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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笔走大中国》一书，基本上以地域方位组合分为九个专辑。第一个专辑为西藏和青海组成的“放歌青藏”，第二辑为《西北风情》，包括了陕西、新疆、甘肃、宁夏、内蒙。从本期开始连载第二辑。 
中国有四个城市是必须去的——拉萨、长安、北京、上海。到拉萨是朝天，看永恒；到长安是朝古，看3000年；到北京是朝“政”，看500年；到上海是朝“西”，看100年。 长江黄河流域由于海拔低，天便高高在上。而行走在雪域高原拉萨，天似乎触手可及——阳光是天光，流水是天水，山峰是天山，湖泊是天湖，道路是天路。与天语，才能让灵魂上天；聆天语，才能感悟天地造化的神性与永恒。 中国有许多著名的古都，其中长安、咸阳、南京、洛阳、开封、北京被称作“六大古都”。但除了北京，其他城市因为“都”得太早，隔我们很远，发生的故事有如传说。北京则是从元代一路走来，今天依然在“都”，所以，就可以让我们通过那些红墙碧瓦读出中国政治的风云变幻，潮起潮落。这里的“政治”不是抽象的名词，从北京传出来的声音、文字、图像，非常现实而具体地作用于我们的心脏、大脑、情感、命运，指挥我们是先出左脚，还是先出右脚，是向东，还是向西——否则，我们好像就找不着北！ 上海是西方文明在东方开垦的“试验田”。100多年前，白种人争先恐后登陆上海，移植他们的建筑、风情、文化，活生生把东方第一大河长江入海口，弄成了“东方巴黎”“东方纽约”；三十年河东，今天，则是我们自己热火朝天栽种西方建筑、风情、文化，打肿脸也要刻意西方…… 长安必须去，因为她是老祖宗。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应该有一个心灵的都市，一个挺拔在精神上的古老记忆。任何描写古代中国的史书，都必须说到长安，拜访长安，向长安敬礼。长安朝古——我们的始祖“蓝田猿人”“半坡先民”还在石器时代就从黄河岸边起程来到这里安家落户。华夏民族的传说，就是从此时此地动身起程的。我们今天的眼耳鼻嘴就是那时变齐全的：轩辕、神农、大禹在这块土地上一背太阳一背雨地打拼，奔走春，奔走冬，奔走月，奔走岁，奔走出了灿烂在黄土地上的中华民族摇篮、中华文明发祥地。哦，那是盘古开天地，那是活色生香的原创——他们的喉咙在初春发出的惊喜音调，成了汉语最初的音节，成了今天西北信天游的原始旋律；他们用石片在洞穴里划上的线条，就是汉字最初的笔画，就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源头冰川；他们在月下搂抱异性的姿势，就是我们今天情感纠结的原型，就是华夏民族最早的“情书”……长安朝古——在中国古都中，她居首，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影响力最大。从公元前11世纪周文王在沣河两岸建立丰、镐二京算起，长安有3100多年的建城史和1200多年的建都史，最让我们中国人长脸的几个朝代——周、秦、汉、唐都在这里建都。“汉人”“汉语”“唐人”“唐人街”等词语就是从这些朝代繁衍出来的。长安今天的总面积是10108平方公里，要40个长安加在一起，才有四川大。而考虑到远古时期交通状况和经济条件的种种限制，当时的人活动空间区域，应该比现在还要小。然而，处于发祥时期的中国人，却以这区区10108平方公里为舞台，浓墨重彩地表演生命的文韬武略——从黄帝、炎帝到周文王、秦始皇、汉高祖、隋文帝、唐太宗、武则天，从仓颉、后稷、杜康到姜太公、老子、白起、李广、张骞、杨家将，从司马迁、李白、杜甫、白居易，到吴道子、颜真卿、玄奘、孙思邈……他们把800里秦川每一寸黄土都写成了震撼我们今天960万平方公里的交响曲、英雄史诗、长篇小说，打造出了地球上经典的黄色文明；他们的服饰打扮、吃饭方式、说话语气、书写习惯、求爱技艺、睡觉姿势都被今天的我们借鉴模仿。哦，就是从他们手里掉下的一根针，也会在我们心中发出轰响。