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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进黄桥 (一) 为了打开苏北抗战局面，我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反复分析敌顽我三方斗争形势，确定采取联李、击敌、反韩的策略，迅速东进黄桥，开辟泰兴、靖江、南通、如皋地区。 7月25日，东进序幕拉开了。  指挥部要求全体指战员作好打运动战、歼灭战的充分准备，采取远道奔袭、分割围歼的战术，挥戈东进，直取黄桥。我随陈毅同志及指挥部机关稍迟一天出发。沿途村庄、农舍的墙壁上，留有先头部队张贴的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持对外抗战，反对内部摩擦!”“抗战是生路，妥协是死路！”那时为了迷惑韩德勤，落款一律署明“挺进纵队政治部宣”.标语中还有一条:“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干部、战士虽看不惯，却都明白这话的真实含义。 行军途中，战地服务团的同志和全体指战员一起放开嗓门， 唱起了新四军军歌: “光荣和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 每当唱起这雄壮的军歌，干部、战士莫不热血沸腾。此刻，这亲切的歌声，使我想起周恩来同志在皖南新四军军部云岭陈家祠堂作《目前形势和我军任务》报告的情景。那是在1939年初春，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与军部及东南局领导同志共同研究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行动方针。这一年多的变化真大啊。眼下，我新四军7千人马汇成一股抗日铁流，高举抗日大旗，正踏着苏北大地挥戈东进。 27日夜间，我们通过泰州至口岸附近时，两李所部驻军如约让路，又装模作样地朝天鸣枪，热热闹闹地礼送我军过境，制造激战假象，以便向韩德勤交差。 队伍刚过泰兴境内宣家堡镇，前方就送来情报，说国民党税警总团长陈泰运部由曲塘南下，堵截我一纵队，国民党江苏保安第四旅何克谦也从黄桥出发，向北阻挡我二纵队。这一突然出现的情况，是韩德勤预谋布置的南北夹击计划，企图消灭我东进部队于运动之中。 而当行军队伍抵达老叶庄驻扎时，战况报告来了。叶飞部在北新街、薛家垛一线击溃了税警两个团并歼灭一个多营，活捉了几百名俘虏，缴获大批枪支弹药;王必成部已将保安四旅先头部队击垮，并分兵占领了黄桥镇以北的蒋垛、古溪等地，切断了何克谦的退路，三纵队陶勇一部正向黄桥以南地区迁回，对黄桥的包围圈已构成。前方向陈总指挥请示如何处置税警总团被俘官兵。 陈毅同志听了汇报十分高兴，说对待陈泰运的部队，可按老规矩办，给俘虏们上堂政治课，向他们讲清团结杭日的道理，劝他们不要再跟着韩德勤一伙闹磨擦打内战，然后连人带枪客客气气地送回曲塘。还特别关照说，要注意多做俘虏中营、团级军官的工作。这些人影响大，请他们务必转告陈泰运本人，上当受骗仅此一次，不要再为他人火中取栗，充当炮灰。 (二) 眼前的一些事实，使我感到新鲜。记得在赣粤边打游击那儿年，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我们只要紧紧依靠受尽苦难的广大群众，就能不断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即使有时敌人重兵“围剿”，我们也能像孙悟空似的，钻入敌人的心脏闹腾一番。可如今形势不同，有日本侵略军、汪伪军、反共顽固派，以及可以争取的地方实力派。对于顽固派的阵营，也不能一律看待，有死顽固的，也有可争取暂时结成同盟的。这种复杂的斗争环境，需要我们随时掌握新情况，学会区别不同情况，运用巧妙的斗争艺术。 毛泽东同志对此作过具体分析。他指出，“国民党是一个由复杂成份组成的党，其中有顽固派，也有中间派，也有进步派，整个国民党并不就等于顽固派。’(《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我们对于那些忠心抗日的人，对于一切非投降派、非反共顽固派的人们，对于这样的国民党员，是表示好意的，是团结他们的，是尊重他们的，是愿意和他们长期合作以便把国家弄好的。”(《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过去的斗争环境不同，我对毛泽东同志这些抗日统一战线的精辟论述体会不够深，也缺乏实践的机会。如今环境大变，认认真真学习就显得特别必要了。 毛泽东同志在上述文章中，曾谈到我们应该采取的政策: “一方面，团结一切进步势力，团结一切忠心抗日的人，这是一条政策;一方面，反对一切丧尽天良的坏蛋，反对那些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这是又一条政策。我们党的这些政策，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这就是力争时局好转，战胜日本。