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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宁 姚宇亮:王羲之的前期書風

 俊YBWCMT 2019-08-06

姚宇亮按

《王羲之的前期書風——以李柏尺牘為中心的研究》是給戰後最早從事書法出版事業的河出書房《定本書道全集III》(一九五四)的文章。本文舉了第二次本願寺探險隊於明治四年從新疆省孔雀河獲得的,現在被看作是重要文物的最有名的兩通尺牘。這是李柏於四世紀初~中期給焉耆王所寫的書信。西川先生認為它的文字是考察王羲之書法的出發點,也是論證楷書形成過程必舉的重要之物。

   王羲之的前期書風——以李柏尺牘稿為中心的研究    

  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本願寺中亞探險隊在新疆羅布泊西北孔雀河流域進行第二次探險的時候,發掘到了東晉李柏尺牘。這件尺牘據推測為四世紀初之物,因此在書法史上有很高的地位。此前,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率領探險隊在羅布泊以北、古樓蘭遺址上發掘到的古文書中,就有許多和李柏相關或可能同時書寫的東西。在此,我將圍繞李柏文書的書寫時代作一解說,同時對王羲之前期書風略呈管見。

    李柏尺牘中,首尾完整的有兩件。(前插18、插84)

其一、縱七.八寸(23.63釐米)、橫九.四寸(28.48釐米),粗紙,九行,文字如下:

      1  五月七日,(海頭)西域長史,『關內』

      2  侯(李)柏頓首頓首,別□以

      3  恒不去心,今奉臺使來西,月

      4  二日,到(此)海頭,未知王消息,想國中

      5  平安,王使回復羅,從北虜

      6  中,與嚴參事往,想足到也,

      7  今遣(?)使符大,往相聞,通

      8  知消息,書不悉意,李柏頓首頓

      9  首

     (  )表示湮字,『  』表示根據其他文書補字,□表示不明字。

其二、縱七.九五寸(24.09釐米)、橫一三.一五寸(39.804釐米),粗紙,十二行,渴筆草就,文字如下:

      1  五月五日,西域長史,關內侯,

      2  柏頓首頓首,闊久不知問,?常

      3  懷思想,不知親相念,

      4  便見忘也,昭家見遣

      5  來,慰勞諸國,此月二日,來到

      6  海頭,未知王問,邑邑,天熱,

      7  想王國大小平安,王使

      8  招氐,俱共發從北虜中,與

      9  嚴參事往,不知到未,今

      10  遣使符太,往通消息,

      11  書不盡意,   李柏頓

      12  首頓首

   與此兩件尺牘同時出土尚有大小二十二片文書斷片(其中有文字者二十五面)。這兩件文書中,“西域長史關內侯李柏”、“臺使”、“詔家”、“海頭”、“王”、“北虜”等詞語甚為重要,與其他四片中見到的“臣柏”、“李長史”、“焉耆王龍□”、“逆賊趙□”等,都是我們推斷這件文書性質的關鍵。據《晉書·張駿傳》載:“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為貞所敗。……竟以減死論。”當時焉耆王已經臣服於前涼,那麼從這些事情,和以上語詞我們就可以推斷,這件尺牘是前涼駐外機關負責人李柏寫給焉耆王龍□(可能是龍熙)的。關於它的年代,羽田博士認為是東晉咸和三到五年之間(西元328——330年),王國維則主張寫於永和元年(西元345年)。在這個問題上或許會有些出入,但這件東西寫王羲之二十二到三十九歲之間則是毫無問題的。

   在有以上文字的六片之外,尚有同時出土十七片,從文字的字體來看,它們的書寫時代應該大致相同。

   歸納起來,這二十三片(二十六面)中有以下四種字體:

(1)  行書系——前述李柏尺牘1.2(《西域考古圖譜》·下卷·史料(2)(3)、前插19、插84)、《西域譜》下卷·史料(4)、同上(5)的一部分、同上(6)的五片、(7)的六片、(8)的“已呼燒奴……”中長方形那片、同樣“一匹以上……”那片;

(2)   草書系——同上(5)的C部(插85a)、同上(6)的“月九日樓蘭……”那片、(7)的“足下……”(插85b)、(8)的“徒故……”正方形那片;

(3)  章草系——同上(8)的長方形“琦頓首……”的那面(背面即前述行書)、同樣正方形的“適聞”的一面(背面即前述草書)

