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虽不能文，而画有士人气——观仇英其画，品文艳其风

仇英(1509-1551),号十洲,太仓(今江苏太仓)人,后移家吴县(今江苏苏州)。他师承周臣,工山水、人物、仕女。

仇英,漆匠出身,历经唐寅的举荐,周臣的启蒙以及项元汴的栽培而成为明代院派代表画家并列为“明四家”之一。《明画录》评曰:“摹唐宋人皆能夺真………精丽艳逸,无惭古人。”他深谙唐宋院体,取法宋人赵伯驹、刘松年、临摹功力极深,不拘于一家一派。董其昌观赏《仙奕图》后题跋赞之:“仇实父是赵伯驹后身,即文(文徵明)、沈(沈周)未尽其法。”

《剑阁图》画面浓艳巧丽,装饰趣味颇浓,属于青绿山水。蜀川栈道盘曲,险崖重叠,行旅商队隐现溪间。空间层次繁复,物境描绘十分生动,观赏者在品味其独到的表现手法时,亦知晓当时幽谷探险的乐趣所在。全图青山绿水间精致的刻画与不时流露出娴雅艳逸的诗情画意,仇英在这里巧妙地汲取了宋代院体工整精细的传统以及与李唐、刘松年等画家不同的风貌。《观景图》图写文人雅士立足危岩耸立、奇崖环绕的山间休憩的情景,游人神情闲逸自放,布局的方式以北宋全景式行之。

他将苍劲的水墨粗笔和秀丽细雅的工笔二种不同的画法揉合为一体,山石形态方斫,以小斧劈皴之:人物、树木水纹等则用细劲圆转的线描写之,远山以破墨渲染。并施以圆苔点于岩壑回凸之处,树木密于左而疏于右,以个字、介字、竹叶等夹叶进行组合。笔意闲逸而紧密,墨色单纯而层次清晰，简言之,仇英虽属“北宗”,却略具“南宗”韵味,能取北宋气格而合元人笔意。

董玄宰极赏其精工细密一格:“李昭道一派,为赵伯驹、伯骕,精工之极,又有士气,后人仿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钱舜举是已。盖五百年而有仇实父,在昔文太史亟相推服,太史于此一家画,不能不逊仇氏。”(《画禅室随笔》)。

仇氏画格的内涵和意趣与沈、文本无致,然而功底深厚为明代其他三家所不及,成就独特但因其画工出身,清逸之气略为逊之。仇英为人采画栋宇,应该是民间画工。他和唐寅同为周臣弟子,过往甚密,他画过一幅《白描仕女图》轴,写“牡丹一丛,瘦石一笋,古装仕女,姗有仙骨”唐伯虎在画上题诗:“偶随蜂蝶驻花阴,长日深不见春;病酒玉环贪睡去,沉香亭子断无人。”签于仇氏摹写古画的功力不凡,收藏家项元汴也多次请其复制古代名画名作。

吴升《大观录》卷二十记载其“馆饩项氏十余年”。仇氏善画依靠勤劳致富,文嘉《钤山堂书画记》载,他有的画一幅得“百金”之多,人物、花鸟、山水无所不工,他心无旁鹜,竭尽全力学画,或者卖画,以此终其一生。为此,仇英既无沈周以儒立身的君子修为,也没有文徵明士宦浮沉的阅历与学养,更无唐寅命途多舛,以及风流一世的才情。

所以不可能像文人画以率性见长,消遣自娱。他的画以精工取胜,尽管与时流相悖,却赢得社会的认可,也得到文微明的激赏:“当代绝迹。”董其昌一方面认为仇氏之作“殊不可学”,却又默许他的青绿山水不可小觑:“盖五百年而有仇实父。”(《画禅室随笔》)仇英的大青绿著色山水,精工艳丽而秀雅,如《桃源仙境图》《玉洞仙源图》《桃源草堂图》等,皆臻妙境,可视为明人所未及的杰作。

《仙境图》内,祥云分割画面,气势连贯或整体;仙洞洞口置文人隐士抚琴长嚇,茗茶叙谈,兴适情怡;左右虬松盘绕,曲折如龙,枝枝桃树穿插其间,灼灼红花闪烁其中;中景峰壑层叠,松阁殿宇其上;远景高峰独立,群山环绕如臣朝君;青山巍峨、秀木葱茏、白云悠悠,更有流水潺潺,好一幅人间仙境图,让人感叹不已沉醉其间。此作得益于青绿设色,同时也取胜于笔法,他以细匀挺劲的线条勾斫,分清山色纹理,笔力刚健,或取崚嶒,或用圆润。然后用淡赭石色清染打底,再用深浅不一的石青、石绿敷设其上。山石的阴阳向背、四凸转折,色彩清艳而不俗。作品的成就之处在于,以笔撑其骨,以色升其华,既醒目又雅正,工整细密中更显雄伟崇高之气。

《桃源仙境图》实为集唐人之韵、宋人之体、元人之意的传世杰作,尤其是继承北宋后期院画复古派的大青绿山水,而更进一筹。“虽设大青绿,但已不见二李王诜及赵氏兄弟的皇家富艳之气,而是代之雅致与清爽的书卷气,作品的立意、格调与品位全是文人化的。在这样的作品中,青绿亦或水墨已不再具有区分清奇与典雅、畅快与淋漓,有时甚至别具一种水墨难以表现的淹润与清秀。”

他善于转化工细与妍丽为隽永之美与雅正之格。仇英虽然出身卑微,“但他通过大量研习前贤画迹,以及与文人学士的密切交往,使个人的创作亦承继了传统绘画所推崇的主题、意境、格调与品位,不失书卷气与“林下风”,文人的林泉之志、高蹈之怀是他创作中的重要题材之一,很容易贏得文人们的共鸣,这也是获得画坛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

黄宾虹评价仇英甚高:“平生虽不能文,而画有士人气。仇以不能文,在文、沈、唐三公间稍逊一筹。然于绘事,博精六法深诣,用意处可夺龙眠、伯驹之席。董思翁不耐作工笔画,而曰:“李龙眠、赵松雪之画极妙,又有士人气。后人仿得其妙,不能得其雅。五百年而有仇实父!又曰“实父作画时,耳不闻鼓吹阗骈之声,如隔壁钗钏。顾其术近苦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画,不可专习。”至为《孤山高士》及《移竹煎茶》《卧雪》诸图,树石、人物,皆萧疏简远,行笔草草。置之六如、衡山之间,几不可辨。岂可以专事雕绘,丝丹缕素,尽其能哉。是其能画繁中之简者也。”以沈周、文徴明为首的吴门画派,成为明代南宗山水画的典范。

潘天寿论道:

“此派自嘉靖以后,循至有明季世。竟掩有中原而独步之势。随潮涌水,直使清代三百年之山水画,亦全属此派范围之下,其情况真有不可一世之概。此外,直承王摩诘之统系,继沈、文而起者,作家尤多,虽非全属吴人,然均画入吴派范围之内。盖吴、浙之争,扩而言之,即南北之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