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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常常可以看到犯罪官员被流放，尤其是明朝以前的影视作品，罪犯们常常被罚流放岭南，然而明朝以后，尤其是清宫剧里，我们常常听到的台词就是——“流放宁古塔”！  有人说这有什么区别呢？要知道岭南在古代人心目中的印象，已经是天边了，流放岭南，大概也就意味着让你做好留在那边养老的准备；宁古塔又在哪呢？宁古塔在东北那旮旯，除了因为东北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便于控制意外，因为宁古塔冷清，甚至是寒冷，一个容易被遗忘的地方。  热播剧《大明风华》中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后，把一票遗孤统统发配奴儿干都司做苦力，这其实是一个历史错误。奴儿干在哪？也就相当于现在黑龙江省大部，而奴儿干都司是一个军政合一的军事组织，主要负责控制管理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发配到那里的朱姓子孙，长大后确定不会给他制造麻烦？何况明朝流放制度中关于流放制度的挑选，想来都是南方！  选择将犯人流放北方的王朝，只有清朝，明朝以前，流放制度选择南流，而清朝流放制度转向北流，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这并非一拍脑袋就做出的随意性决定，经济原因为主，政治原因为辅促成了中国流放制度变迁！  向南流放的典型案例：二王八司马事件在中国古代的流放制度中，流放对象一般为犯有死罪获得赦免的人，从平民到高官都在流放者之列，只不过根据社会地位和身份的不同，平民多被罚流放远乡或发配充军；而拥有一定地位的官员则被罚逐出京师或者贬谪南方为官，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二王八司马”事件！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由盛转衰，由于皇室内部夺权不断，互相援引外朝势力，导致了晚唐社会出现了两大怪象，庙堂之上，宦官干预朝政的现象越来越明显；江湖之远，藩镇势力割地自雄。名义上是朝廷的藩属，实际上朝廷完全控制不住他们，只能靠着四两拨千斤的互相牵制手段，残喘苟存！  唐肃宗时的大宦官李辅国，唐代宗时的程元振、鱼朝恩，以宦官身份执掌兵符，权力大增。唐德宗出奔奉天时，因窦文昌、霍仙鸣护驾有功，二人被封神策中尉，从此以后宦官主管禁军遂成为制度。军权在手的宦官自此再无顾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抑制宦官势力，夺回国家军权，也成为唐王朝君臣必须正视的问题。  唐顺宗是个难得的清醒皇帝，他甚至宦官握有军权，就是养在卧榻之前的猛虎，藩镇虽有远忧却不及刀剑加身的潜在威胁，只可惜身体不好；朝廷上恰好又有一票敢想敢干的朝臣，君臣知遇，干柴烈火，一碰头就敲定了节制宦官，夺取军权的计划！ 随即启用了长期追溯自己的东宫旧臣王叔文、王伾以及柳宗元、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8人，着手进行改革，希图改变艰难局面。这场锐意改革官场风气，限制宦官的运动，史称永贞革新，只可惜唐顺宗身体实在太差了，后来中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前前后后干了8个月就去世了，以俱文珍为首的大宦官联合藩镇节度使反扑，把当时参与了夺权的朝廷官员悉数贬谪  宦官再度夺权后，朝廷风气再度回到宦官的威压之下，噤如寒蝉，不敢替这8人多言一句，而这八位壮士最后的结局也相当凄惨，纷纷贬谪偏僻的烟瘴之地等着客死他乡。 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后病死；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后来听说还没死，第二年一道圣旨赐死。 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马，韩泰被贬为虔州司马，陈谏被贬为台州司马，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韩晔被贬为饶州司马，凌准被贬为连州司马，程异被贬为郴州司马。 这就是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这8个人因为触怒宦官遭到报复，被贬其实就是被流放，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八个人都被流放岭南！  向北流放的典型案例：郑芝龙但是翻开清史，会发现流放地选在了北方，比较著名的就是郑芝龙事件，郑芝龙是谁呢？如果你不熟悉这个人，那你一定听说过他的儿子——郑成功！郑芝龙就是郑成功的父亲，郑成功渡海前往台湾的时候，他的父亲郑芝龙投降了清朝  但是郑芝龙为什么混了个流放宁古塔的特殊待遇呢？早年郑芝龙因为归顺有功，给那些观望的明朝朝臣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并且自己亲自充当说客，前往福建、广东游说顽强的抵抗分子，并因此获得爵位。  然而郑芝龙在游说自己儿子郑成功的时候，失败了，郑芝龙的作用也就到此为止了，失去作用的郑芝龙开始受到来自两方势力的嫌弃，败军之将，投降派，最后干脆找了个理由，将其发配到宁古塔，眼不见心不烦！ 郑芝龙的结局自然不是在宁古塔终老一生，1661年，时任辅政大臣的苏克萨哈，将郑芝龙一家抓捕，并处死！但是由此可以看到宁古塔，成为了清朝流放制度的代名词，明朝以前的流放地岭南，此时被宁古塔代替，这其中看似毫无联系，实则大有奥秘！ 政治原因中国古代的流放制度，那些被流放者，都是那些被认为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的重刑犯，换言之都是对朝廷构成威胁的重要人物，之所以被罚流放，一则显示皇朝恩泽，二来，给你足够的时间反思，类似于精神惩罚！ 所以流放地的选择一定要符合政治标准，确保他们在这里不能够实施报复行动，至少不能够让他们做到招兵买马，一夜之间能拉起一支叛军，否则流放制度就失去了惩戒意义。因此流放地的选择要符合两个标准：
第二、 要便于控制，万一还是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找到了可乘之机，那么一定要能够被迅速控制，这种地方要么足够偏远，能够允许朝廷有足够的时间去慢慢消化，要么这种地方一定被重镇监视，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出兵镇压！ 宋朝以前，南方一直处于半开发状态，开垦程度低，财富不易积累，除了江南几个重要城市，大多数地方都是名副其实的蛮荒之地，尤其是岭南一带，沟壑纵横，水网密布，天然地分割导致交通不便，除此之外，岭南地区文化欠发达，不足以成就颠覆性的大活动。 明朝以前，隐患大多数情况都来自于北方，武力部署也在北方，尤其是东北，如果流放地选择在东北，那不是专门给自己制造麻烦，况且流放人员又都曾是重要人物，很容易被利用制造麻烦，一次明朝 经济原因最大的经济原因就在于贯穿中国古代历史的客观演变因素——经济中心的南移，对南方的开发，是伴随着中国历史的潜移默化的过程，随着南方人口的增多，更因为部分流放官员的治理，南方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经济作用，从湖广熟天下足，再到近代沿海地区的发展。 南方越来越富庶，人口越来越多，作为流放地似乎起不到惩罚作用，反倒是给予优待。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北方相对显得比较蛮荒，所以流放制度出现的微妙的变化就是流放地由南向北的一个转变。 除此之外，中国古代流放制度的传统中素有：“南人北迁，北人南迁”的说法，流放制度说到底还是一种刑法，自然不允许有人在流放地过的很滋润，北方人不耐热，将其流放酷热潮湿的南方，对他来说才算是惩罚，南方人不耐严寒，则专门流放北方，让其饱受寒风之苦。 满清发迹于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对于他们来说，汉人都是南方人，选择流放北方本身就是一种惩罚，况且将其流放龙兴之地，四周都是自己人，根本不用担心被报复。 总而言之，纵观中国古代流放制度的变迁，可以发现明朝以前与清朝流放地区的变化，实际上符合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因素的变化，是经济重心南移的微观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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