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古蔺通史】征求意见稿连载之9

古蔺同乡会 202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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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汉晋隋唐时期古蔺的社会和经济

汉族文献对于古蔺地区唐代及其以前社会、经济、文化状况的记载，近乎空白，只能从《夷书》以及其它彝族文献、出土文物管中窥豹，参证汉文典籍，从而得见一斑：随着生产力和经济的进步，包括古蔺在内的永宁地区彝族社会，也不断完善。

一、彝族先民爨蛮的社会经济形态

古蔺彝族先民鳛部扯勒夷人，族属上源于东爨乌蛮七部中的卢鹿部。社会发展上处于奴隶社会阶段。明代天启《滇志》对其基本情况有如下记述：

爨蛮之名，相沿最久，其初种类甚多，有号卢鹿者，今讹为倮倮，凡黑水之内，依山谷险阻者皆是。名号差殊，语言嗜好，亦因之而异，大略寡则刀耕火种，众则聚而为盗。

男子椎结，摘去髭须，左右佩双刀，喜斗轻死，马贵折尾，鞍无䩞，剜木为镫，状如鱼口，微容脚趾。妇女披发衣皂，贵者锦绣饰，贱都披羊皮，乘马则并足横坐。室女穿大环，剪发齐眉，裙不掩膝。夫妇昼不相见，生子十岁，乃见其父。妻妾不相妒忌。嫁娶尚（首先选择）舅家，无可配者，方许别婚。

腊月为春节，竖长竿，横设木，左右各一人，以互落为戏。

病无医药，用夷巫禳之。巫号大觋皤，或曰拜祃，或曰白马。取雏鸡雄者生刳，取其两脾束之，细刮其皮骨，有细窍，刺以竹签，相（相度）其多寡相（向）背

顺逆之形。其鸡骨窍各异，累百无雷同，以占凶吉。或取山间草，齐束而拈之，略如蓍法，其应如响。

有夷经，皆爨字，犹类蝌蚪。精者能知天象，断阴晴，在酋长左右，凡疑民取决焉。民间皆祭天，为台三阶，亦白马（祭司）为之祷。

酋长正妻曰耐德，非所生不得继父位。若耐德无子或有子早夭，始及庶出及野合所生者，无嗣则立其妻、女。死，以豹皮裹尸而焚，葬其骨于山，非骨肉莫知其处。多养死士，名曰苴可，厚瞻之，每兵出，则苴可为前锋。军无行伍纪律，战则蹲身，渐进三四步，乃挥标跃起，人挟三标，发其二必中一人，其一则击刺不发也。

又有劲弩毒矢，饮血即死，以射禽兽，去其射中之肉而食之。

部夷称酋必曰“撒颇”，夷言主人也。夷皆憨而恋主。诸酋果于杀戮，每杀人，止付二卒携持至野外，掘一坑，集其亲、知惜别，痛饮彻夜，昧爽，乃斫其头推坑中复命，更使二卒勘之，乃许其家收葬。虽素昵者，欲杀则杀之，令出，无敢居间丐死，其家人莫敢怨憝。

以用法严，故境内无盗。然其诛求无厌，每酋长有庆事，令头目入村寨，计丁而派之。流行所至，阖寨为供张，无少长皆出，罗拜马前。邻寨在数十里内者，皆以鸡黍馈，无以应诛求，往往潜出他境劫掠，所得，酋长头目私分之。[1]

这段记载，反映了明代彝族社会还相当落后。隋唐南北朝时期的乌蛮，经济、社会显然更落后得多。但值得注意的是，其时的乌蛮，已有字形类似“蝌蚪”的“爨字”，有人能识天文、气象，常在酋长身边，为酋长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这个社会的结构已经颇为严密，不但有无尚权威的“酋长”，其下还有“头目”，层级不同的大小头目，祭祀、占卜，有严密的宗法制度。酋长和头目（奴隶主贵族）严刑酷法，残暴而有效地施行统治，

[1] 天启《滇志》卷30《羁縻志十二·爨蛮》，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点校本，1991年，994页

