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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興孫《蘧草法帖》代序

 家有学子 2020-07-04

【按:本文爲王興孫先生爲王運天、郭建中主編《蘧草法帖》(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所作序言,2020年6月26日發表於《澎湃》藝術評論欄目,題爲《真蹟力久  毋走常蹊——關於我父親王蘧常尺牘集<蘧草法帖>》。】

王蘧常先生於八十年代後期(蔡瑞坤拍攝)

二〇一七年十月,在復旦大學哲學學院舉行的王蘧常研究會常務理事會上,王運天先生首次提出了編輯出版我父親王蘧常先生尺牘集的建議。當時我並未上心,以為父親一生書寫書信無數,又時隔如此之久,即使尚能保存,也必散落各地,集結成冊談何容易?幾無可能!然而僅經過兩年多的努力,如今取名為《蘧草法帖》的書信集在父親去世三十周年、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紀念之際出版了,實在令人驚喜不已。

尺牘集共收集了五百餘通信,收信人多達八十多位。最早一通是一九二五年六月寫給王國維先生的,最晚一通是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下午寫給我的。當時我正在美國進修,父親當天晚上卻突發心臟病,第二天經搶救無效遽歸道山,因此這是一封沒有寄出的信,也是父親的絕筆,又是我所收藏的父親寫給我的唯一的一通書札。

致王國維《靜安帖》(選頁,帖名爲《蘧草法帖》編者所擬,下同)

王蘧常先生的絕筆信《熊兒帖》(選頁)

尺牘在書法史研究上歷來具有重要的地位。民國以後,白話書信逐漸取代了文言尺牘,鋼筆也逐漸取代了毛筆成為主要的書寫工具。而《蘧草法帖》所收集的書札時間跨度雖然長達六十五年,卻幾乎都以文言,而且幾乎都用毛筆書寫。這是父親一生保持的習慣,無論寫文章、寫書信,還是記日記,全部都用毛筆,這在他這一代文人中間也可謂極為罕見。所以,這套尺牘集實際上也就成了父親書法演變的一個歷史縮影、一個紀錄,並填補了對父親書學研究的一個空白。

父親的書法久已聞名於世,尤其是他的章草,國內外評價都極高。著名書畫家、曾任國家文物局全國古代書畫鑒定小組組長的謝稚柳先生稱其為“蘧草”,近來更有書法評論家認為父親“是一個人,用一生的力量,完完全全地創造了一種新字體”(劉彥湖在“走出唯技術時代”專題研討會上的發言)。但是,正如父親的學生、原《人民日報》總編輯范敬宜先生所說:“就王蘧常先生本身來說,僅僅認為他是我國一位傑出的書法家是遠遠不夠的。與他博大精深的造詣、成就相比,書法不過是他的'冰山一角’,或者說只是他的'餘事’。要想全面認識王蘧常先生,不可不研究他的書法;研究他的書法,又不可不研究他的學問;研究他的學問,更不可不研究他的人格。在他身上,這三者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體,而書法則是這個統一體的外在表現,如同人的面貌體態。”(範敬宜《書法·學問·人格》)這套尺牘集的另一個重要意義,也正在於從不同的視角反映了這三個方面的統一體,因此對全面研究我們父親、研究他所處的時代以及他們這一代文人,乃至對中華文化傳承的研究都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史料。

