中，我隐约感到，刘平先生是一员能够提振母校雄风的大将，期待着他为母校创造出一段更加神奇和辉煌的历史。
我还有一个期待，就是今年十月份的校庆，能够成行，重回故地，重温当年的毅力、奋发和激情；能够见到恩师李支甫、王启学、陈远舒、赵维和明祖宽；能够见到目光长远、重担在肩的校长刘平；能够见到调皮而又温柔的小天使曾慧，同舟共济的向光荣，手足情怀的晏禄涛，勤奋善良的甘宗林，还有那个数学和我并列过、九十年代同为文学青年的王学良。
张修林
2009-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