行走长安，就是进入历史，进入浓得化不开的“过去时”——那些在《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唐诗三百首》中，从中学时代开始就如雷贯耳地震荡我们的地名、人名、事件，都张牙舞爪向人扑来。对于长安的过去，对于祖先们的了解，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从文字记载的书本上开始的。文字是枯燥的，书本是浅薄的，阅读是空洞的，形不成方位感、立体感。而到了长安，所有在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一切，便都活色生香地跳了出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个水就是渭河，现在就出现在我的脚下，古意悠悠地在夕阳西下的波光中流淌。“灞桥伤别”，真就有一桥在灞河上。灞河位于长安城东，史记，唐时数里长堤植有柳，灞桥边设有驿站，称“灞亭”，人们多在此处迎宾送客，并折下枝头柳枝相赠。“柳”者，留也！“灞桥折柳赠别”成了一种特有的习俗。无数文人就在灞水、灞柳、灞亭，用文字淋漓尽致地“上演”生死离别、离愁别绪。伫立灞水岸边，看风拂杨柳，恍然之中，是春来时际，两岸柳絮漫天飞舞，水湄之上烟雾蒙蒙，幻化出那个“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的少妇幽怨的眼。秦宫“八水”渭、泾、沣、涝、潏、滈、浐、灞八条河，荆轲刺秦王时的章台，楚汉相争时“沛公军灞上”的灞上，“鸿门宴”中的鸿门，“五陵年少争缠头”中的汉唐帝王陵，“渭城朝雨浥新城”中的渭城，“乐游原上清秋节”中的乐游原，“无人知是荔枝来”中的长安道，“我是曲江临池柳”中的曲江，“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中的蓝田，《西游记》中玄奘法师唐僧译经之所大雁塔，电视剧《大明宫词》中的大明宫，所有这些都栩栩如生，历历在目地接受我重新“检阅”……特别感慨骊山。她不高，不能和四川的山比，更不能同西部高原比。但它的“海拔”却因为与一连串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件相连而高耸云端——女娲“炼石补天”，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摆设鸿门宴，唐玄宗与杨贵妃感人肺腑的千古情缘……随便提一个出来，都要叫人舌头伸出来就缩不回去。走近华清池，一汪清幽碧绿的水，梦一样迷蒙在蓝天下。这水是如此神奇，只是在刹那间，华清园里喧嚣的游人和杂乱的环境就在我视线中蒸发。一幅诗意的景致情不自禁又迫不及待地从心中流溢出来：海棠花瓣、芙蓉花瓣、桃花瓣漂在水上，连水湄也染上了胭脂的氤氲，玉容如雪、肤若凝脂的贵妃杨玉环，顾盼流芳地在池水中舒展软玉温香的娇躯，婀娜出国色天香，婀娜出风情万种，婀娜出千人爱万人迷，婀娜出风流天子不爱江山只爱美人——杨贵妃就是这样轻挪莲步在公元7世纪诗人李白的音韵、节奏、意象中，千娇百媚地向我们走来。华清池，中国只有这样一个池的水能够闭月羞花地香，柔情甜意地香，穿越时空地香，温馨荡漾在有缘相遇她的男人心中，神奇香溢在心仪她的男人臆想中……因为杨贵妃，华清池流传了下来；而因为白居易，杨贵妃与华清池才绝代如梦地流传下来。李白曾经败给两个人，一个是写了《黄鹤楼》的崔颢，让他搁笔，一个是写《长恨歌》的白居易，因为先抱月而去，就叫他没有办法到人间再写杨贵妃与之比高矮。和李白不同，由于时间的误会，白居易没有能够亲睹杨贵妃的绝世芳容。在他心中，这种遗憾化为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长恨歌》就是做梦，写梦，一个让白居易魂飞魄散、顶礼膜拜的梦。我揣测他在写时，一定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情结：想亲近她的肤肌，嗅她的肤香，吻她的芳唇，搂她的雪肢玉体。