我覺得,對父親的書法和學術,盡可以由書法界和學術界,乃至歷史來評價。作為子女和後輩,我們感受更深,且永遠不能忘懷的是他的精神、人格和氣節。

父親的一生經歷了不同的時代,並非一路坦途,“常在蹭蹬、坎坷、震撼、動盪之中”,時時為生計所累,這在許多通信函中都有反映。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起他就患有冠心病,老年時他和我們母親又都“疾病叢生”,以至在一封信中發出“老不可醫”的感慨。在這樣的經歷中,父親仍能達到如此之高的學術以及書法水準,不能不說與他一生刻苦學習的品格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在晚年當有人求他墨寶時,他常喜歡書以荀子的“真積力久”四字,可見他學術的淵博和精深,他的學養和造詣,都是從數千年中國文化的深厚土壤裡培育出來的。他三歲時就開始認方塊字,並辨四聲。四歲時學《文字蒙求》等啟蒙書。五歲以後,開始讀《四書》及《毛詩》。七歲後讀《禮記》、《尚書》、《左傳》等。少年時,祖父授以《史記菁華錄》及《綱鑒易知錄》,父親讀之,如厭饑渴,大半能成誦。對於書法,用父親自己的話來說,則是“自幼即篤嗜”,也就是自小的一種愛好,但他卻也下過常人難以想像的苦功。八九歲時,他就臨摹家藏的愛新覺羅・永瑆帖。祖父見了,便授以歐陽詢的《九成宮碑》,這是父親學習書法的植基之始。繼而他廣搜博采,大量研習碑帖,先後臨習了《張猛龍》《鄭文公》和漢隸的《乙瑛》《張遷》等,以及篆書的《散氏盤》《嶧山碑》等等,還把《說文》中的全部篆字寫過多遍。以後他就喜寫古字,一度往來書札都寫龜甲文或鐘鼎文,還曾有六年的日記,全部用篆文書寫。父親這種刻苦精神一直保持到老。他的學生、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李定生先生回憶說:“1974年,我有機會早得到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乙本、《黃帝四經》、《戰國策》複印本。我向老師請教,老師如獲至寶,對漢隸和簡體字及黃老之學,都作了研究和記錄。他指著從帛書臨摹下來的漢隸和簡字說,'地不愛寶,漢簡漢帛書出,是章草的新世界,體用變化,實不可窮。’並欲將漢碑、漢簡、漢帛融冶於章草。”(李定生《文章道德照耀儒林——憶王蘧常教授》)王運天先生也曾回憶,及至病危當日下午,剛剛做完心導管手術從手術室出來,父親還要他去家中把《王漁陽集》取來讀。從這套尺牘集中許多書札都可以看出,已屆耄耋之年的父親沒有絲毫懈怠,對有關學術、考古發現、書法研究、乃至國內外時事風雲變幻的書籍和文章依然極其關注,因此“雖已耄老,但文思未竭”。

父親的師承對於他人格精神的形成也有極大的影響。他有幸先後師從被譽爲“中國大儒”的沈曾植先生和曾任交通大學前身南洋公學的首任校長、後又創辦無錫國學館的唐文治先生,並曾分別問業於康有為、梁啟超先生。沈曾植先生曾在父親十八歲左右時對他說過一句話:“凡治學,毋走常蹊,必須覓前人窮絕之境而攀登之。”“毋走常蹊”,這四個字對父親可以說是具有千鈞之重,這樣的眼界和格局成了父親一生不敢相忘,一生予以追求的精神境界,不斷攀登。專攻經、史、子、集時如此,著作耕耘時也如此,以至於對他作為一種喜好的書法還是如此。尺牘集中有好幾封信涉及到他輯注《顧亭林詩集》一事。父親應約輯注應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後因時勢變化而實際上直至八十年代纔得以出版。范敬宜先生回憶:“在我的印象中,王蘧常先生最尊崇的前輩學者有兩位,一位是顧亭林,一位是唐文治,都是具有高尚操守和民族氣節的學林領袖。”(範敬宜《書法·學問·人格》)父親後來在《顧亭林詩集彙注》一書的前言中指出:“炎武身處危境,值文網峻嚴之日,卻敢於奮筆直書,……三百年後讀之,尤令人神往,對他肅然起敬!” 顧亭林於抗清鬥爭的低潮歲月中,提出了“保天下”的重要主張,後人把它概括成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響亮的口號。父親對此推崇備至,並以此為一生自勉的座右銘。父親認為這一主張是將“忠於一姓”擴大到忠於國家民族,且從上層看到了山野之民的力量。父親說顧氏“這一口號遺響所及,在近代歷史上不僅震盪了辛亥革命,而且激勵了抗日戰爭,即在將來,也必會有深遠的影響”。父親開始輯注《顧亭林詩集》後,即著手廣集史料,又收羅顧氏詩集至十餘種版本、鈔本,綜合他對經、史、子、集不同尋常的學養詮釋詩句,他認為以此詮釋詩句,能比較確切。在輯注過程中,他也遇到有的詩句意思隱諱,百思難解;或所言時事無史料可徵;或舊注誤詮而不符詩旨,但他認為“我注其詩,當為其負責,不讓一字一典放過”,因此甚至為了一兩句詩就會苦思數日。父親勘正舊注數百條,補注舊缺數百條,他還請老朋友、過去的學生和同事吳丕績先生擔任標校工作。父親最終費時一年多才殺青交稿。父親三修《秦史》稿、編注《梁啟超詩文選注》等等,無不體現了這種鍥而不捨的精神。在書法方面,父親的“毋走常蹊”更典型。他從小書法功底深厚,正、草、隸、篆,大字、小字全都非同尋常,但他在老師的指點下,中年之後偏偏開始專學章草,立志“融冶漢碑,漢簡,漢匋,漢帛書,而上及于周鼎彝,必能開前人未有之境”。這實在是一條極為艱辛之路,既要“毋走常蹊”,又“必須字字有來歷,筆筆有來歷”。但父親歷久彌堅,為此幾近達到了“不惑於外誘,不懼於外擾”、“耳無他聞,目無他見”的地步,最終形成自家面目,開創了自己獨特的章草風格。