社会结构稳定，内部秩序安宁，对外掠夺、扩张。酋长是最高统治者，拥有一切“夫妇昼不相见，生子十岁，乃见其父。”正处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时期。“刀耕火种”，“病无医药。”生产力与生产水平不高。凡此种种，各方面都很落后。然而殊堪注意的是，在这样落后的社会形态下，已经有了蝌蚪状的象形文字（老彝文），进而有了自己的典籍“夷经”。天文、暦法、气象科学也已有所发展，标志爨蛮社会在稳健地发展、进步。与此同步，爨蛮社会的种姓制度，也已相当成熟，有白、黑之分。白贱而黑贵。关于彝族先民爨蛮这两个不同的种姓，天启《滇志》说：

白倮倮。男女两截衣，裹头跣足，妇人耳带铜环，披衣如袈裟（即今日彝族所披的毡衫——察尔瓦），以革带系腰，丧无棺，缚以火麻，裹毡，舁于竹椅，前导七人，擐甲胄，执枪弩四方射，名“禁恶止杀”，焚之于山。既焚，鸣金执旗，招其魂，以竹签裹絮少许置小篾笼，悬生者床间。祭以丑月念三日，插山榛三百枝于门，列篾笼地上，割烧豚，每笼各献少许，侑以酒食，诵夷经，罗拜为敬。婚姻惟其种类，以牛马为聘，及期，聚众讧于女家，夺其女而归。性寙（yǔ ）惰（懒惰）淫湎，信鬼畜蛊。以手量裙边，投麦于水，验其浮沉，以当占卜。……于夷为贱种，大抵弱易治。

黑倮倮。男子挽发，以布带束之，耳带圈坠一只，披毡佩刀，时刻不释。妇人头蒙方尺青布，束于额上，短衣上披袈裟，桶裙结绣，上下回文，手象牙圈，跣足，顶带红绿珠，杂海贝，以多为胜。在夷为贵种，凡土官、营长，皆其类也。土官服虽华，不脱夷习。土官妇缠头彩缯，耳带金银大圈，服两截杂色锦绮，以青缎为套头，衣曳地尺许，背披黑羊皮，饰以金银铃索。各营长妇，皆细衣短毡，青布套头。……居深山，虽高岗硗陇，亦力耕之，种甜、苦二荞自瞻。善蓄马，牧养蕃息。器皿用竹匡、木碗。交易称贷，无书契，刻木而析之，各藏

其半，市（赶集交易）以丑、戌日。葬，贵者裹以皋比（虎皮），贱者羊皮，焚诸野而弃其灰。[1]

爨蛮服饰，彝族世代相传至今，大体无改，惟以地域差异而略有不同。彝暦以汉族夏暦（今所谓农暦、阴暦）的十月为每年的第一个月（子月）。所谓丑月，即第二个月，亦即汉族夏暦的十一月（冬月）。念，二十。念三日，就是二十三日。无论贵贱，死后都行火葬。畜牧相对发达，所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甜荞和若荞。

二、彝族的家支和宗法制度

彝族的社会，是以家支和宗法制度为基础的。

家支是彝族传统社会的基本组织，也是彝族社会的主要特征。家支产生于父系氏族，同一男性祖先的子孙称为一家，男性祖先的儿子分别为一房，各房不断繁衍，人口不断增多，天成家下面的支，家与支总合为一个家支，传到第九代至多十代，便要分支（分家）。新分出来的每一支，随着人口和人薮的增加，又形成新的家支，到了九或十代，又要分家（分支），如此循环往复。每个家支，都以其男性祖先的名字为名。以柏雅妥洪（古蔺）为中心的彝族扯勒部，就是以其祖先扯勒的名字作为部族的名称。家支内部有互相继承财产的权利，同时有互相帮助、共同御敌的义务。

彝族实行族内婚制，不与他族通婚，而且“夷俗重骨脉，婚姻必求敌体（汉族所谓门当户对），故大姓（奴隶主贵族）不与下姓（奴隶、平民）结婚”[2]同一家支的成员不允许通婚。分家（分支）以后，便可以通婚了。