他手中那支笔，因此晶莹华清池的清流，摇曳唐时牡丹的芬芳，流出柔情蜜意，流出绮丽如梦——白居易就这样为他也为中国男人创作了一个神光离合的梦，送来了一个永远的“情人”——眼角眉梢火焰一样放射出圣洁与性感、清纯与妖冶、优雅与娇媚、柔情与销魂的“情人”，让中国男人可以甜蜜想象，温馨做梦，悄悄邂逅，并因此在血液中增添出呵护、疼爱、怜惜女性的色素。哦，千载之下，我们真想声情并茂、热血涌流地喊一声“环儿——”。华清池园里，展示了毛泽东亲自手书的《长恨歌》。我不敢胡乱猜测伟人在书写时，心中是不是闪念过对杨贵妃的玫瑰色绯思。但我确切地知道，他没有在“闲庭信步”时挥毫泼墨，手书屈原的《离骚》，杜甫的《三吏》与《三别》。白居易是货真价实的诗人。他在35岁时写了《长恨歌》，在45岁时写了《琵琶行》，都是长篇叙事抒情诗，都是写女性——遍翻中国文人书房，也就只写了两部长篇叙事抒情诗。所以，必须这样下结论，中国男人，中国古诗，中国文化都要感恩白居易生命中的这两个“5”。在“惟女子与小人难养”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白居易以对女性的尊崇、疼爱、相惜推出的杨贵妃与琵琶女，彻底颠覆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四书”“五经”，简直可以说是光芒万丈，惊天地，泣鬼神！是真正的千古绝唱！其实，这两首诗一问世，就受到许多人的追捧，唐宣宗李忱在凭吊白居易的诗中就提到了这事：“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行》。”白居易于我们是恩重如山！因为中国古诗中对女性美的描写篇章太少了，有名的就更是屈指可数。细算下来，好像有《诗经·卫风》中的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还有类似于今之散文诗的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与曹植《洛神赋》。比如宋玉的“东家之子”之美，“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就很传神，但是由于文体的限制，它们都没有能够塑造出勾魂摄魄的中国女性典型形象。而白居易一人就以《长恨歌》与《琵琶行》完成了中国古诗女性典型形象塑造的千秋伟业，为那些给予我们这个民族生命，赐予我们情爱的中国女性增添了真正女性的元素，使她们可以稍微与西方文学中的女性叫板。在白居易之前和之后，虽然许多大腕级诗人都离不开女性，也写了女性，但相比之下，屈原的《离骚》用语太艰涩了，许多人看不懂；李白有足够的才思与灵性，可是没像白居易一样对女性用心；杜甫的诗心事太重，不够空灵；苏东坡气象虽大，但没有鸿篇巨制。当然，特别要命的是，他们没有像白居易那样对女性的痴心尊爱。其实，今天的女同胞也应该感谢白居易同志。理由至少有两点：其一，白居易不只是写了《长恨歌》与《琵琶行》，他一生中总共为女性写了170多首诗，只有后来的柳永可比；其二，他以超前的审美眼光，为我们今天的女性确立了形体美标准——“樱桃口”与“小蛮腰”。他有诗赞自己身边的美眉，“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说的是樊素的口像樱桃一样娇艳欲滴，小蛮的腰像杨柳一样柔软纤细——我们许多人在上中学时，可能都在作文或者日记中做过这样的事，写迷人女同学嘴小唇红，就用“樱桃小口”；写漂亮女老师细腰身段，就用“杨柳腰”，这都是白居易教的。其实，男同胞们可以摸着良心想一想，你是不是特别想亲樱桃小口一点点，是不是曾经臆想过把不盈一握的小蛮腰揽入怀；女同胞也可以想一想，你是不是梦过自己小嘴长得艳若樱桃，腰肢细软纤纤若柳。我以为，仅凭这一点，白居易就是独步千古的中国古代第一诗人——我的这一结论不需要别人认可。1978年，法国前总理希拉克参观兵马俑后感叹：“世界上有了七大奇迹，秦俑的发现，可以说是八大奇迹了。不看金字塔，不算到埃及；不看秦俑，不算到中国。”