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评论》张勇安：谁是“卫生帝国主义”？——评19世纪欧洲霍乱治理

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2期

 

欧洲国家主导的国际卫生大会有着天然的缺陷，那就是与生俱来的“欧洲中心主义”，认为亚洲落伍、肮脏、腐败，充斥着疾病，亚洲的劳工和朝圣客皆被视为将疾病带到欧洲的病原体携带者，欧洲国家甚至试图把卫生事业视为面向东方世界的新的“文明开化使命”。

霍乱出现大流行

 

1817—1923年，全球共发生过六次霍乱大流行。它们从亚洲、中东和印度出发，沿着已经建立起来的陆海通道一路向西，进入俄罗斯、波兰、奥地利及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美洲和非洲也未能幸免。这一时期，此起彼伏的政治动荡和社会混乱，让欧洲成为霍乱流行的重灾区，19世纪因此成为霍乱横行的世纪。

 

19世纪之前，亚洲霍乱还主要局限于南亚次大陆恒河三角洲地区，通常在炎热的夏季和初秋暴发，在气候变冷之后便减弱并最后销声匿迹。然而，交通运输革命，特别是蒸汽轮船普及、洲际运河通航、铁路网络建设，加之大规模的殖民扩张、远距离的宗教朝圣，推动了大规模洲际人口和商品的迁徙流动，疫病流行的地理空间也开始突破传统地域。

 

1829年，始于印度的霍乱在俄国东南端的奥伦堡（Orenburg）暴发，第一次到达欧洲边缘。翌年，侵入俄国主要城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尔后，一发不可收拾，波及欧洲大多数国家，并越过大西洋进入北美洲和南美洲。这次霍乱大流行前后持续了近20年，让欧洲措手不及，惊呼14—17世纪的“瘟疫归来”。

 

面对疫病大流行，欧洲各国采取了对抗“黑死病”的传统模式，在国家边境线、海岸或口岸附近设置隔离区、拉起警戒线、建立检疫所、设立疫病院等隔离和限制病原体携带者入境。遗憾的是，这些措施无法识别无症状的带菌者，还忽略了霍乱会顺着河流和饮排水系统穿越隔离区和警戒线。

 

欧洲“黑死病”留下的惨痛记忆和正在遭遇的霍乱的侵扰，迫使欧洲国家重新反思既有的行动和政策设计，以前各自为战、难以协调甚至以邻为壑的隔离措施，不仅无法有效阻止霍乱的传播，也无法适应东西方已经建立或正在形成中的人员往来和商贸关系。历史学家、世界卫生组织前官员诺曼·霍华德-琼斯（Norman Howard-Jones）的研究就指出，“尽管这些精心准备的预防措施给旅行者带来了无法忍受的约束，但各国政府最讨厌的却是经常给国际贸易带来灾难性障碍。”在此背景下，欧洲各国开会讨论：这些严厉的限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取消或被标准化，而又不过分危害人口健康。

 

召开国际卫生大会

1851年7月23日，奥地利、法国、英国、葡萄牙、俄罗斯、西班牙、撒丁王国、西西里王国、教皇国、托斯卡纳、希腊、土耳其等12国的著名医生和外交家齐聚法国巴黎，召开世界公共卫生史上第一届国际卫生大会（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ference）。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政府间的国际会议，而更多是外交官与医生的磋商平台。每个国家可选派1名医生和1名外交官参会，同时商定投票之时每个国家有2票，投票以个人为单位进行。尽管这一制度仅仅持续到1866年第三届大会召开之时，但是，这种会议的组织模式，注定了医生或医学将在国际卫生公约的制订过程中扮演特殊而重要的角色。

 

这是欧洲国家通过国际合作和程序标准化来应对疫病传播问题的首次尝试。以此为肇端，从1851年到1938年相继召开了14次国际卫生大会，其中1851—1894年的9次会议，参会者虽提及多种疫病的治理问题，但欧洲正在遭遇的霍乱大流行使霍乱成为这9次大会唯一重点讨论的疫病。围绕霍乱传播的抑制和预防、疫情信息的共享和报告、各国商业利益的保护等问题展开的讨论，旨在实施最佳的预防措施以抵制霍乱对欧洲的危害，以统一的卫生法规来管理国家间贸易。国际卫生大会会期之长实属罕见，最初三届会议短则5个月有余，长则7个月。但是，这些冗长的会议没有达成共识，连续6届均没有通过和签署任何国际公约。晚至1892年第七届大会才通过第一部《国际卫生公约》（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vention），就霍乱的病因学和传播方式达成共识，商定了海上国际检疫特别是苏伊士运河通航船舶的检疫规则。其后，1893年和1894年两届国际卫生大会又相继通过两部《国际卫生公约》，主要针对陆路检疫规则、霍乱疫情报告制度、宗教朝圣的卫生检疫等作出规定。《国际卫生公约》的颁行，为各国间采取统一规范的措施来应对霍乱疫情奠定了法理基础，1911年霍乱最终在欧洲绝迹，不得不说自有其贡献所在。

