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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闽西广播电视报社 （接上期） 潮汕地区部分共产党员和韩纵战士、革命群众在非常情况下向海外疏散，又为潮汕地方党组织保存了一部分党员、干部和武装人员。中共旅暹潮侨工作组和韩纵联络处的成立及其开展的工作，为今后将海外的这部分人员适时输送回国参加解放潮汕的武装斗争作好了准备。 从1945年冬至1946年6月，潮汕党组织和人民武装遵照中共中央与广东区党委的有关指示，同时结合潮汕的斗争实际，采取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的战略退却。这一战略退却，是在国民党军队四面跟踪追击的压力下进行的。全面的精干隐蔽反映了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然而，依靠潮汕特委的正确领导和各级党组织的努力，分散坚持、蓄力待机的工作做得非常成功：人在、武器在。虽然工作上迂回曲折，但在疏散转化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遭到什么损失。党的干部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妥善保存，既为全面内战爆发后潮汕党组织开展反“清乡”斗争和度过黑暗岁月创造了条件，又为1947年时局好转后潮汕党组织发动领导公开的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实践证明，潮汕特委从实际出发作出的决策是符合中共中央和广东区党委的指示精神的，是十分正确的。 三、坚持隐蔽斗争，建立农村新的据点与加强党的建设 全面内战爆发和东江纵队主力北撤之后，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先后两次向广东省各专署和县市发出“剿共”指令，叫嚣“江南方面不许有任何共党部队存在”，严令各地“协同会剿，以除后患”。与此同时，以张发奎为首的广东国民党军政要员四出活动，在全省各地召开“治安”会议，策划并设立“绥靖指挥部”或“清剿委员会”，妄图全面肃清各地的中共地下党员和人民武装复员人员。潮汕地区的国民党军政当局，除了成立以林贤轸、张伟民、洪之政为主任的潮揭丰、潮普惠、潮澄饶3个“清剿指挥所”外，国民党广东省第五行政专署(潮汕地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郑绍贤，还先后在南山管理局的两英、揭阳县东桥园乡的玉湖村、饶平县的隆都，分别设立潮普惠南、潮揭丰、潮澄饶3个“联防办事处”。国民党“清剿委员会”“清剿指挥所”“联防办事处”在潮汕各县实行大规模的“清乡”“联防联剿”，同时推行以保甲为基础的连坐制度，规定“通‘匪’、济‘匪’、窝‘匪’、庇‘匪’者，以‘匪’论罪，有关乡(镇)保甲长及地方士绅均应连坐严惩”，以此侦查破坏转入地下的潮汕共产党组织，搜捕迫害共产党人、潮汕韩纵复员人员和革命群众，进步民主人士等。1946年9月5日，国民党潮汕保安第五区司令部召开所谓全潮各县水陆同时检查户籍联保及“清剿匪类”会议，决定“以集团兵力剿灭‘股匪’，以清查户口搜捕‘散匪’”，限令全区突击检查户口。随后，国民党第五专署谍报队在潮安县阁州小学逮捕共产党员林青苑，国民党广东省第五“清剿”区东区指挥所谍报队在饶平县南美村逮捕原潮汕纵第一支队分队长、共产党员陈汉泉和其他3名韩纵战士。在此之前，国民党反动派还在汕头市捕杀了从普宁撤退的潮汕韩纵战士、共产党员黄光武、杜盛记、陈海涛等人。国民党反动派对于那些搜捕不到的共产党员和潮汕韩纵指战员，或残酷迫害其家属，并逼迫家属限期找回自己的亲人，向国民党地方当局自首；或封闭、抄没其家产，甚至烧毁其房屋；或强迫其家属变卖家产，缴纳现金，然后用这些现金“悬赏缉捕”。许多革命支点村，如鹅毛溪、五经富、九斗埔等等，都遭受国民党军队的抢劫，房屋被烧，群众被捕。其中普宁县流沙区8个乡被以“匪类”强迫“自新”集训的群众就多达270多人，高明村被捕的无辜群众就有几十人；揭阳县五经富(今属揭西县)曾广等共产党领导人家里的房屋被国民党反动派放火烧毁。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着潮汕大地。国民党政府为了应付巨额的内战军费，补充兵员，在其统治区大举征兵、征粮，增收捐税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潮汕和闽粤赣边区人民，同样也不能幸免于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清乡”与搜捕，中共潮汕特委及其下属各级党组织，一方面继续深入贯彻隐蔽待机的方针策略，严格遵循方方和广东区党委当时指示的斗争策略原则，即：“反‘清乡’的斗争是一种群众性的斗争……绝对避免暴露政治面目，以免群众受摧残”；在敌人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武装斗争不公开领导”“群众斗争应以和平合法为主”，等等，以尽量减少党的力量和人民群众利益的损失。另一方面又采取各种必要可行的隐蔽斗争形式，同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艰苦不懈的斗争。 首先，潮汕特委和各级党组织充分利用亲族关系和统一战线关系，大力做好开明乡绅和一些上层人士，其中包括原国民党进步将领翁照垣、潮安县地方实力派的开明士绅陈政、饶平县知名人士张竞生等的工作，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争取他们设法应付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捕，安置并保护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潮汕韩纵复员人员的安全。 