(4)  楷書系——同上(8)的“將奈何……”“問言”的那片(兩面)

    其中,李柏的行書尺牘和王羲之法帖中的《姨母帖》十分相似,另外還可以發現“足下……”草書斷片和《行穰帖》也很相似。除此,“已呼燒奴……”片中“燒奴”二字也應引起我們的重視。

   赫定發掘到的殘紙中,(編號據Conrady:ChinesischenHandschriften und Sonstigen Kleinfunde<孔好古:斯文赫定在樓蘭所得的漢文文書及其他發現>所載,以下同)楷書系——No.2(“三月一日樓蘭白書濟逞”)、3(“超濟白”)、31.1a(“超濟白”)、31.6(“濟言”);行書系——No.7(“濟逞白報”);草書系No.25.1(“五年二日濟白”)、33(“此月十四日……”兩面)以及斯坦因殘紙No.906(此編號據Chavannes:Lesdocuments Chinois<沙畹:漢文之文書>所載,以下同。此殘紙照片同書省略。),以上九條雖然都是殘紙斷片,但是上面都有張超濟、超濟、張濟的署名,可見都是一個叫張超濟的人的尺牘。其中No.31.1a、31.6、35以及No.906中的楷書四片和李柏伴出的楷書小片極其相似。草書No.25.1中可見到有一“燒奴”的人名,同樣No.31.1中可見“燒奴”和“世龍”兩個人名。這“燒奴”二字前面出現過,李柏伴出的行書中的一片(《西域譜》·(8)“已呼燒奴……”)也有。由此兩點,我們就能斷定前面所舉赫定和斯坦因的有“張超濟”九條和李柏是同時代之物。其他象楷書的H.No.9(“患苦……”等四片)No.22.13(“逞言洛……”)No.31(其他六片)32.2(楷行書混寫)以及S.No.905(“宣夏暑日……”)恐怕和前面亦出自同一手筆。

图113 李柏尺牍伴出残纸(《西域考古图谱下卷》a 史料·5)

    還有H.No.27.1b(“府君·敦煌、韋效穀……”)是略呈尖筆的章草小字,其中可見有“世龍”、“韋效穀”等名字,H.No.30.1(“華玄欲得書”)略顯肥厚的草書,其中亦見“韋效穀”其名。這兩片東西一眼看上去或有不同,但仔細從“韋效穀”的字上看,它們卻出自同一手筆。其他H.No.27.1a(“虛守穀”)、27.2(“又云別……”)、27.5(“風二日”)、27.6(“後入南沙……”)、27.7(“……為推社”)、27.8(“得必安……”)、28的十七片、29的十片以及No.24.3(“絕域之地……”)的三片恐怕都是同一手筆。而“世龍”之名在張超濟那片中也能見到,故此類可能和李柏文書是同時代之物吧。

图114 李柏尺牍伴出残纸(《西域考古图谱下卷》b 史料·7)

    楷書系中,H.No.22.1(“六錢四分”)、22.2(“家舍憂”)、22.3(“錢四”)、22.10(“始安……”)、30.2(“不別·不圖……“)、S.No.897(“萬福”)、908(“使資”);行書,H.No.(“慕惆悵”)、22.7(“慚愧”)、22.9(“平安”)、23.2(“將”)、23.3(“今足”)、23.5(“行足”)、23.7(“自今日”)、23.8(“買盲”)、23.9(“自此”)、23.10(“耳以□水”)、23.11(“恨不所”)、S.No.899(“得奉”)、909(“憂·涼”);草書,H.No.19.7(“樓蘭主國”)、31.8(“緣展懷”)、S.No.898(“吾所”),書風雖有變化,但如H.No23.4(“其顏色也”)、33.2(“亂世多故”)、25.3(“比相聞”)、26.2(“雖未情”)等還是基本可以被認為是同時代的東西。還有斯坦因發現的木簡886,建興十八年(西元330年)正是李柏所處的時代,書風和李柏文書相近,也是重要的資料。