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团结一切抗日的迸步的势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势力，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这就是我们的根本方针。” 他又说:“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 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 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 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之时，我们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 这三个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这样，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我反复温习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论述，是因为东进黄桥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间题，深感斗争形势变化很快。而从现实斗争中获得的感性知识，又使我对于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些策略间题，有了更具体的认识。经过长期接触，我觉得陈毅同志是能深刻领会并坚决、忠实地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方针政策的。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下，他能十分自如地运用党中央确定的指导方针，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从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三) 28日，指挥部机关仍驻老叶庄，而粟裕同志及各个纵队负责人都已进入第一线。按预定计划，当夜行动，凌晨向黄桥镇何克谦部守军发起总攻，拂晓时分解决战斗。入夜，繁星满天，白天的余温使低矮的草屋闷得象蒸笼，再加激战前的兴奋，干部、战士都毫无睡意。我原想劝陈毅同志稍稍休息一会儿，但到他的住处一看，警卫员早把准备出发的背包捆好了。我了解老首长的脾气，此刻无论怎么说，他也不会睡上几个钟头的。1936年在赣南油山地区打游击，我曾与他同住一个草棚。那时，我就深知他的性格，越是战前越显得精力充沛过人，而且喜欢与周围的同志谈天说地，把胸中酝酿成熟的雄图大略阐述出来，并仔细观察周围同志的反应，鼓励大家各抒己见。 陈老总见我也没休息，便邀我在屋前大柳树下纳凉。既然达不到劝他休息的目的，那就索性留下陪他熬夜吧。其实，此时我也着实希望他畅谈一番，以便自己掌握当前形势和黄桥战斗的情况。 远处不时传来稀疏的枪声，陈毅同志却若无其事，照常侃侃而谈。他说，这一回我军决定东进黄桥的主要根据是:一、吴家桥、郭村一带地区狭小，不利我军发展，如将该区主动让给二李，可以争取其中立。二、盘据黄桥一带的顽保安第四旅一贯勾结敌伪，积极反共，敲诈勒索，久失人心，且其战斗力较差，与二李及韩顽均有矛盾，易于聚歼。三、那一地区在内战时期曾是我红十四军的革命发源地，党在群众中留有深刻的影响，抗战以来，.已恢复了地方党组织。我军东进抗日，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四、我们开辟了黄桥新区，可以由此向东、向北发展，但韩顽决不甘心，必将以全力与我争夺，我即可乘势协同南下八路军一起解决苏北问题。 (四) 我们向黄桥镇进发时，前线的枪炮声越来越激烈。同志们都加快了行军的步伐。几个警卫战士边走边议论:“赶得巧，还可以亲手捉上几个俘虏I' 夜空渐渐发亮，枪声随之稀落下来，先头部队已经进入了黄桥内街。经过一路急行军，我指挥部机关人员刚到黄桥镇郊，陈毅同志即命令一部分部队继续向南至沿江一带搜索，乘胜攻克驻孤山、西来等地日伪军据点;又下令各部检查军风纪，准备入城。当火红的太阳升起时，我们随着大部队开进了黄桥镇。沿途群众夹道相迎，欢快的锣鼓声和拥护新四军抗日的口号声交织在一起，显得格外热烈动人。原来，保安四旅的土匪官兵在镇上.盘据数年，闹得鸡犬不宁，居民恨之入骨。当时一首歌词写道:“黄桥是人间地狱，何克谦是专制阎罗。拉伏绑票敲榨勒索，叫黄桥民众怎能生活.”新四军一夜之间歼何部2千余人，拯救群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再加全体指战员纪律严明，获得解放的人民怎能不打心底里拥护、欢迎共产党领导的这支抗日队伍! 进入黄桥后，苏北指挥部机关设在镇东一所中学里。这座青砖大瓦的工字型两层楼，可算是黄桥最有气派的建筑物了。陈毅同志的工作更忙，许多重要事情都亲自处理，我曾和他说笑话:“想睡个痛快觉的时间又得向后移了。”