到长安，我当然要看秦始皇陵兵马俑。没去之前，我曾在面对大雁塔喷水音乐广场时，产生了一个让我沾沾自喜的创意：喷水音乐广场如果放在上海广州之类的城市，倒还差不多；放在长安，纯粹是多此一举，因为它与大雁塔、曲江、古城墙这些长安古意不协调。受到长安书法碑林的启发，我想不如把大雁塔广场改作《唐诗三百首》广场：竖立每个诗人的雕像和诗碑。这肯定很壮观，很文化，比碑林更能展示大唐的气派，更能彰显长安的文化底蕴；尤其是，她能让我们的后人激荡出自豪，澎湃出诗情。如果不在这里，也应该在长安城另外的地方做这样的安排。然而到了兵马俑，我就呼之欲出地想抽自己一个大嘴巴——我先前的创意，纯属多余。因为，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早就拿出了震惊世界的创意——这就是秦陵兵马俑！这是按秦军排兵列阵的作战格局和气象，用黄土烧制的铁血方阵。方阵中挺立的不是泥俑，而是铁血豪胆的男人。数千这样的男人列队，只要看一眼，就会把你带进“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壮阔场景——大河奔流粗犷浩然，塞上长城吞云吐月，黄土雄风大刀阔斧，华夏气势金戈铁马，东方霸气舍我其谁！这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独一无二的方阵。这是曾经气冲斗牛、横扫六合、威震八方的军魂穿透时空在奔腾咆哮。秦陵兵马俑方阵，一部凝固的史诗！奔突黄河豪放，飞动长江瑰丽，彰显大禹治水，挥洒庄子惊为天人的想象，恢宏中国男人的挺拔昂扬，喷射汉唐盛世的体面尊严。
长安是中国的，但在公元10世纪之前，她同时是世界的。今天的国际惯例——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游戏规则”，甚至体育，甚至生活方式，几乎都是由白色人种为代表的西方确立的。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很少有说三道四的分。这些由大多数人遵循的国际惯例，当然不是最好的，也许还不能真正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理想方向，但就目前而言，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条件下，也就只有将就。不过，西方文人所设定的种种规则，并不从来就是国际惯例。我们的长安在唐代的时候，也曾经有过国际惯例的脸嘴。那时，长安的宫廷礼仪，房屋建筑风格，文学表达格式，甚至人吃饭的姿势，喝茶的用具，春夏秋冬穿着打扮，等等，都曾经为周边及一些遥远的国家民族所效法、模仿、尊崇。对于他们来说，能够输入带有“唐”字号的东西，就像我们今天开美国车，穿意大利衣，戴瑞士表，挎英国包，喝法国酒一样，绝对是一种脸面和时尚。长安“国际惯例”的影响是超越时空的。20世纪70年代，英国哲学、人类学、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哲学、人类学家池田大佐谈起华夏文明。池田大佐问道：“阁下如此倾情古老神州大地，假如给你一次机会，你愿意生活在中国这5000年漫长历史中的哪个朝代？”汤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回答说：“要是出现这种可能性的话，也许会选择唐代。”特别赞赏北京的包容与智慧，她居然将城市中最为显摆、最支撑门面的大道命名为“长安街”。我固执地使用“长安”来称呼我们的黄河与渭水发育出来的这座伟大城市。我讨厌冰冷的“西安”这个名字。长安是梦，说“长安”时，就会在心中召唤出无数的诗来——长安还很性感，她仿佛就是在中国美女们的胸脯上舞蹈——褒姒、赵飞燕、王昭君、杨贵妃，还有长安城中反弹琵琶的敦煌壁画上的飞天，还有风流天子唐明皇的梨园春梦……“长安”的“长”，与“长久”的“长”同义，为“永久”；如果与“长子”的“长”同音同义的话，就是“大”和“首先”。