父親學問博古通今,深諳傳統典籍,但他又始終謙虛好學。我表弟沈甯先生在《與大師談大師》一文中回憶說:“六姑父(指我父親)曾經對我講:只要你真有了一點學問,你就會發現,學問是無限的,無底的。你所知道的那一點,不過九牛一毛,你還敢妄自尊大麼?我想,那就是為什麼六姑父學問那麼淵博,卻終生謙虛謹慎的緣故,他太知道學問的博大精深了。”范敬宜先生也曾對沈甯先生說:“王蘧常先生被日本學界稱做'當代王羲之’,可是直到去世,他也不肯聽別人叫他大師,那才真是大師的修養。”

我們小時候在家時聽父親說得最多的兩個字是“厚道”,這也正是他的為人之道。這套尺牘集幾乎所有的信札無不體現出父親謙恭厚道、溫潤儒雅的待人之心。父親對他的老師一直十分眷顧敬重。唐文治先生的道德文章,給了父親一生的深刻影響,因此他終身事師如父,連與我們家人談話都從不直提老師的名諱,只稱“唐老夫子”。一九五四年唐文治先生逝世前病情日趨嚴重時,曾語重心長地對父親說:“將來條件允許,無錫國專應力求恢復。此乃關係到保存中國傳統文化的長久大計,非一校之存廢而已。”後又握著父親的手囑託:“複校大業,全靠老弟了!”唐先生的臨終遺願,父親三十年未曾或忘,曾言“惟此複校一事常至形諸夢寐”。從八十年代後期父親多通信札可以看出,他為了實現老師的這一遺願,在耄耋之年殫精竭慮,極力推動。對老師如此,對學生、對親朋好友他也無不關愛有加,悉心照顧。他對清寒子弟尤為關心。為了使他們能得到學校或私人提供的助學金與獎學金,常常不顧疲勞奔走於校內外。為了幫助學生畢業後謀職就業,他發函、走訪,僕僕風塵,在所不辭。特別是在學生遇到危難時他更是懷著滿腔的同情熱誠相待,全力照顧。


致王復孫《漸復帖》,內言復校一事“不獨關國家民族傳統大業”

父親還沒進無錫國學館讀書前就立下了“所願學孔子之教人與孟子之得天下英才為樂”的志向。他從不願從宦海中討生活,也對無論什麼黨派和政治活動都一無興趣,還時時提防“引入宦途”。他年輕時就洞察宦海風波之險惡,認為“得官則其門若市,失官則門可羅雀,人情變幻,尤所難堪”。所以抗戰勝利後,父親的同學、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張壽賢先生到上海來看望父親,見我家生活清苦,又覺得父親的德才應有更多發揮,先後邀父親到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擔任主筆和上海市教育局的高職,都被父親謝絕。他也從未參加過任何黨派,不喜從政。我們母親的堂兄沈鈞儒先生是中國民主同盟的領導人,多次力勸父親加入中國民主同盟,父親都直言回答,自己教了一生一世的書,對無論什麼黨派和政治活動都一無興趣。在唐文治先生創辦的無錫國學館畢業後,他便走上終身執教的漫長道路。儘管如此,但父親始終保持自己的風骨氣節。這在學術和書法上表現為沒有任何流俗、睢盱側媚之態,而在每個重要歷史關頭更表現出凜然大節。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當此中華民族處於危急存亡之秋,父親奮筆寫下了許多呼喚抗日救國、歌頌抗日將士和英雄的詩文,發表於報刊。一九四〇年汪偽政權成立後,父親在無錫國專求學時的一位老師出任汪偽政府在南京設立的偽中央大學校長,他幾次來函來電,邀父親去擔任該校文學院院長。雖然父親過去對這位老師很尊敬,但他爲保持民族氣節,斷然寫信拒絕出任偽職。一九四一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佔領上海租界,上海的“孤島”狀態隨即被粉碎。次年,之江文理學院關閉,大夏大學及光華大學附中亦被炮火毀壞而關閉,父親唯一尚能任職領取薪水的只有交通大學一處。但當年暑假後交通大學卻以“國立”的名義、即偽交大開學。父親與陳石英、裘維裕等六名教授,堅持民族氣節,誓不同流合污,憤而辭職,此即當時轟動上海知識界的“反偽離校六教授”,凸顯了當時愛國知識份子的風骨和正氣。自此之後,父親便無一處任教之職,更是毫無薪水收入。當時父親上要贍養我們的祖母、外公、外婆,下要養育我的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全家生活即陷入困境,家中連食粥的生活也難以維持,後來,是在幾位學生及其家長的幫助下才得以維持溫飽,但他始終堅韌不屈。雖然如此貧困,父親對人卻說:“行心之所安,雖苦也甘。”母親也說:“生活困苦是小事,民族氣節是大事。”她深明大義,一心支持父親的愛國行動。

