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鑫 | 重构东亚近世博物传统：临床之眼与博物之眼

文 / 邢鑫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

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大家山田庆儿曾组织名为“东亚本草与博物学世界”的大型研究项目，同名论文集于1995年出版。该论文集之于东亚博物学史研究的意义恰如《博物学文化》（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 , 1996）之于西方博物学史研究。有趣的是，双方都将博物学理解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而不仅仅是一套专门知识体系。源于中国的东亚博物学深深扎根于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知识传统，其所运作的外部环境与内部逻辑也染上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倘若以一个关键词概括之，那无疑就是“本草”。

托名神农的《神农本草经》的出现标志着有关药物（自然物）知识的系统化，这一整合的理论基础则是秦汉时期流行的数术宇宙论，君臣佐使、七情配伍的用药之法和四气五味的药性之说也随之而成。源于《神农本草经》的本草学不仅仅是药物学，同时也是博物学。借用科学史家石田秀实的术语，本草家观察、体认万物的方式有两种：临床之眼和博物之眼。对于一株人参，临床之眼所关切的是其药性、药效、药理、药用；博物之眼所及的则是其名称、形状、产地乃至采集、培养。如果说临床之眼的练就依托于对症下药的医疗实践，博物之眼的养成则仰赖于正名、辨物、观察等文化实践。身具临床之眼的医师未必精于药材辨认，如晚明一则谚语所言“卖药者两眼，用药者一眼，服药者无眼”。“卖药者两眼”所依赖的正是辨认、采收药材的博物之眼。博物之眼的另一种主流形态则体现在儒生文人的名物之学、多识之学中。若无博物之眼，李时珍很难写出被王世贞誉为“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的《本草纲目》。“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对李时珍而言，博物之眼正是出自宋儒格物之学。宋代理学影响及于医药，金元诸家兴起，临床之眼也受法象药理学说的支配，故而明清本草多重在解说药物的药性、药理。倘若与同时代的德川日本相比，我们可以发现鲜明的差异：明清本草多关注常用药，可谓临床之眼的结晶；德川本草则不限于药物，乃是博物之眼的产物。

本草纲目

李时珍 / 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02

类似于“李约瑟之问”，我们不妨将此观察概括为“石田问题”：同样基于《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的中日博物（本草）传统为何在近世分流？遗憾的是，自石田秀实提出东亚近世博物传统的中日分流以来，学界回应者寥寥。近年来，随着有关近世本草学的若干新研究出现，也许是时候重新激活“石田问题”了。对“石田问题”的思考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以本草学为核心的博物传统，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发源于中国的博物传统在东亚世界传播过程中所展现的变与不变。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副教授马尔孔（Federico Marcon）在2015年出版的专著《近世日本的自然知识与知识的本性》（The Knowledge of Nature and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in Early Modern Japan ）一书中， 从经济、社会等多重维度构建了一幅关于日本近世博物学（本草学）的立体图景。不同于前人围绕本草家、本草文献所展开的实证主义进路，在吸收日本学者如白井光太郎、上野益三、磯野直秀等人的编年史研究的基础上，马尔孔力图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考察知识的生产、流通乃至转变。有别于石田秀实的中日对比，马尔孔乃是基于和近代早期欧洲博物学的比较来考察日本近世博物学的，这种比较并非以欧洲的视角或标准衡量或评价，而是将之作为一种启发以揭示新的现象或提出新的解释。通过比较，马尔孔发现日本近世博物学在未受到欧洲博物学的直接影响下，形成了对自然物的系统探究并最终导致了自然在日本文化中的祛魅。这一过程十分类似于欧洲博物学的发展，他认为这种相似并非由影响导致，而是类似生物进化中的趋同现象。

The Knowledge of Nature and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in Early Modern Japan

Federico Marc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那么，源于《本草纲目》的日本近世博物学为何能够产生、保持和“前林奈欧洲博物学”相当的智识活力呢？通过梳理从《本草纲目》东传到幕末维新本草学转型的近三百年历史，马尔孔指出这一进程不仅源自学问内部的发展，更是其与外部社会互动的产物。和中国人一样，日本的知识人奉神农为本草之祖，本草家虽自认为神农之徒，对于本草学的理解和实践却异于中国同行。简言之，即“专以辨物产别为一家者，乃药性主疗付之于医家，置而不讲”（《本草纲目启蒙》多纪元简序）。