家支制度的核心，是世系继承。彝人无姓，不像汉族人姓王、姓李姓张……。为了明确世系，彝族实行父子联名制。

所谓父子联名，就是每个彝人的名字里，都要包涵有父亲的名字。比如彝族鳛部通雍氏始祖德赫辉的名字里，有他

[1] 前引天启《滇志》卷30《羁縻志十二·爨蛮》，995页

[2] 前引彝族《通雍余氏宗谱》。

父亲哦海德赫（俄海德赫）名字里的“德赫”二字，德赫辉儿子辉阿哒的名字里，有“辉”字；后来几经分家分支，发展成为扯勒部，始祖墨者扯勒的父亲叫穆墨者，儿子叫扯勒莫武。一代一代，记入各个家支的《夷书》（宗谱），子子孙孙口耳相传，人人都能背诵，既能背诵，也就知道自己的父亲和高、曾乃至始祖是谁，从而保证了世系传承的真实和不紊乱。这样的父子联名制，与俄罗斯人的全名由姓、父名、己名三部分组成类似，但更简洁、容易记忆得多[1]。

彝族实行嫡长继承制度，以嫡长子继承为主脉，凡嫡子皆有继承权。嫡、庶之分，以是不是正妻所生为依据，正妻所生为嫡，有继承父位之权。庶妻所生一般不得继承父位。继承父的长房称为“义摩（蔺摩、尼摩）家”，是维系家支不溃乱、分裂的纽带、负责主持家支内部的祭祀和各种重大活动，有如汉族的“大宗”，其余各房成员无权继承家支头人，相当于汉族的“小宗”。

元、明建置土司，彝族头人成为土司长官，为了保持统治地位，可以由妻子、女儿继承作君长（土官）。明代永宁宣抚司首任宣抚使（土官）禄肇逝世，便是由他妻子奢氏继承，水西奢香夫人，也在其夫逝世后继为水西宣慰使。

彝族社会是政权与族权合一的宗法制社会。这种宗法制度，是以家支为基础，又以家支为核心组织起来的统治制度，既具有家支的特质，更具有政权的功能。头人是最高的君长，“君长曰蔺，称为苴慕，犹可汗、标信之称。大部曰穆濯，次曰祃裔，次曰奕续，通称为峨（贵族）。苴慕立，封其诸弟为峨，授以土地，分以重器，而以黑、白夷各数族（人口、奴隶）分（给）之，谓之约作，世掌事。峨之子嗣分诸弟为能卢，能卢分为黑种（具有贵族血统的自由民黑夷）”[2]部落头人通过这种对于自己嫡系亲属的分封，建立起上下尊卑极其严格的宗法制度，对辖区施行统治。

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主人（贵族）与奴隶的等级区分极其严格分明，奴隶被称为“娃子”，世世代代接受贵族主

[1] 如斯大林的全名是“约瑟夫（姓）·维萨里奥诺维奇（父名）·斯大林”。

[2] 道光《大定府志》卷50《旧事志五》，中华书局标点本，991页。

人役使。主人不仅可以任意打骂、买卖奴隶，甚至可以任意杀害。这种状况，一直到明末改土归流才被打破。

三、彝族先民的祭祀

为了维系这种宗法制度，祭祀天地和祖先也就成为古代社会最重要的大事。彝族先民祭祀以君长（部族头人）为主祭人，称为“鬼主”，具体主持祭祀仪式的祭司，叫做“毕摩”。

祭祀多达“四十余种”[1]，计分自然祭祀与先祖名王祭祀两大类。彝族信奉多神崇拜，自然祭祀的对象是天、地和名目繁多的各种神祇；先祖名王祭祀，主要是祭祀自己部族和家支的祖先，特别是其中的杰出人物。部族和家支每有大事，诸如迁徙、战争、家支分家（分支）等等，都要举行盛大而隆重的祭祀。

毕摩，汉语译作“经师”。毕摩处于神鬼之间，地位崇高，职务世袭。通过唱诵经文，以建立人与天地、神鬼的联系和沟通。执掌《夷书》，准确记录部族头人和家支的世系，保证世系传承的可信和真实，并在举行大的活动时公开唱读，进行宣传。在古代，又同时是彝族君师臣三位一体政权体制中的“师”，出谋划策，协助君长施行统治。