他一方面布置部队抓紧休整，准备迎接更艰巨的战斗，一方面从各部队抽出一批干部组织民运工作队，分赴附近农村宣传和发动群众，组织农抗会，准备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他还亲自过间地方党和地方政权建设的筹备工作。 在日理万机的紧张时刻，陈毅同志仍念念不忘统一战线工/作。通过地方干部介绍，他知道有一位叫朱履先的老先生，在当一地上层人士中颇有影响。朱履先早在二十年代就担任过高级军·职，如今虽已解甲归田，却对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二的政策极表不满。陈毅同志对我说，此人爱国，是旧军人中不可多得的有识之士，应主动登门求教，请他出面帮助维持地方。 陈毅同志的工作做得很细，已经打听到朱老先生住在黄桥镇米市附近。那天去朱府拜访，我和管文蔚也随陈毅同志前往。走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商店、摊头已经恢复营业，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很难看出数日前这里还是个战场。这黄桥镇是长江北岸商一品集散地之一，人称“苏北的小上海”，果真名不虚传。行人中，有些似曾相识的老百姓，向我们点头微笑，也有拱手相见的士绅，更多的人是用崇敬的目光注视着陈毅同志，悄声议论道:“这位就是威震江南、日寇闻风丧胆的陈毅将军!” 朱老先生的住处，是一座隔开外街，显得清静安适的深院。 陈毅同志与朱老先生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在融洽的气氛中，一个襟怀坦荡，阐发了我党我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民主、坚持进步的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用大量事实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投降、打内战闹磨擦的罪恶行径，一L个优国优民，痛斥国民党政府腐败、民生凋敝、对强敌而往弱不振、步步退缩、丧权辱国的种种伎俩，表示愿为民为国鞠躬尽瘁。 我静静地坐在陈毅同志身边，听着，看着，琢磨着。这是抗战以来，首次随他和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谈话，做团结争取工作，是一次十分难得的学做统战工作的机会，使我受到许多教益。此后，我与朱履先老先生还有几次接触。他的正义感强，为人豪爽直率，对新四军来苏北抗日反遭韩德勤排斥愤愤不平。他曾亲自号召黄桥工商界人士向我军捐款六万元，并四处奔走，呼吁国共合作抗战，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在朱老先生的带动和影响下，泰兴、泰州、靖江等地一大批新旧知识分子也跟着向我们靠拢，为开辟、建设黄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起了不小的作用。 回到指挥部，陈毅同志情绪特别高，说可以召开一个全镇各阶层人士，包括士绅和保长以上的国民党人员的会议，扩大统一战线工作的成果，打消部分中上层人士的顾虑，将一切可以团结争取的人士吸引到我们周围来。他还对我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法宝，新四军7千子弟兵要对付韩德、勤10万大军的挑衅，不紧紧依靠苏北人民群众，不争取中间势力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同情支持，是注定会失败的。 到苏北短短一段时间，在陈毅同志身边耳濡目染，感觉到他在勾画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宏伟蓝图时，富有高瞻远瞻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气魄，事事从实际出发，善于因势利导掌握工作主动权。在对二李的争取中，不因郭村战斗时他们曾主动进攻过我们，而趁胜轻取泰州，把他们打到顽固派韩德勤一边去，而以释放俘虏、退还30里防区的“让步”策略，重修旧好，促成有利于我东进的局面。在对国民党税替总团团长陈泰运的争取中，则采取打拉结合，利用他与韩德勤的矛盾，不计前嫌，释放战俘、送还枪支，用宽容诚恳的态度，让陈泰运暂居中立。对这一系列的做法，不少同志起初很不理解。 但实践证明，陈毅同志创造性地贯彻了党中央提出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娴熟地运用了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相结合睁策略。 当时，有些地方干部和部队同志，痛恨国民党军队的种种劣_迹，一度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热衷于打而忽略了拉。