    以上所列,均為東晉初期的重要資料。

    這一書風並非是遠離中央的邊疆樓蘭所特有的書風。

    稍稍上溯,在中原長安墓地曾發掘到朱書鉛墓券,從中我們便可以看到中亞發掘到的泰始期遺物與中原書風是何等的相似。還有傳世的陸機《平復帖》,這件作品雖然在宋朝被定為陸機的作品,其樣式和泰始期的出土文書也十分接近。這些對於李柏身處的年代來說或許有些距離,但目前尚未發現李柏時代的中原墨蹟。法帖刻本原不足以作為第一手資料拿來比較,但是不得已也姑且採用。王羲之所書的《姨母帖》(萬歲通天進帖中,插88 )和李柏行書尺牘相似,王的《行穰帖》(餘清齋帖及其他,插86)和李柏伴出的草書“足下……”(插85b)斷片相似,此外李柏草書尺牘斷片(插85a)不禁使人猜測《十七帖》的原形,H25.1張超濟的《五月二日》草書也有些地方使人想到王洽的書帖(快雪堂帖,插87)。

由於日益嚴重的戰亂,當時的敦煌逐漸成為漢人的避亂之所,在這裡綻放出燦爛的漢文明之花。生於此地的索靖,和晉朝的衛瓘、曹魏的鍾繇一樣,被尊為中原書壇第一流書家。考察一下中原書風的西漸史吧。在赫定發現的文書當中有一寫有“繇頓首頓首”的斷片,解說者Conrady(孔好古)認為這個“繇”字就與鍾繇相關。因為在出土品中可以清晰見到很多習字斷片,如果將這與前述魏晉一流書家的流行狀況聯繫起來,那麼我們完全可以推斷這是一片學習鍾繇書法的習字斷片。中原漢人書風在當時的西域應該就是以這樣一種方式傳播和流行的吧。

由此,我們通過李柏文書的考察來窺測當時中原書風,是最好不過了。尤其是象李柏身居西域長史關內侯的這樣高位而又有教養的漢人,更是值得我們的重視。這是向今天的我們展示東晉初咸和——永和期,王羲之三十九歲以前中原書風的不可替代的絕好材料。

李柏尺牘以其中第一片寫得最好,那麼就從這一片開始討論吧。

(1)此書帖橫畫由“尖鋒入筆——拖拽——輕提筆”這樣一個動作構成。在六朝中期以後,出現了“頓按起筆——拖拽——折筆或殺筆”這樣的三過折筆法。李柏文書卻保持著三過折以前的狀態。這種筆鋒運動,橫畫自然呈覆勢(向下覆蓋的態勢)。

(2)豎畫與之類似,並呈向右的圓弧狀。

(3)轉折(右肩的轉折)多數近直轉,偶在轉角處,露輕微的彎曲。這與三過折筆法形成以後轉折被分解為三節的構造不一樣。

(4)豎鉤類似,輕輕鉤出或滑出。沒有三過折筆法以後的收筆力踢的鉤畫。

(5)捺畫亦類似,沒有重按的捺筆,只是借著毛筆彈力滑出。(尤其是豎畫和右轉折)這些都與三過折筆法形成以後完全不同。

(6)由這樣的筆劃構成的整個字的結構,呈偏向右轉的圓形。與三過折以後形成的間架結構法的構築性完全不同。

图115 东晋 王羲之 姨母帖

图115 东晋 王羲之 行穰帖

图117 王洽尺牍《快雪堂法帖》

    這種三過折以前的骨架的不穩定,用筆上的拖曳,其實是古隸體節奏的殘留。要說隸書特有的筆法和結構這裡自然已經沒有了,但是隸書中經常見到的波勢卻被保留了下來,成為隸楷過渡階段一種獨特的表現形式。(具體而言,這時的書體和西晉初泰始期之書體可屬於同一系列,但卻又有所不同。泰始期書體,波勢更強烈,與之相比,此時字的點畫已經開始具有了各自的自律性,並向著獨立完善逐步發展著。此非本文論述主要問題,讀者可自行從出土墨蹟中找到印證。)

以上就李柏行書尺牘而言,其實草書也存在著同樣性質的問題。

《姨母帖》在王羲之法帖中顯得較為特別,以其古拙的味道,一直有人對之情有獨鍾。這種樸素和渾厚,被當作“篆籀氣”,在資料匱乏時代的人看來,確實是別有一番趣味。有趣歸有趣,但是作為刻帖,無論怎麼說,此帖顯得氣脈不貫而有零亂之感。在一個筆劃中間,混合著三過折以後的筆法,在一個字的結構上又可見到唐以後的豐滿。這些是其為後世模本的證據。而在這些因素背後,其中與李柏文書相通之處卻往往被忽視了。可以肯定,它的原貌當與李柏文書十分相似。李柏並非那時書法名手,但反過來說,那些將右軍稱為書聖的人,如庾翼還詆毀過右軍早年的書法,但比起李柏文書來,還是要精美的多。儘管如此,我想王右軍早年書法的樣式當和李柏文書由同一基礎而來。