自本草诞生便是一体的临床之眼与博物之眼在江户时代早期（17世纪）化为两截，其中的导火索正是《本草纲目》。马尔孔一书的前两部分描述的正是《本草纲目》在江户社会的接受史。1607年，德川家康的智囊、朱子学派大儒林罗山在长崎游学时注意到了舶来的《本草纲目》，并敬献于家康。林罗山完成于1612年的术语词典《多识编》将《本草纲目》视为一部基于朱子学宇宙论的名物百科全书而非医书，由此奠定了江户学者对《本草纲目》的解读方式，正如林罗山对于朱子的推崇奠定了朱子学的官学地位。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医生将《本草纲目》作为药书阅读、利用，只是这种偏于临床之眼的阅读方式并非主流。《训蒙图汇》（1666）、《和汉三才图会》（1712）等百科全书中涉及草木鸟兽条目对《本草纲目》的采纳、倚重，进一步扩大了博物之眼式的阅读方式。

伴随着和平时期教育的普及、特别是汉学的兴盛，原本依附于医学的本草学渐成专门之学，这一趋势自18世纪初日益明显。贝原益轩的《大和本草》（1709）、稻生若水的《庶物类纂》（1705）正是这一学术专门化的滥觞。在马尔孔看来，虽然二者在方法、目的上各有偏重，益轩倾向于和李时珍一样结合实际经验而“格物致知”，若水倾向于名物考证而“正名”，但都试图回应当时日本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所动用的知识资源很大程度来自朱子学和本草学。马尔孔对江户早期《本草纲目》接受史的考察为理解“石田问题”提供了一条线索，《本草纲目》传播史背后所折射的正是“后李时珍时代”的本草学向何处去的问题。相比《本草纲目》在江户早期的经典化，其在清代本草学史上的地位值得进一步考察。

大和本草

貝原益軒 / 著

春陽堂, 1932

除了学问自身内部的演变之外，幕藩政府对本草学的支持使得这一专门之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制度保障。在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当政的享保时代（1716-1744），作为中央政府的德川幕府围绕药材国产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类似于经济学中的后发优势，日本在农业、手工业领域的落后状态刺激了当时的从业者和政府积极运用来自中国的先进技术和学问。本草学，作为支撑药材国产化最重要的知识基础，从书斋之学逐渐扩展为与产业振兴息息相关的经世之学。在药材国产化的政策之下，本草家主持、参与了全国采药、药材标准化、诸国产物调查等系列活动。作为贵重药材的人参的国产化成功可以说是该政策实施的最大成就。伴随着国产化的普及，人参甚至出口到了中国。乾隆末年，来自日本的东洋参已经出现在杭州等地的药铺。享保改革不仅使丹羽正伯、田村蓝水等民间本草家一跃成为将军侍医，更直接促进了本草家共同体的形成。从三都（江户、京都、大阪）到熊本、名古屋等城下町，一个遍布日本列岛的本草文化网络于18 世纪中叶前后出现。这一网络的参与者不仅仅是精通《本草纲目》的专业本草家，如松冈恕庵，还包括贵族、武士、儒者、僧侣、画师乃至目不识丁的园艺师、药商和热衷于赏玩草木花鸟的町人。这正是马尔孔在书中第四部分“自然奇观：长18世纪（18世纪30 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中探讨的内容。概言之，推动本草学在18世纪演变的力量不仅是拥有博物之眼的本草家，还包括更多的业余爱好者与支持者。江户时代发达的园艺传统亦源于此。

最后，马尔孔探讨了本草学在幕末时期欧风美雨的侵袭中如何转化为现代科学，特别是生物学的一部分的问题。这种转化同样是多重的，不仅是知识内容的转化，也有内部知识与外部社会连接方式的转化。在马尔孔看来，正是在后者意义上，明治初期的第一代科学家（如白井光太郎）的认同更接近本草家前辈，而非同时代的西方同行，因为他们都相信知识应当服务于国家。不同于日本学界将明治前后科学史截然两分的做法，马尔孔试图在理所当然的断裂中发现连续性。这一做法同样启发我们是否可以将“石田问题”置于更大时间尺度进行考察，而非局限于所谓传统科学史或前现代科学的框架之内。

相比于马尔孔对日本近世博物学的全景透视，京都大学博士太田由佳的《松冈恕庵本草学的研究》（松岡恕庵本草学の研究， 2012）则是以对本草家的个案研究推进了人们对东亚博物传统的理解。

松冈恕庵早年从朱子学者山崎暗斋习儒学与神道，后又从学于古学派伊藤仁斋，在研习儒学的过程中，他苦于《诗经》名物难明，故而有志于本草学，从师于稻生若水。一般认为，松冈恕庵的本草学有浓厚的名物学色彩，故而后世史家对其评价不高，其名声亦远逊于其弟子小野兰山。除了若干论文，恕庵的本草学尚未有系统的整理、分析和评价。在全面搜集和恕庵相关的日记、书信、笔记等第一手文献的基础上，太田由佳将现代人的判断暂且搁置，从恕庵自身的知识结构出发理解其学问。《松冈恕庵本草学的研究》一书结构清晰，由生涯和学问、本草学特色、学问观、门人四部分，加上序章、结论构成，另附有恕庵相关著作、资料解题。