陈毅同志就耐心说服他们，一遇机会就大讲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批评那种目光短浅、“顾小利而忘大义，逞英雄而少办法”的狭隘思想和观点，总结出“坚持政治先行，军事后行”，“对顽固派应一面拉一面打，先拉后打，先打后拉”的经验，反对一味蛮干或一味退让的做法。 (五) 1940年8月，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后，为了适应形势的大发展，还设立了苏北军政干校，开办党员训练班，大量:吸收各地的知识分子参加抗日工作，训练新党员，培养骨干。9月中旬，苏北区党委正式宣告成立，由陈毅同志兼任书记，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撤销原江北、苏北两个特委，而以新成立的如皋、泰兴中心县委取代。从此，苏北地区江都、泰兴、泰县、靖江、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兴化、东台、宝应、高邮等县地方党的工作即由区党委统一领导。区党委领导区域还包括苏南京沪路，北特委所辖各县。 苏北区党委机关设在距黄桥中学不远的一座不大的寺院里。我和区党委的几位部长赵毓华、韦一平、薛尚实、俞铭瑛、章蕴等同志一起办公。 陈毅同志在紧张部署战斗的空隙，也经常抽时间找我们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地方党的工作。他多次指出，必须迅速改变过去秘密党时期小手小脚的工作方法，大胆放手地发动群众去开展各项工作，注意在斗争实践中培养大批地方千部，以利于支持部队打大仗，建立和巩固根据地。 他还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毛泽东同志对此早有精辟的论述，我们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宣传、发动、组织群众，才能取得这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全民战争的胜利。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以来，全国人民都希望国共两党合作御外。在这种形势下，我党只有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才能争取全国大多数人的同一情和支持，而要在苏北地区打开抗战局面，第一步必须立稳脚跟，使广大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及各阶层人士都获得利益。这样，他们就会信任和拥护民主政权，我们才能取得抗日的领导权。 为取得抗日领导权，陈毅同志做过许多上层人士的工作，且都颇有成效。这里不妨提一提他跟韩国钧先生的交往。在黄桥时，经镇江商会会长陆小波介绍，陈毅同志曾数次致函苏北著名人士韩国钧老先生，力陈我党我军团结抗日的主张，请他出面斡旋，调停国民党韩德勤与我方摩擦。 韩国钧先生祖籍江苏海安，是苏北首屈一指的德高望重的人物，那时已届八十高龄。他小时家贫，屡经科举，未中进士，以举人身份拔贡，当过两任知县，政绩甚著。后来他当过交涉使，专办工矿铁路和对外交涉工作。他还出使日本考察农工商矿，和各国办交涉，表现出相当高的民族气节，受到人们的尊敬。民国初创，他当过安徽省的民政长，民国十一年当过江苏省省长。 他有真才实学，做官清廉，既通经史，又肯学科学，因此在苏北上层人士中有着很高的声望。他八十多岁还担任着黄河苏北入海水运委员会主任、黄灾救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他做民政长时钻研过水利，因此他是一个懂得水情的官员。他还当过代理督军，韩德勤的主力第八十九军的许多军官，都曾给老先生送过“门生”帖子，算是他的“学生”。所以，我们争取他的同情和理解就变得十分必要了。另一方面，他是江苏民族资产阶级的著名代表人物，拥有沿海垦区数千亩土地，对我土地革命的宣传早怀戒心，因此要做通这位老先生的工作，又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 陈毅同志给韩国钧的信，起到了初步的作用，韩老先生当即表示答应新四军的请求，愿为两党两军在苏北合作抗敌出力。 自东进黄桥以来，我军多次粉碎日军报复性“扫荡”，接连攻克靖江境内孤山、西来等日伪军据点，又歼灭了驻防姜堰的反共顽固派部队。我军在苏北抗日、自卫各次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广大民众的斗志。当地老百姓说，“新四军是天兵天将，打仗仗仗胜。”以韩国钧、朱履先等为代表的开明士绅，也很同情与敬佩我党我军，称我军为“王者之师”。我曾在陈老总住处，看到韩国钧先生书赠的一副对联:“注述六家胸有甲，立功万里胆包身。”这实在是当时民主人士对陈毅同志的最恰切的赞誉，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我军的真诚倾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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