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情怀学者睿智 ——瑣记公木先生的为人和治学

见素抱朴780 2020-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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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者语：

7月5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歌词作者诗人公木（张松如）教授110周年诞辰。为缅怀公木先生，本号将刋出赵明教授的系列文章《诗人情怀，学者睿智——琐记公木先生的为人和治学》。

公木简介：

公木，张松如笔名，河北辛集人（1910－1998），《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词作者，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早年就读于辅仁大学、北平师大国文系，青年时期赴延安投身民族解放事业，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和任教，后调入八路军军委政治部文艺室任主任，并于1942年受毛泽东、凯丰的邀请，听取并参与讨论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1946年，赴东北参与根据地创建工作，曾任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教育长。建国初（51年），在学校正规化的建设中，因被校长张如心打压，指称在主管教学工作中制订了“资产阶级路线”，被党委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降职到鞍钢工作。1955，错误处份撤销，调北京，任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所长。1958年，被中国作协党组以“为丁铃、陈企霞反党集团宣传”、“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等“罪名”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并下放吉林省劳动改造。文革结朿后，于“三中全会”后恢复党籍，任吉林大学副校长、吉林省作协主席等职。

公木是“业余”诗人，他一生都在从事教育管理和教学研究工作，他是学识渊博的学者，是培育了几代学人，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但最重要的是：他追求真理，不畏权势，正直一生，躬尽辛劳，虽屡经坎坷而不改初心，成为无数后学心目中人伦师表的楷模。

公木先生逝世已经二十二年了，但在我的精神世界中，他却始终没有离去。我作过他的学术助手，师从先生十年，其后，虽云山阻隔，仍有十年书信往来。甚至，在他逝世半个月前，还有声息相通。在先生离世后，文艺界、学术界，许多与先生接触过的人无不对他真诚、宽厚情怀中的人性光辉而缅怀景仰，唏嘘感叹。我从游公木近二十年，对于先生的为人治学，特别是晚年爆发出的学术成就和对一些事件以及人物的评衡并，都有近距离的观察和感受。不少了解此情的朋友和学生，曾建议我把这段历史写出文字，以使更多的人们了解以军歌显名于世而至今仍为高亢的战歌，其词作者有着怎样坎坷的人生经历和丰富而深邃的精神世界。我不能拒绝这个建议。我对公木的缅怀，不应永久默存心里。“向前！向前！向前！”以军歌激越百万将士提振雄威的公木，在军歌的背后，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往事，其中，就包括我师从公木多年，所历、所见、所闻的诸多故事。

01十载严冬，一朝春暧

1977年，文革的“严冬”刚刚结朿，虽说春寒料峭，但毕竟“天气”回暖，即使我当时还身在人群疏落，信息闭塞的农村，也多少感觉到77年的春天与往年不同。从这个积雪消融的春天开始，我所在的农村，地处长春郊区的新立城，已陸陸续续有插队知青和下放干部返城。我在农村生活已历时八年之久，早已牢固树立起扎根农村，生于斯老于斯的念头。不是我不想回城，而是我没有任何人脉关系，没有什么骄人“资本”去寻找可接收我的单位。我的嘉年华，我人生最好的青年时代和“而立”之后长达十年的中年期都已结朿，我已人到中年，磋砣半世。与其返回城里落寞，还不如过着远离喧嚣和较少人际纷扰的村居生活。我在农村的日子，心理上时常生出一种得以“逃亡”或“逃避”的庆幸。这种“被动”疏离政治和厌倦城市的心理，也让我得到另一种收获：这便是，我从不适应到适应，是一个纾困和消解痛苦的转变。从春雨、夏风、冬雪、朝霞、夕晖……到一年四季时序流转、草木荣枯、万象更变，这里远比城市更能亲和自然，接受她的抚触和慰藉。比起城市，农村生活确实很艰苦，我住着两间草房，夏漏雨，冬透风，每年都要修葺，住在坡上，没有水井，一切生活用水，都要到坡下的一口井去汲，然后回来便是担着双桶水一路爬坡了。这是当时我们最基本的生活情况。但比起刚下乡时，与插队知青同住一起的情况相比，已是大有改善。因为自我被“裸逐”出城，在农村和“知青”共住两年之后，在一块坡地上，我终于建起了一个属于自已的“家园”。而我周边的几户村民，也都朴实、善良，在我们遇到困难时（如草房修葺等事），也都会热心帮忙。也许正是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我把返城看作是一件令身心再次承受折腾的事儿。特别是这期间，我听到了多次区教师进修学院想调我去工作而又不知何故总是搁浅的消息后，我便对返城工作不抱期望。于是，就在77的春天，当别人在忙于进城寻找归队门路时，我却从几十里之外的山区买来了一车的柳树枝，把我这两间草屋、三分宅基围成了绿色庭院。我是真的准备后半生像陶渊明那样过好“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生活了。看到我如此热衷于建设“家园”,那些正在寻求返城的下放人员路经此处，常在我的院外驻足观看，对我的怪异举动很是不解。但是，当我筑起了“家园”的绿墙又经历了一个春秋的风雨栉沐，柳条围墙已成一道绿阴风景的时候，返城潮却已近尾声，我所在的新立城公社轄区内，没有返城的下放干部已经寥寥无几。我这时才如梦初醉：眼前的田园生活和所谓“诗意般的栖居”，能为我的家庭，我的妻子和儿子长期接受吗？做医生的妻子想返回原来的长春市立医院工作，并且已经收到商调函；在农村长大，刚刚上了小学的儿子也需要学习和成长的良好环境。我的“陶潜”梦，我对历史机遇的错失，到了应该清醒和立即决断何去何从的时刻了。我明白，这一切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找到一个愿意接受我，并且也是我愿意做的工作。

我把妻子接到单位调函的信息和为此我迫切求职的想法告诉了在吉林大学工作的兄、嫂，他们已“归队”一段时间，分别在哲学系和中文系任教。嫂嫂李扶乾61届吉大中毕业后留校，对中文系因“文革”十年破坏，亟须修复建设的情况比较了解，这时已到了78年的夏秋，77届的学生即将升入“大二”，78届同学又刚刚入学，接下来，79届的课程安排和师资配备也进入了议程，兄、嫂所在的系都已引进了不少教师。我的想法是哲学、中文都无所谓，能进入吉大就好。但嫂嫂建议我到中文系，并热心地承担了推荐和沟通的工作。这时我也不拘是什么专业，能返城比什么都紧要。但我心里还是很不踏实，荒废了学术青春，继之又僻居乡村多年，已届“不惑”之年而实“多惑”的我，到底能在做什么？事到臨头，面对大考，我才发觉这确实是个躲不过的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