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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前夕，京城里气氛十分紧张，种种谣传四起。 一向支持变法的光绪帝仿佛也听到了风声，便秘密派人传诏，要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火速离京出逃。 康有为接诏后，不是筹划良策，而是拿着这个密诏作为尚方宝剑，找袁世凯帮忙。 他们打算以“救驾”为理由，准备“围园劫后”，铲除慈禧太后。 但袁世凯却秘密向慈禧太后高密。 于是，慈禧从颐和园火速归京，发动政变，重新垂帘，先囚禁了光绪，再分头捕杀维新人士。 于是，维新派六君子被斩首于菜市口。 康有为早早得到了消息，立刻乘坐火车逃离，并于当日黄昏抵达塘沽，拟乘招商局的海晏轮南下。 但是，已经陷入此等境地的康有为，还要摆谱儿，当了港口，却因没有上等舱了，便决定改搭英国太古公司的重庆轮。 船开了，康有为起锚南下。 这时，京城里正为搜捕康有为整整闹腾了一天。 后来，他们才知道，康有为早已离京，将由天津乘船南下。 慈禧太后气急败坏，当即电令停开京津火车，并急电天津，令荣禄严密查拿。 她又令烟台、上海等地方官员“于轮船到时，立即捕获”。 荣禄在得到抓捕康有为的消息后，马上调集人马，遍搜津沽各码头客店。 但康有为已随重庆轮启程多时了。 重庆轮在烟台港要停泊几个小时，康有为从容登岸，远眺海景，怡然自得。 他俯拾海滨五色石，兴致盎然，甚至还抽空选购了几篓上好的烟台苹果，悠闲自乐。 当时，拘捕康有为的电令已到烟台，碰巧驻烟台的道员因事外出，留守的官员不便擅自译出电旨。 当道员获电令赶赴港口时，重庆轮早已南下了。 这时，荣禄自天津派飞鹰快艇追逐而来，时速超过重庆轮一倍，本可追上，因燃料不足，无法继续追赶，只得中途折回。 康有为又一次绕幸地从死亡线上挣脱。 重庆轮乘风破浪驰向上海，康有为一路上兴趣很高，时常挺立于船头甲板上，观景吟诗，殊不知上海早已撒下了天罗地网。 上海道台蔡钧在接到慈密电后，洗印了多张康有为的相片，分发给缉捕人员，并悬赏2000元。 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刘坤一又悬30元，定要生擒康有为。 这样，每艘抵沪的船只均受到了严密搜查。 同时，蔡钧又请求英国驻沪代总领事白利南准许他派人搜查自天津开来的所有夷国轮船，却遭到了拒绝。 白利南只答应自派巡捕查缉，蔡钧只好将康有为的相片给他，请其配合抓捕。 重庆轮抵沪的日子来临了，上海的军警差设中外捕探一齐出动，如临大敌。 整个码头早已被围得水泄不通，静待康有为自投罗网。 幸亏在京的梁启超和徐仁镜提前去找一向拥护和支持中国维新变法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他设法援救处于危难中的康有为。 李提摩太的中文秘书程清也从旁劝说。 李提摩太终于答应了，并致电白利南，请他务必设法相裁。 因此，白利南就以“希望避免因政治犯康有为若在英国船上，或上海租界被中国官员捕获而可能引起的困难问题”为由，征得英国政府同意后，提前派上海工部局职员濮兰德乘船前往吴淞口，拦截将抵沪的重庆号。 濮兰德借助上海道台蔡钩留下的康有为相片，在旅客中顺利地找到了康有为。 当他把蔡钧请求协捕康的信件出示后，康有为才知大祸临头，并想投海自杀以殉“圣主光绪帝。 在兰德的劝说和帮助下，康有为转乘驳船，被送到停治在淞口外英国轮船公司的“巴拉勒特”号轮船上。 两天后乘该轮逃离了上海，抵达香港。 重庆轮抵沪后，码头上守候多时的车警蜂拥而上，却只找到了康有为留下的几篓烟台苹果和一只装杂物的篮子。 对于这一场精心的安排，梁启超曾说:“先生(康有为)与英使馆及上海英领事无一面之识，英人之相救，非惟出中国官吏之意外，并出先生之意外。” 康有为离京后，梁启超怕老师在途中遇险，曾多方托人给予救援。 当他特地到日本使馆求援时，谈完了话就准备离去。 日本公使问梁:“你还能出去吗？” 梁启超轻松地答道:“政府痛恨的就是康有为，我们其他人无所谓。” 日本公使说：“错了，据我所闻，这回政府对于维新党人要一网打尽，你暂在这里听消息吧。”梁启超才意识到情况不妙，只好躲在日本使馆。 几天后，日本人为他剪发易服，化装一番，送往天津日本领事馆。 然后，再由一位武官陪同，用舢板送往停在塘沽的日本商船。 清廷获悉梁启超出逃，急忙派杨以德带兵乘一条小轮船追赶。 小轮船终于追上并拦住了舢板航道。 杨以德因为没见过梁启超，指着杨以德问日本武官:“他是谁？” 武官不动声色地答道:“是我的学生。” 又问:“你们到哪里去？” 又答:“往塘沽打野鸭子。” 杨以德半信半疑，决定把他们押回天津问讯。 他用一根绳子把小舢板绑在小轮船上往回拖。 不料，中途碰巧遇到退潮迎流而上，行船十分艰难。 日本武官趁机对杨以德说:“你真笨，往下驶点就是塘沾，到塘沽搭火车回天津多好。” 杨以德一想，认为不错，乃令小轮船向塘洁方向行驶。 当时，有一条日本兵船正驻防在塘沽。 日本武官望见兵船，即暗地打了一个信号。 兵船马上开过来迫令小轮船停驶，然后日本武官和梁启超一起上了兵船。 杨以德不敢干涉。 就这样，大名鼎鼎的维新派第二号首领梁启超，在清廷官员的眼皮底下逃往日本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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