与汉族的的文化起源于古老的卜祝巫史类似，彝族的文字，主要是由毕摩创造，并用这种文字把历史记录下来，世代相传的。

祭祀是彝族全民教化的主要形式，君主、首领和家支头人主祭，仪式由毕摩具体安排、施行，根据仪式以文学艺术形式教化普及。《西南彝志·扯勒珍藏》记载哦海德赫的九个儿子，在通雍（彝语：生长松树的地方）祭祖分宗，就是在松树下祭祖分宗的情况说：

德额（哦海德赫）子九人，长曰德额隆（亦译德赫隆)，幼曰德额奋（亦译德赫辉)，卧、恒之德颁，仿实

[1] 王天玺、张鑫昌主编《中国彝族通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册27页。

家（古代彝族实氏族）做斋，师人恒那舍，砍一颗青松，建起了斋房，设立了沽坛（祭坛），聘糯师阿外，追荐其祖先。师人恒那舍，砍起了青松，背十节哺笃(作法事时装在法具越妥里面的一种灵物)，十二个越妥，外面除金漆。沽坛先设好，做斋的到了，德额之九子，都来荐祖先。[1]

又记载德赫辉通雍祭祖分宗以后，在迁徙的途中：

自思耿恒裔，不曾做斋荐，未得敬祖先，当仿实与勺，为祖作祭荐。住柯洛大城（彝语称柯洛弄姆，今贵州赫章县可乐镇境)，聘师人宗迫，在果木更尼，收祭牲白马，按祖辈次序，做斋作追荐。只娄伯仲（地名）的，木濯钟益密（人名），当斋场管事。往俄姆冬洪，请兄长德额冬，一同来协助。在俄姆实戛，建立了斋场，在做斋当中，要祈求福禄，要获得吉利，行给（彝语的译音。一种避除邪崇，祈求福禄吉祥的仪式）的仪式。

做了斋之后，到各的啥垮，住柏雅妥洪（今古蔺）。大房与小房，如集云闪电；屋上连屋下，如鸭翅重叠；粮仓遍罗列，如群猪躺睡。有高大荣华，常治理其地，君尊居于上，民卑繁于下，如此住着哩。君为德额奋（德赫辉)，臣为施阿隆，师为赤阿纪。

他三贤之世，以本杰陇根，担任了军师，他出了主意。在乍者俄姆（今贵州毕节市七星岗区龙场营镇)，建立了宗庙，以追荐祖先，又光前裕后。[2]

扯勒家支在柏雅妥洪发展开来以后，

就追荐祖宗，设十三斋场，必哲和更巨，用的羊和鸡，设恰吐、鲁则（恰吐，白弓。彝族做斋礼神用。鲁则，神座），沽能神（扯勒彝人远祖沽能）喜欢，好像

[1] 前引《西南彝志选》107页。

[2] 前引《西南彝志选》108—109页。

这样说：“你柏雅妥洪，有传宗接代，有掌权之主，是我保佑的。”作乐章志庆，雅颂十八篇。行者闻歌声，想来金屋听，想进银屋看，真可有趣啊！[1]

仪式隆重，规模宏伟。这样的祭祀，其社会影响特别是对于彝族家支和宗法制度的维护，意义、作用之重大，窥此可见一斑。

四、彝人的族规和律令

“礼治未然之先，法治已然之后。”任何国度和任何地方，只靠通过教化提高民众的道德，进行礼治（德治），都不行，在以礼(德）为治的同时，还必须要有政令和法律，明确规定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及模范遵行或者违反这些规范所将受到的表彰和惩罚。族权与政权合一的古代彝族社会，同样也是如此。由于文献资料缺乏，现在已经难以查明鳛部扯勒夷人的族规（政令）和法律，是怎样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了。可知的是，这种族规（政令）和法律，极其残酷，与道德相辅相成，法律不允许的，道德也不允许。这种族规（政令）和法律，主要是通过教化传播，无论男女老少都必须知晓和遵守，不得有违。如果触犯，所受处罚基本上就是对于肉体的摧毁。彝文古籍《武溢纳恒索》记载、发展成为民间习惯法，一直流传的二十条法令[2]中的某些规定，也曾在鳛部扯勒夷人社会施行：

