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方证的思维来源 古代人讲究的是一种野性思维，它既不同于我们生而就具有的本能，也不同于我们系统学习后具有的思维方式，更有点趋向于对一种事物敏感的直觉、发散的感知，是人类的原始逻辑在无意识中进行的理性活动。野性思维强于知觉和想象，善于直观地捕捉到事物的本质，但是他缺乏分析、归纳、综合等抽象思维的能力。法国莱维·施特劳斯说：“野性思维指人们的未开化的思维方式。他认为人类的思维方法可以分为野性的和开化的两人类，这两类思维方式不是初级的思维与高级的思维之间的区分，也不是前期的思维与后期的思维的关系，不能把野性的思维看成开化思维的某个阶段，或者说是开化思维的开端、锥形、草图、部分等。”这两类思维方法都是获得知识的方法，是平行的，都是完善的方法。两种方法在现代人的思维中都存在。只不过现在由于系统的锻炼学习，野性思维逐渐的减少了比重，严谨的逻辑思维占了很大的比重。野性思维的特性是具体性和整体性，它通过联系和分类要求达到形成一种秩序。艺术活动就是由野性思维的具体性和整体性形成，科学活动则不同，以分析方法为主。因此原先的医生对于一些疾病有特别敏感的感知方式，不是像后世的医家都是熟读内经伤寒各家学说之后，具备了一个系统的框架，两者看待事物的角度是有所区别的。 6、方证相对应用现状 虽然中国历代医家均十分重视《伤寒论》的学习, 由于我国历史上医学流派众多, 辨证论治作为中医的基本特点,六经钤百病的思维并不是主流，这就造成了医者缺少对六经系统成熟的认知，对于《伤寒论》、《金匮要略》里方剂的应用存在两种极端，善用者一方走遍天下，不擅者一撇难以下行，这种局限性的主要原因在于忽略了方剂的应用性症状和特异性症状。如麻黄附子细辛汤原文“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附辛汤主之”，条文描述了一个素体阳虚的人突然起病发热，但由于身体机能不能及时的进行有力抗争，脉仍然是沉象，没有太阳病的脉浮，但是少阴病以怕冷为基础，“反发热”说明病邪有向外走的趋势，所以用麻附辛因势利导温阳解表。如果纠结于“发热”这一症状，则实用性很少，许多疾病都会有体温升高的临床表现。在内伤杂病中只要符合少阴病的特点，即精神萎靡、脉沉，具备麻附辛汤的方证，不论关节痛、水肿、过敏性鼻炎、阴性感冒都可以使用。经方讲究的是一个整体思维、总论的概念，对于细枝末节会忽略，可能有部分症状不符合，这可能是伤寒原文简述的原因，但只要一个人的腹证、脉证，症状等大体上相符合，抓住主干就可以使用对应的方剂。  徐大椿说：“盖方之治病有定，而病变化无定，治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中医讲究的是治病的人，而不是人的病。六经方证对应的是生理病理反应，而不是针对疾病本身。几千年来，人的生理病理反应已经总结的很全面，病理变化的外在表现、症状基本不会变化，很少有从未见过的症状，疾病的多样性在于症状的组合不同，即症候群的变化。日本汉方家吉益东洞曾说过：“疾病自始至终都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方证组成，这些方证或完整、或不完整、或独立、或组合的，或者是相对稳定的、或已知、或未知；方证是开放，具有生长点的，不仅关注疾病造成的群体性的公共的症状，更关注每一个个当前的具体脉证。”疾病入侵人体的方式不外外感、内伤等几入口，西医需要了解病因结构、来源、繁殖方式，才能找见相对应的阻截手段；中医则主在对于病例生理变乱的纠正，间接的使病原体消失。   六经钤百病之说，实乃方证对应治疗疾病，六经是辨证方向性的指导，重点在研究方证，要懂得“以指示月，而指并非月”的启示。因此，我们虽提倡六经辨证，但六经只是拐杖，方证对应才是我们治病的核心。胡老曾说过：“方证是八纲六经的延续，亦是辨证的尖端。”充分肯定了方证在经方医学思维中的主体地位。想要熟练的应用经方首先应该熟记各个方证，使之变成自己的默会知识，再验之于临床，学会贯通，逐渐达到一步到位、方证对应的高级状态。    对于临床来说，各种各样的辨证方法都有自己的适宜范围，六经辨证也是如此，六经辨证现在流行的原因在于舍弃了太多的理论，降低了经方使用的门槛，被追求疗效的人接受，但是其用药轻灵者居少，与温病用药风格各异，当邪陷心包，经方难有轻清活泼之品（可参见姚梅龄中医论治急重危治病人视频）。作为学子，应当尽力的扩宽眼界，学到知羞。希望我们可以变成自己想成为，俯瞰之前的风景。  eight miles rabbit Wu hong |
|
|
来自： eight_miles > 《待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