 1883 年埃及暴发霍乱，苏伊士运河管理委员会加强了亚历山大港和苏伊士运河上通行船只的检疫工作。图为工作人员正在船上对乘客进行检查（英国惠康图书馆收藏木版画）。Wellcome Collection/ 供图

然而，是什么因素导致国际社会历时40余年的磋商和谈判才最终颁行三部《国际卫生公约》？除了国际政治和时局的变化外，还有国际社会对医学认知的差异，欧洲国家利益诉求的不同，西方与东方之间、帝国与殖民地之间治理模式难以调和等因素的影响。

病理学与商业利益的纠葛

第一届国际卫生大会召开之时，来自12个国家的代表，无论是医生还是外交官，对于霍乱的病理学和传播方式均没有十足的把握。“霍乱之谜”和国际卫生大会的召开一定程度促发了医学界的调查研究。1854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解剖学家菲利波·帕西尼（Filippo Pacini，1812-1883）利用现代显微镜技术首先发现一种逗号形的杆菌，他不仅将霍乱的病因鉴定为特定细菌，即霍乱的病原体——霍乱弧菌（Vibvio cholerae），而且还制定了“数学法则”以解释其病理。同期，英国麻醉学家、流行病学家约翰·斯诺（John Snow，1813-1858）则提出了与当时英国颇为流行的“瘴气理论”（miasmatic theory）不同的解释，认为霍乱是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可以通过受污染的水源进行传播。两人研究的路径虽然不同，但均坚持霍乱是一种接触传染类疾病，与英国普遍认可和支持的“非接触传染论”相抵触，因为后者相信通过水污染治理和公共卫生改革而非隔离措施来应对霍乱的威胁更有效。英国派往国际卫生大会的代表就宣称，任何隔离措施对于霍乱而言都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1883年霍乱再次传到埃及，法国和德国政府分别组建并派出霍乱调查委员会前往埃及和印度调查，进一步确认霍乱是一种接触传染类疾病。经过实地考察研究，1884年，德国著名微生物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还率先成功分离出霍乱的致病菌，并进而研究出霍乱流行的实际机理，指出霍乱从孟买和加尔各答等印度港口通过红海和苏伊士运河传到欧洲，英国拥挤的“苦力船”上的印度契约劳工是霍乱的主要病原体携带者。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Pratik Chakrabarti）的研究据此指出，科赫的研究结论为国际社会实施检疫制度特别是在苏伊士运河进行检疫提供了动力。

 

但是，科赫的“细菌理论”、德国和法国霍乱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均遭到英国政府的强烈抵制。1869年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南亚次大陆通往欧洲的距离缩短了约40%。1882年英国取得了对苏伊士运河的实际控制权，而其殖民地印度已经被1866年第三届、1874年第四届国际卫生大会视为霍乱的“唯一疫源”。因此不难理解，如果采信德国和法国政府的观点，建立起国际检疫和隔离措施，英国主导的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全球经济体系必然受到冲击，直接影响苏伊士运河的贸易通行，令英国的利益受损。因此，尽管英国的霍乱调查委员会同期也发现了霍乱弧菌，但他们更“坚信该疾病在埃及是非传染性、非特异性和地方性的”风土病。在1885年5月20日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卫生大会上，英国和印度代表坚决抵制关于霍乱病因学理论的讨论，反对建立任何形式的国际检疫和隔离措施。

 

尽管如此，随着霍乱的病理学与传播方式逐步被更多的国家了解，加之来自法国、德国、奥匈帝国等国的压力，以及长期担任法国国际卫生事务主要代表艾德里安·普鲁斯特（Adrien Proust，1834-1903）等人的积极游说，1892年的威尼斯会议上，“接触传染论派”最终战胜“非接触传染论派”。霍乱可以在病原体携带者与健康人群间进行粪口传播，逐步被国际社会普遍采信，并成为三大国际卫生公约的立法依据。