第一条，凡偷盗者，砍手指。

第二条，凡行骗、抢劫者，挖眼。

第三条，凡不孝者，罚。重者，剥皮。

第四条，凡聚众谋反者，一律处死。

第五条，必须缴纳租税，凡违者，没收土地、财物。重者坐牢，直至处死。

第六条，凡诸侯每年必献美女三十，违者坐牢。

[1] 前引《西南彝志选》115页。

[2] 转引自前引《中国彝族通史》第1册71页。

第七条，凡出征时哭泣者，先挖左眼，再哭，挖右眼。

第八条，凡违君令、议论君长者，发兵讨伐之。

第九条，婚配自由。凡违者，轻则教育，重则砍头。

第十条，凡每年十月初一，臣子为夜郎君长祝寿。违者轻则坐牢，重则斩首。

第十一条，必须认真耕牧，确保丰收。凡交瘦猪、瘦羊者，以人为抵，终身为奴。

第十二条，战争年代男子可娶三妻，多子多孙多男儿者，奖大牛一头，田三块。

第十三条，凡战俘均安家分田，同为平民。若不从，用至逃者，处死。

第十四条，各种典籍均由呗耆（扯勒部谓之毕摩）掌管。凡私藏岐书者，严办。

第十五条，兵将不准偷盗、抢劫、逃跑、卖主，凡违者，处死。

第十六条，将必须忠于君长，切勿乱言，违者用刑。

第十七条，兵将作战必须勇猛，不怕死。溃者、逃者，斩首。

第十八条，厚葬、百姓祭英雄。箭自胸前穿者，为英雄；自背入者，为逃兵；临阵脱逃者，射死。

第十九条，将帅之责，为领兵、打仗、严军纪。打胜仗者，论功行赏；打败仗者，将帅处死。

第二十条，内奸，砍手脚，挖眼。

五、经济状况

鳛部通雍氏彝族先民进入古蔺的时候，已经从原始的狩猎、采集经济发展到畜牧饲养鸡、犬、牛、羊等家禽家畜，并从事农耕，进入原始的农耕经济阶段。这种农耕经济，相当落后，火种刀耕，种植的农作物产量极低，品种也极其有限。

汉晋时期，长江河谷的江阳（今泸州）民众，主食都还是以芋为主。直到唐代中期，来自北方的洗宗礼任泸州州官，

才引进了小麦，教民播种。[1]宋代泸州还是“地无桑麻，每岁畲田，刀耕火种。”[2]古蔺、叙永地在大山深处，生产力更落后得多。各族民众的主食，主要只是荞麦、稷（毛稗）和芋产（芋头）。

荞麦是一年生草本植物，适合在海拔较高的山地种植，土人称作“荞子”，一年可种两茬，秋荞在农历七、八月播种，至十月即可收获。春荞在农历二、三月播种，五、六月收获。荞麦是古代古蔺、叙永最主要的粮食作物，民众最主要的主食。荞麦有甜荞和苦荞二种，古蔺、叙永，种植的主要是苦荞。芋有水芋、旱芋之分，古蔺、叙永种的主要是旱芋。旱芋是蔓生植物，茎叶青绿，魁大，结子繁多，虽然不及水芋味美，但是产量极高，是山区重要的食物来源。

“畲刀是民间日用之器，川峡山险，全用此刀开山种田，谓之刀耕火种。”[3]刀耕火种，基本上只有播种和收获两个生产环节。在播种前，先选好适合的山林，把林间树木、杂草砍倒，听任日晒，待其干燥，再选择一个眼看就要下雨的日子，纵火焚烧，火灭雨过，清理火场，辟为田土，利用焚烧后产生的草、木灰作为肥料，趁土质尚温，进行播种。播种之后，基本上不进行田间管理，只待作物成熟进行收获。而且当年收获之后，草木灰的肥力已然丧失殆尽，第二年又得新选其它山林，放火烧山种植。若干年后，才又得以在原来种过的土地上，再次烧山。这样种出来的粮食，产量自然极低。