這套尺牘集中收錄的一通致羅村先生的信就充分反映了父親當時的浩然正氣(此信曾收錄於一九四八年新紀元出版社出版的《抗兵集》,尺牘集中的手跡是父親應王運天先生之請于一九八八年重寫的)。該信全文如下:

蘧常敬啟

蘿村先生閣下:辱手教,獎飾過職,既感且愧。蘧椎魯不解世情,尤不諳酬酢,憶二十五六時以世誼謁某公,某公賓客盈門,坐而求見者二十餘人,皆屏息待。日晌午,某公猶未出;予不耐,即拂衣去。他日某公召見,曰:奈何不少待?曰:野性難馴。某公大笑。今閣下必欲縻以好爵,見愛不可謂不深,奈野性之不蘄畜樊中何?此不敢承命者一。蘧性拙直,見不可意,即悻悻顯於顏色,今人世尚詐偽,往往外鵠美名,而陰行其惡;植黨以營私,排異以自固;欲默爾而息,則胸腹間輪囷壘塊,必上塞而悶死;欲快然一吐,則言未終而陰釁隨之;言不言,皆有死之機焉,奈何奉父母遺體,而自嘗於死乎?愛我者當不忍見其如此;此不敢承命者二。蘧學文,唯古是好,詰屈聱牙,黔墨臃腫,不合於世久矣,士大夫且相笑以為怪,矧欲不喻於流俗淺俚之人?是南其轅而北其轍也;則雖欲助閣下,亦何益於事;如欲其改容易飾,為時世妝,則能者眾矣,又何假於僕?此不敢承命者三。幸鑒下愚,不勝大願。

致陳柱之《蘿村帖》一

致陳柱之《蘿村帖》二

致陳柱之《蘿村帖》三

致陳柱之《蘿村帖》四

這封信十分獨特,是尺牘集中唯一一封語氣決絕的信。雖然如此,因是寫給昔日的老師,整封信依然執禮有恭,並無惡語相加,更無暴戾之氣,而是處處引經據典,但字裡行間完全透露出“道不同不相為謀”、恩斷義絕的凜然正氣,可謂是一通集“學術、書法、人格”三位一體的代表性書札。陳氏(蘿村)一見此信,便知父親志堅不可摧,遂將文學院長一職給了他的另一學生。

《蘧草法帖》收集的煌煌五百多通書札絕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公開發表,極為難得。對我們子女及後輩來說,尤感珍貴。特別是父親中年以後的信札,所涉之事許多我們都親身經歷過,因此讀來更有“如見其人,如聞其語”之感,好像又回到了在父親身邊的日子,感慨萬千!

父親離開我們已經三十年了,但我們子女、後輩以及他的學生和親朋好友,還有社會各界始終懷念着他。一九九一年上海市書法家協會舉辦“王蘧常先生遺作展覽”;二〇〇〇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增補出版《王蘧常書法集》;同年,復旦大學哲學系專門舉行父親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會;同年,父親傾畢生之力所撰的《秦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二〇一二年“王蘧常學術館”在嘉興市揭幕開館;二0一七年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成立“王蘧常研究會”;二〇一八年,父親榮獲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上海社科大師”稱號。

這次《蘧草法帖》的出版,將為我國書法史增添一份珍貴的史料,也必定會讓更多的人更為久遠地知曉、認識、紀念我們的父親,因此,我們作為王蘧常先生的親屬尤感欣喜,也至爲感激。


《蘧草法帖》也是研究王先生晚年“蘧草”来源的最可依赖的资料,为了清晰
,本书除了收录高清尺牍图片外,还对某些非常有书写特点的尺牍图片进行局部放大处理。



《蘧常法帖》印刷采用四色调频网工艺,在印制中严格按照原作的时代气息进行还原,力争“下真迹一等”,并邀请在印刷界有几十年丰富印制和装订经验的工程师进行现场把关,力求每一版面印刷都能做到尽善尽美。



《蘧草法帖》开本采用国际博物馆图录通告的230*300大小尺寸,版面设计大方简约,封面用布面精装,书名等烫金,封面封底所用龙纹和文字效果系用特制铜板压制。书脊胶水采用国内出版界甚少使用的PUR胶水,保证持久牢度。



《蘧草法帖》编者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搜集整理王先生所书尺牍,历时有30年左右。编者之一王运天先生在文物图录出版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其主持编印之《淳化阁帖最善本》《周秦汉唐文明特集》等巨帙在业界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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