同樣,前述“足下”云云的斷片隱約可見右軍《行穰帖》的原形,李柏草書斷片隱現著《十七帖》的原形,張超濟的“五月二日”云云的那片蘊涵著王洽法帖的原形。《十七帖》還有其他的草書的原形都可以在斷片中找到,茲不贅述。

李柏文書伴出的殘紙中另有章草書,如果與泰始期的章草合起來看的話,我們更能隱約感覺到法帖中流傳的二王章草書的本源的樣子。

此外,李柏文書和赫定、斯坦因的發掘品中的幾片所謂楷書斷片,其實還只是楷書的萌芽。說起楷書的起源,以前人們一般會舉三國時候的碑刻。在同批出土的泰始期文書中,楷書雖發現較少,但卻可以看作是最早的獨立的楷書遺物。這裡略舉其特色:

(1)斜畫、豎畫中出現了頓按起筆。收筆的地方可開始看到有回鋒。但橫畫卻還是和行書一樣處於三過折以前的形態。

(2)較之行書,轉折略有調鋒,但還沒有出現三折筆。

(3)由點畫構成的整個字雖有隸書的結構,卻失去了隸書內部波勢所含有的流動性。

(4)沒有波勢、缺乏連綿,由豎和橫這樣獨立的線條構成,字字孤立,只求視覺印象上的明瞭正確。

    這是在書寫趨於秩序的時期中出現的一種全新的字體。在這之後一個半世紀中,這一系統的發展狀態雖無從可知,但在五世紀中期這一系統終於發展成為新妍且成熟的楷書。(參看本書全集第三卷《南北朝的書法》)

    王羲之的《喪亂帖》《孔侍中帖》應是其晚年變法以後的作品,但是王羲之變法的原形應該說更接近李柏文書之類。換言之,從與李柏文書的比較來看,《喪亂》的風格很多是《姨母》所沒有的。當然這就又進入了另一個話題,這裡就不展開了。

右軍晚年的行書我們可以從《喪亂帖》和《孔侍中帖》中大致推想,流傳的王羲之楷書卻有很大的問題。李柏文書中的原始楷書是右軍三十九歲以前的一般狀態。如果右軍有楷書流傳的話,那麼在他三十九歲之前,也應該是類似於這種樣式的字體。其後的楷書遺跡,南朝有《楊陽神道碑》、《爨寶子碑》。一個在四川,一個在雲南,是地處偏僻的特例,卻也並不構成什麼問題。西部和西北地方的五胡諸國的書跡逐漸發現,並不能引起我們對於南朝情味的聯想。但是在李柏時代又過一個多世紀之後,宋朝中期卻出現了非常漂亮的楷書。這一個世紀其間的進步,不得不說令人驚訝。以王右軍一生為限,在李柏以後,王右軍死以前的二十年間,究竟發生了怎樣的進步,這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今天卻全然無從知道。《樂毅論》、《黃庭經》歷來被當作右軍楷書名品,這些帖雖有很多系統,但是無論哪一個,都是三過折,間架結構以後——那時沒有的——唐宋以後之物為底本,並輾轉傳模之後走了樣的東西。現在無論哪個被稱為右軍楷書的帖中,都摻入了並非右軍本來面目的東西。                    

附記:

1.李柏尺牘1的行間的文字有滲透到背面的痕跡。

   有一些斑點似乎是折疊過、受潮搓揉過的所致,並非紙背的文字。

2.此件尺牘墨質色澤黑中泛青。

3.紙質表面光滑,纖維粗而不勻。淡褐色。

4. 尺牘2與前者相同,墨質青黑。

5. 紙質淡褐,較前者略深。表面像是施了一層白粉,卻和六朝中期以後寫經中見到的

   粉白不同。更加上紙質較粗,表面可見粗纖維,混雜著絲屑,特別是第十行下端的“息”字的地方,可見經緯清晰的織物斷片,有長七分(2.12釐米),寬三、四分(0.90—1.21釐米)的補丁。使人想到蔡倫紙的材料,作為四世紀初期紙的根本資料格外有價值。

    《定本書道全集》(河出書房)、195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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