松岡恕庵本草学の研究

太田由佳 / 著

思文阁, 2012-03

作为一位儒者和神道学者，除了享保初年受召往江户鉴定药材之外，恕庵一生几乎从未离开过京都，正是在和当时活跃于京都的儒者、医师乃至公家等诸多文化人的交流中，他逐渐练就了“博物之眼”，被时人尊为“东方三千载一人”。在恕庵活跃的年代，本草学的学问形态尚处于激烈的变动之中， 最大的推动力正是前文提到的药材国产化。除了初期对该热潮的少量参与外，在远离政治中心的京都，恕庵的精力集中于讲学和著述，很难判断这种选择是否出于对幕府的保留态度。

可以确定的是，恕庵通过教育深深地影响了本草学在日本的传播。太田由佳指出，和若水类似，恕庵本草学始终以儒家的“正名”“格物”为宗旨，并且批判了蔑视名物考证而高谈性理的儒者；与此同时，在儒学、神道、歌学等诸多跨领域的交流中，本草学突破了汉学的限制，转变为更具普遍性的共有知识。太田由佳未曾论及的是，恕庵的同门野吕元丈在几乎同时期对荷兰语博物学著作的翻译同样大大扩展了本草学的内涵。18世纪下半叶起，兰学、国学与汉学三分天下，本草学则成为横跨这三大思想领域的独特学问。这种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恕庵等本草家与相邻学问的积极互动。

松冈恕庵由儒而入本草，可见源于《诗经》等经典的经史名物学同样是东亚近世博物传统不可忽视的源流之一。《诗经》的多识之学与神农的本草之学被江户本草家熔为一炉，均赖于博物之眼。相比之下，清代名物学极盛，名家辈出，然而多与本草无涉。经史名物学与本草学的不同互动方式正是回答“石田问题”的另一条线索。

解答“石田问题”，当然离不开对明清本草学的整体把握。国内前辈学者，如郑金生、王家葵等人的研究不可谓不深入，然其视角多偏于中药学史的内部考察。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助理教授边和的著作《对症下药：近代早期中国的药学和文化》（Know Your Remedies: Pharmac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堪称重审中国明清药物文化的力作。

Know Your Remedies: 

Pharmac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He Bi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04

自2000年以来，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在全球早期现代性框架下审视明清王朝。著名汉学家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的《科学在中国（1550-1900）》正是其中代表，该书的阐释开启了在全球尺度下重新理解明清科学文化的契机。边和并非生硬地将早期现代性应用于明清本草学的研究，而是试图揭示本草学和药业在明清时期的巨大变化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在她看来，和唐宋时期相比，官修本草的消失和私修本草的兴盛是明清时期的最大特征。国家力量的退隐不仅反映在本草知识的生产上，同样也体现在药材流通体制的变化上：从地方土贡逐渐转变为市场上的商品。不满于本草领域权威衰落带来的混乱，晚明出现了许多重建权威的努力，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正是其中之一。更多的本草家则试图通过药性理论或尊经复古的方式重建权威。明清易代并未改变本草学内部的这一发展趋势，但是康乾时期诸多文化工程，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重构了本草学的外部知识环境，本草学内部的临床与博物的关系也被重组。晚明以来药材贸易及流通网络的扩张极大地改变了普通人乃至医生获取、描述和评价药材的方式，一种新的医药分工体制由此确立。边和的研究表明，《本草纲目》虽然代表了明清本草学的高峰，却从未成为主流的医药研究模式，也未改变本草学临床药学化的趋势。

科学在中国（1550-1900）

[美] 艾尔曼 / 著

原祖杰 等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03

马尔孔、太田由佳、边和三人对东亚近世博物传统的新探索，虽然主题、宗旨各异，但都为我们揭示了该传统的内在活力，有助于我们思考“石田问题”。借用进化生物学的比喻，东亚近世博物传统的中日分流与其说是兴衰之别，不如说是一种“趋异进化”。明清本草学中博物色彩的日益淡漠可以理解为本草学这一学问对社会大环境的适应。明清医师们之所以专注于临床用药及其药理， 并非丧失了对药物的形色、生长、性质等博物特征的兴趣，而是试图以“取象比类”的方式把握外部特征。伴随着晚明以来药业的发达，药材加工多赖于药商、药师，山野草药与医师的生活世界日益远离。在本草学中日益衰退的博物实践在同时代的儒学中获得了新形态，即名物学。博物之眼潜藏于经史名物之学，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1848）正是这一过程中的高峰。而专注于“辨物”的德川本草学是同源物种适应不同于中国的大环境的结果，这一进化在无意中趋同于近代早期欧洲博物学。当19世纪西力东侵，名同实异的中日本草学不得不适应一个全新的、激烈变化的世界，这种适应正是在近世趋异进化的基础上展开的。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28期，原题为“中日博物传统为何在近世分流？”，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