 

卫生、文明与帝国主义

诺曼·霍华德-琼斯、牛津大学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瓦雷斯卡·胡伯（Valeska Huber）等学者的研究均注意到，现代欧洲科学特别是细菌学和流行病学在国际卫生防疫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而特殊的角色。问题在于，现代科学并不是一种声音，关注重点和研究对象的不同致使不同的群体对“现代科学”的理解出现分歧，这些分歧被带到国际卫生大会之内，成为影响各国行动、国际卫生合作的重要变量。

 

研究者还注意到，欧洲国家主导的国际卫生大会有着天然的缺陷，那就是与生俱来的“欧洲中心主义”，认为亚洲落伍、肮脏、腐败，充斥着疾病，亚洲的劳工和朝圣客皆被视为将疾病带到欧洲的病原体携带者，欧洲国家甚至试图把卫生事业视为面向东方世界的新的“文明开化使命”。1851—1938年，国际卫生大会前后举行14届，除了第三届、第五届分别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和美国的华盛顿召开之外，其余12届均在欧洲国家举行，其中6次由法国政府在巴黎主办。结果，尽管霍乱源于南亚次大陆的恒河三角洲地区，1800—1925年印度因沾染霍乱而丧生者高达2500万，然而，欧洲主导下的国际卫生行动主要是防御性安排，其所坚持的“伟大原则”（great principle）主要服务于欧洲国家，即通过建立国际检疫规则，最大限度地减少霍乱等疫病对欧洲主要国家的威胁，同时把疫情对国际商贸往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正因如此，国际卫生大会围绕霍乱展开的讨论，无论是其争论的议题，还是最终通过的三部公约，根本目的是希望通过建立统一和标准化的国际检疫规则和消毒措施，把霍乱疫病挡在欧陆之外。然而，这种通过堵而非疏的治理模式，把东方国家视为疫源甚至替罪羊的做法，恰恰反映了欧洲国家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正如英国学者凯莉·李（Kelley Lee）和理查德·多格森（Richard Dodgson）的研究指出的那样，霍乱从南亚次大陆的区域性疾病演变为19世纪欧陆乃至全球流行疫病并非巧合，而是与欧洲的全球扩张同步。所以，如果说殖民时代“国旗所到之处，贸易随之而来”是事实，那么“殖民主义的国旗和贸易所到之处，疫病随之流行”也是不争的事实。

1892年《国际卫生公约》通过之后，印度政府加强了霍乱流行的防治工作。图为 1894 年印度政府细菌学家沃尔夫·哈夫金（Wolffe Haffkine）在加尔各答给民众接种霍乱疫苗（英国惠康图书馆收藏照片） Wellcome Collection/ 供图

谢尔顿·瓦茨（Sheldon Watts）在《流行病与历史：疾病、权力和帝国主义》一书中不客气地指出，西方医学不仅不能治愈其自身扩张所导致的疾病，而且帝国医学实际上是帝国的推动者和工具。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在《医疗与帝国》一书中同样认为，这些会议确认了殖民地疾病需要通过侵入性措施来加以控制的事实，并在此过程中强化了西方医学和卫生系统的霸权。

 

必须承认，国际卫生大会及其推动的国际卫生合作对现代卫生防疫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其中根本性的缺陷预示着全球卫生防疫工作的路还很长。面对疫情的扩散甚至全球性大流行，着眼于一国一域的卫生防疫常常难以化解风险，国际社会只有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不断提升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才可能更好地应对卫生领域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

 

点评：世界历史是从局部走向整体的不可逆进程，人类交往在突破地域藩篱的同时，无形中为传染疾病的蔓延打开新的空间。遏制不断加剧的疫病传播风险，成为关涉人类命运的共同事业，敬畏生命、尊重科学、守望相助，方可增加疫病防治的胜算，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纵观人类的防疫史，既有超越狭隘利益的奉献与牺牲，也不乏种族歧视、地域偏见和殖民主义的陈腐倾向。就在撰写这段点评的时候，编者看到，德国《图片报》居然把中国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抗击疫情提供的真诚支持和帮助，无理地称之为“微笑的帝国主义”。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这不奇怪。但是，人类到了21世纪，老欧洲这套充满自私、伪善、傲慢和偏见乃至贼喊捉贼的把戏还玩得下去吗？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历史学系）

 

（责任编辑：焦 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