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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李定林 一九四一年风雨 ·邱逸生· 1941年1月，我皖南新四军奉命北上，到日寇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国民党反动派阴险毒辣，集中了七个师近八万人的兵力，利用皖南山区东流山的险恶地形，包围伏击我们几千人的队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古蔺地处偏僻山区，交通不便，文化落后，那时成、渝两地的报纸要七、八天才能寄到城里，而且也只有少数人经常读报，伪中央社又大量制造颠倒黑白的“新闻”，欺骗读者，蒙蔽群众的眼睛。这时候，把“皖南事变”的真象向群众揭露，指引起群众的斗争方向，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了。地下党古蔺县委及时领导了这次斗争，它在国民党反动高潮之下，踏着艰难的步子，给古蔺人民带来了红军的信息，吹起了红色的风雨。 3月初，县委收到了由叙永专人带来的大批传单，转载了新华社写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一文，按照指示，必须迅速在全县范围内秘密散发。县委当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了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靠我党基层支部派得力党员去分头散发。那时全县除城里有街道支部、学校支部外，30个乡镇约一半有党员的组织，另外几个乡有个别党员，有几个乡是空白点。这个方案的优点是可靠、政治影响大；缺点是要先集中城里再带传单回去，往返费时，也难免不出一点问题。结果没有采用。第二个方案是指定交通员黄仲秋同志一人负责分送上门。因为老黄是邮电工人（邮差），他的职业就是传递邮件，每四天跑一趟。这个方案的优点是简便迅速；缺点却很多，不单是一人送不完，（当时全县邮路是四条，他只走龙山、太平这一条）而且出了问题都集中在老黄一个人的身上，势必全盘暴露，使得今后的活动更加困难了。第三个方案是在城里集中投邮。先投寄四乡的，估计几条邮路同时发出，基本达到各乡时，再投寄城里的，使传单在一、二天内到处开花，传播开来。这是又快又宽又安全的办法。党决定采取了这个方案。为了把投邮工作做细致，使得在这小小的县城里不显露任何一点破绽，同志们把卖邮票、买信封也化整为零，集零为整。至于缮写封面的黄思安同志（1949年被害于中美合作所），在完成任务之后，马上转移到贵州去了。包装时，是由两个同志把自己倒锁在一间僻静的小屋里，躲在放下了蚊帐的床铺上干的。负责投邮的龙在位同志，是一个面粉手工业工人，恰好居住在邮局隔壁，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夜间从门缝里东一捆西一捆地塞进去，或乘清早无人的时候丢在柜台上，这样，终于把全部传单投递完了。但是，他却开了两场没有人知道的大笑话。 起先，老龙从约定的地方用长袍兜满一捆捆的传单，在黄昏的时候穿过大街，突然遇到一个调皮的熟朋友。 “弄得什么这样重？” “面粉”。老龙把事先想好的话对付他。 “好！老子抓一把去搅浆糊。”说着就伸手向老龙怀里来了。 “不行！这是吃的东西。”老龙双手紧紧拥住怀里。 “吃的，抓一把不多点儿。”边说边动起手来。 这时候，老龙的额头上冒出了汗，一颗心七上八下的跳，他忽然急中生智，上前一步附在对方的耳边说道：“吃的，靠在床上吸的，老板从水潦运来的黑货，你要不要？哈哈！”说着几大踏步扬长而去了。那个调皮的朋友难为情地笑一笑也走了。 第二次，老龙在深夜带了传单到伪民众教育馆去，准备张贴在经常有人读报的附近墙上，正要下手，突然黑暗中钻出一个人问道：“你干什么勾当？”老龙窘迫中把自卫的刀子取出来，几乎向让人刺去，幸好那人看清了老龙的面孔，自己先说，“原来是你，龙哥！”老龙连忙答上说：“老弟，你不要打岔子哥子们的好事。”那人边走边说：“想不到你也学会这一套，吊起女人的膀子来了。” 传单散出去了，城里的人街谈巷议，茶馆酒店中不少人公开地谈论着新华社的报道，一字一恨。有的骂起反动派来了；有的称赞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好主张；有的把红军长征的故事翻出来了，并说：“想不到现在古蔺还有红军的人在宣传！”“看到新四军的力量还很强大。陈毅代理军长，张荣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任政委，在苏北一带坚持抗日哩！” 可是，不到两个小时，古蔺国民党当局反共反人民的黑风暴雨就来了，开始是古蔺中学校长、三青团负责之一的陆哲人，自告奋勇地把学校收到的一张传单送到县党部，伪县党部书记傅公恂带了一名武装兵，三脚两步亲到邮局去检查，扣留了未寄完的少数传单和新华日报，传讯了邮务员黄XX（不是黄仲秋）。又派武装四处搜查，强迫群众交出。记得当时也有冒着危险死不承认的，如中街傅姓茶馆就保存了一份，他们把传单当作宝贝一样藏起来。 那一天平安地过去了。 第二天，国民党当局在上桥公共体育馆搭了一个台子，召开了各机关法团学校武装的千余人的大会，傅公恂、李作民这些反动头子像疯狗一样，声嘶力竭的谩骂共产党和新四军是“奸党”“叛军”，威胁古蔺人民，不让相信传单上的真理。声言要把古蔺地下活动分子抓出来问“罪”。可是，他们做贼心虚，就在自己讲话的时候，也沉不住气，面红耳赤，时时回头张望，似乎害怕台后那些身穿便服交头接耳的老百姓们暴动起来。 第三天，国民党当局在中城小学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研究了黑名单。一群狗子们分工出动了。他们打着收查烟吐烟具的名义，侵入了城里许多人的住所，大肆搜查、质问，带走了稍具进步嫌疑的书刊，不仅是如“全民抗战”之类刊物搜去，连救亡歌曲也搜去了，城里有4个共产党员的家中被清查，由于得不到一丝儿证据，伪国民兵团正训室干事王凤飞，在伪保长陪同下，翻搅了一陣，也只好莫可奈何地走了。 以后的黑风暴雨是越来越大了。泸州、江安、叙永、土城等地先后发生逮捕事件，古蔺国民党当局也天天在邮局检扣进步书刊和信件，在信件折口的地方盖上“P、P”字样。但古蔺地下县委遵照上级党“长期潜伏，积蓄力量，待机而动”的方针，一批批地疏散了红色党员干部（即色彩鲜明，暴露了目标的党员），因而得以避免了基本力量的损失。留下来的党员和赤色群众，则多潜伏在广大农村，或者流动的生活，搞交朋友活动，宣传党的主张，筹集活动资金，使党在群众中更加生根落脚。 散传单不过是当时党在古蔺地区的一个小小斗争而已，而且在城里很快就被国民党当局压下去了。但是它可以说明：党的力量是无穷的，在革命极度低潮的时候，扇起红色风雨，震动了古蔺人民要求革命抗日的心弦，追求真理的愿望；回忆起了当年红军长征可歌可泣的故事。因为红军就是新四军的前身，而古蔺地下活动的共产党人则是红军留下的种子。 1959年5月2日于合江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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