人们的衣料，一是牛羊皮，二是斑布。斑布是采集山间野生的葛藤，剥下藤皮，用碱性的草木灰水浸泡，这样脱胶之后，用水反复漂洗后，成为片状的葛丝（纤维）。芭蕉的主干，也可以通过草木灰水浸泡和漂洗，制成蕉丝（纤维）。这样制作出来的葛丝和蕉丝，一般都呈片状，把它们劈细后连接成线，进而织造成为斑布。也可以用纺缚或纺车把纤维合股加拈成纱线，再进行织造。

[1] 李勇先校点：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53《泸州》引唐人李商隐《请留泸州刺史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4601页。

[2] 前引中华书局标点本《太平寰宇记》卷88《泸州》，，1740页。

[3] 刘琳、舒大刚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兵二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9174页。

此外，还从棕榈树上采集棕片，抽取棕丝缝制衣服。

在这样的生产力状态下，汉晋隋唐年间，勤劳智慧的古蔺各族人民，仍然创造出了枸酱、泸茶和匝酒等有名的土产和方物。

拐枣果实（古蔺李定林摄）

1. 枸酱

前已考证，汉武帝使者唐蒙在番禺（今广州）南越王宫殿里吃到的枸酱，是用包括今日古蔺在内的山间拐枣（梨枣）树果实制作的食品。[1]这种食品的制作方法，任乃强先生在他传世之作《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里，进行了颇为详细的介绍。宋代成书的《酒小史》，说枸酱是一种酒。近世古蔺出品的郎酒、贵州的茅台和宜宾的五粮液诸国家金奖名酒厂商，分别都曾宣传自己的产品源于枸酱。是否真是如此，当然还可以讨论。但是，这充分证明了枸酱这种食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1] 见《序章·三》。

2. 泸茶

泸州产茶，“茶乃永宁夷蛮所出，去州三百余里。”[1]一是名为“剪刀粗”的粗茶，二是“泸茶”。

唐人毛文锡《茶谱》：“泸州之茶树，夷僚常携瓢具穴其侧。每登树采摘芽茶，必含于口，待其展，然后置于瓢中，旋塞其窍。归必置于暖处，其味极佳。又有粗者，其味辛而性热。彼人云：‘饮之疗风。’通呼为‘泸茶’。”这种采集和制作方法特殊，品味极佳、可以治疗风湿病痛，因而为世所重的细茶，正是古蔺叙永夷、僚各族人民采集和制作的。清代曾经进贡朝廷的古蔺椒坪乡椒子沟“贡茶”，就是其中的一种。

采摘泸茶（成林摄）

3. 咂酒

咂酒是一种全发酵的低酒精浓度的酿造酒。以酒米或者毛稗杂粮以及橡栗、红籽之类的野生果实为原料，通过蒸熟、拌药发酵、滤去酒糟后，收入大酒坛密封贮存老熟而成。由于贮存和采酒、饮用方法特殊，古蔺人用一根弯弯的小管，扎入酒坛，穿破封闭坛口的“泥头”，插到坛底，利用物理学上虹吸管的原理，把坛里的酒吸出来，灌进较小的酒容器，烫热后，饮者各持一根长长的吸管，直接插入容器内吮吸。容器内酒少了，可以加冷开水，继续吸饮。川黔边境土语呼“吸”（吮吸）为“咂”，所以叫做咂酒。[2]

咂酒古名“芦酒”，儿酒”。杨升庵考证：“芦酒以芦为

[1] 宋祝穆：《方舆胜览》卷72《泸州》。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2003年，1084页。

[2] 关于咂酒得名的缘由，感承叙永县水潦彝族乡曹仕林同志（彝族）指教，谨此敬致谢意。

筒，吸而饮之。今之咂酒也。” [1]南北朝时期成书的《齐民要术》，对于酿造芦酒原料和制作方法，就已有记载。陕西、四川、广西诸省的少数民族地区，汉、藏、彝、苗各族人民，无不酿制饮用，由于饮用时所用吸管的不同，名称各异。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地区使用一种名叫钩藤的藤蔓植物的长而中空的茎作为吸管，被称为“钩藤酒”，历来名噪巴蜀。古蔺人用小竹竿作为吸管，称之为“竿儿酒”，彝、苗、汉族无不酿造。世代相承，直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