其次，潮汕特委和各级党组织对于地方上的国民党反动势力，采取重点打击、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政策。对于追随国民党反共的乡绅和一般的乡、保、甲长，采取写信劝告和警告，一方面向他们阐明未来形势的发展趋势，奉劝他们走正义之路，另一方面警告他们少作恶，给自己留条后路，否则必遭严惩。对于少数死心塌地反共反人民的顽固分子，则选择时机，由武工队予以坚决镇压。如国民党普宁县参议员兼第二区（区署设在流沙镇）联防处主任、县“自新委员会”主任陈君秀，一贯反共反人民，在流沙镇无恶不作，被群众称为普宁县“四大天王”之首。陈君秀除了先后诬告二三百名地方群众为“共党分子”并加以迫害勒索外，还配合国民党军队四出搜捕杀害地下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多人。1947年1月24日，中共潮汕特委特务队在陈彬等人的率领指挥下，同时在普宁县地下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利用陈君秀回家过春节的时机，出其不意地将他击毙于家中，为地下共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除了一大祸害。严惩陈君秀的行动，有力地打击和分化了国民党的地方反动势力，群众为之拍手称快。 第三，中共潮汕特委及其下属组织为解决严重的经济困难，采取隐蔽的武装斗争形式，适当地开展了必要的经济斗争。1946年下半年，潮汕特委直属武工队曾先后多次截获国民党粤东师管区、揭阳自卫大队和警察局武装走私的各种物资。同一期间，潮澄饶武装小组也以灰色面目筹款。10月，潮揭丰边县委成立了一支10多人的武装经济工作队。这些斗争，既为地下党组织提供了活动经费，也为今后恢复武装斗争准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 第四，中共潮汕特委及其下属各级组织在坚持巩固原有阵地的同时，积极建立新的农村革命据点，加强党在农村的基础。到1946年底，潮汕特委及其直属武工队和揭阳县委，在大北山一带坚持斗争，发动群众，组织秘密民兵，先后建立了陈屋寮、洪屋角、良田等10多个革命据点，同时还发展了党的组织。潮揭丰边县委在梅北、五房一带的29个村庄开展了党的工作，建立了13个基点村，党员由年初的63人发展到158人。在潮普惠地区，仅普宁县委就巩固和新建立了竹林、藏宝堂、锡坑等29个农村基点，党员从6月份的150多人增加到224人。澄饶丰县委也在莲花山一带发展了10多个乡村的工作。1946年12月，潮汕地区共有党员1134人，比日本投降前的700多人增加约400人。农村革命据点和党组织的发展，不但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下较好地实现了党的分散坚持、保存积蓄力量的战略目的，而且为今后开展公开武装斗争准备了一批基地。 潮汕党组织在坚持隐蔽斗争，建立农村新据点和发展党组织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教育党员干部经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严峻考验，度过隐蔽待机的艰难岁月。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前后的近一年半时间里，潮汕党组织和人民武装先后经历了武装自卫、分散坚持、疏散隐蔽和北撤、南撤的艰难曲折斗争过程。由于这一时期的形势和党的斗争方针、策略、任务处于频繁而复杂多变的状态之中，因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党内思想的一时动荡。其中既有看不到革命前途的悲观消极情绪，出现个别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甚至离开党的队伍的现象，也有对长期隐蔽认识不足而产生的“左”的急躁冒进倾向。对此，广东区党委强调指出，在执行分散隐蔽、蓄力待机方针的过程中，“必须严密防止近视、心急与过‘左’、突出、暴露的作风，同样要防止冷热病、消极悲观失望的产生，两者同样错误，同样没有前途，同样违反长期保存力量、巩固力量、准备力量、等待时机的基本精神”。 潮汕特委和各县县委遵照广东区党委的指示精神，并结合各县的不同情况与可能条件，采取各种形式，或举办学习班与召开整风会议，组织干部、党员学习党的文件，开展查思想、查作风、查工作活动，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或对党员进行深入细致的形势教育，使党员正确认识隐蔽待机方针的精神实质，在艰难环境中看到革命的发展前途，坚定革命的信念，同时防止急躁暴露的斗争倾向；或教育党员在以职业为掩护的同时，要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广交朋友，熟悉环境，了解敌情，坚持地下革命活动；或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气节教育和组织纪律教育，同时对部分党员、干部的历史与思想行为进行必要的审查，对少数不顾党纪、自由行动的动摇分子作了组织处理，特别是及时识破了叛变投敌、充当特务、混进潮汕特委直属武工队进行破坏活动的内奸颜经墨，粉碎了敌人企图将潮汕韩纵保留下来的武装骨干一网打尽的阴谋，从而纯洁了革命队伍，清除了隐患，保证了潮汕地下党组织和武装队伍的安全。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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