无论是选择二者中一义，还是合二者之意，都切合长安的身份和地位。而“西安”的“西”是什么，仅仅就是一个方位。因为这样一个方位，长安就活生生被贬谪，沦落为今天北京人眼中的“外省”，上海人眼中的“乡下”。俱往矣，神马浮云，一抔黄土掩风流，玉环飞燕皆尘土……公元10世纪初，大唐王朝去了，长安也同它去了。随着帝国大厦轰然倒塌，如日中天的长安被湮进漫漫黄沙。在农耕文明状态下，中国都城不仅仅是政治中心，它同时也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人才精英中心。这就是都城的霸道——将天下英才一网打尽，全都搜罗在自己帐下。其他城市只是属下，只是陪衬，甚至是奴仆与婢女。唐代以后，中国的帝王们另觅新欢，寻了其他城市定都。长安的光荣与尊严走到了尽头，人老珠黄的她，被打入冷宫，成为废都，还被耻辱地换上了“西安”的名字，先后沦为开封、杭州、北京、南京这些城市的婢女。城市文化是精英们生命的呕心沥血。没有了帝王光芒万丈的磁场，精英们就不再对长安趋之若鹜。“门前冷落车马稀”的长安从此不再有“杨贵妃”，不再有诗，不再有文化，不再有“国际惯例”。20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在给一位日本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这种“不像”今天更让人伤怀：华清池的皇家浴池“贵妃池”“莲花汤”“海棠汤”“星辰汤”，已颓废成污黑地穴——你无法从残败的“星辰汤”这个唐时的露天浴池，想象出杨贵妃在静谧的夏夜，玉容芳体裸露天宇下，邀天上星月共浴的那一段旖旎风情……而今，这个城市扬扬得意用以招揽外人的，只是羊肉泡馍，还有大街小巷张扬的“油泼辣子‘比昂比昂’面”——“比昂”合念是一个字的读音，这个字笔画繁多，所有字典都找不到，一个顺口溜介绍了它麻烦的写法：“一点飞上天，黄河两道弯，八字大张口，言字往进走，左一扭右一扭，东一长西一长，中间加个马大王。心字底，月字旁，留个钩搭挂麻糖，推个车车逛咸阳”——这样的字，当然成不了“国际惯例”。我的伤怀更在于，那些制作“油泼辣子‘比昂’‘比昂’面”的人，那些端着羊肉泡馍的人，无论怎么看，我都无法把他们同唐时长安联系在一起，我甚至不相信他们是大唐盛世的后裔，他们的血管中根本就没有流淌唐诗优雅的韵律。没有皇帝就找不着北，这是中国所有古都们的下场。长安如此，咸阳如此，洛阳如此，开封如此，南京也如此。它们能够用以宽慰自己的就是像阿Q一样炫耀：“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让人要扼腕喟叹的是，随着长安的沦丧，黄色经典文明也找不着了北，渐渐褪去逼人眼球的光环。没有了生龙活虎与阳刚清空，没有了大刀阔斧与金戈铁马，更没有“舍我其谁”——先是缺钙，接着肾虚，然后阳衰，最后干脆彻底不行。以文学为例吧，宋代还有宋词勉强支撑，元代的元曲已经是“古道西风瘦马”，明清两代上下六七百年，简直就是扯淡——整个大明帝国，浸淫在“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的声色犬马中，仅仅靠汤显祖的四个“梦”来装门面；有清一代更是惨不忍睹，“白色恐怖”一样的“文字犾”，一浪高过一浪地绞杀文化，绞杀制造文化的生命。幸好有古道热肠的曹雪芹同志挺身而出，“英雄救美”，写了《红楼梦》“抗灾抢险”，否则就真是“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荒寂雪野……
陈大刚《笔走大中国》连载1：罗强烈 王烁 序
陈大刚《笔走大中国》连载2：我的珠穆朗玛
陈大刚《笔走大中国》连载3：羊卓雍措—女儿绿
陈大刚《笔走大中国》连载4：纳木措—蓝色经典
陈大刚《笔走大中国》连载5：尼洋河——梦里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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