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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来圣路易斯的时候，就被这里的树深深吸引。华盛顿大学毗邻广袤的森林公园，这里以橡树、枫树、杨树、杉树和核桃木居多，每一棵都昂扬挺拔，高耸入云。我直觉地联想起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比如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像”，又比如罗丹的“青铜时代”，人们自信地舒展自己的身体，相信自我即美。很快，我意识到自己到底是个都市人，比喻都被我本末倒置了，中文里以“玉树临风”形容男子之美，也就是说，古人先意识到树的潇洒秀美而后才以此譬喻俊美之人。 我虽然为树着迷，但并不懂得应当如何欣赏它们的美。我最喜欢在春日的正午出门，新叶已经长成，猛烈的阳光下，那些叶子在闪闪发光的同时，又青翠欲滴。微风袭来，它们颤抖着，发出窸窸窣窣的低吟。听得多了，我发现每棵树的“嗓音”都不一样，有的像老者缓行时手杖擦摩外套下摆的声音，有的则像一群少女聚在一起欢笑。瞧，我仍然用人来给树当参照。 正午阳光下的桉树 我渴望“听懂”无言的树，所以首先诉诸知识。闲暇时，我找来不少有关树和自然的书，渐渐了解年轮不仅暴露树龄，还揭晓哪一年是旱年，哪一年则雨水丰沛。我也逐渐知晓有些树也分雌雄，比如银杏，以前在上海也常见，从没把它们和臭字联系在一起，然而到了这里，一到秋天，简直受不了银杏果实那股刺鼻的馊臭味儿，才明白故乡种的多是雄株，而这里种的则是会结果的雌株。我还下载了一个应用软件，时不时“扫一扫”树叶，让手机告诉我它们的名字和属性——这些属性常常跟树的“用处”有关，哪些树会结出美味的果实，哪些树会开出漂亮的花朵，哪些则可以用来做上好的家具或建材。 这些知识反而让我迷惘，因为似乎都带着人类中心的视角来看待自然。就好像我们区分哪些动物是好的，哪些动物是坏的，标准不过是哪些长得可爱，哪些长得古怪，又或者哪些有益我们的农耕，哪些则糟蹋我们的作物。以这种心态面对自然，无怪乎人类活动不是自然的福音，而是祸端。 还有另一种聆听树木的方式，就是从树的身上找寻哲理和深意。美国中西部经常遭遇雷暴，我见过不少被闪电劈去半边，或被风削去一肢的树，但只要没被拦腰斩断或者连根拔起，它们依旧傲立。类似的情景曾经给身处政治风暴中的诗人牛汉带来鼓舞，他写下《半棵树》：“半棵树/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逆境成了生命力量的明证，而非末日。南北战争前，北方政客对南方奴隶制的姑息和容忍，让亨利·戴维·梭罗对美国的现实和未来感到沮丧，最后他也是在树身上找到了希望：他看到的是种子所包含的无限未来，虽然眼前的树林被伐光了，但只要土壤里还有种子，等个十年二十年，又是郁郁葱葱；人类的文明也一样，只要正义的种子还在，眼前的黑暗终有过去的一天。 王家卫电影《花样年华》里，主人公周慕云说：以前的人，心里有什么秘密，他们会跑到山上，找一个树洞，把秘密全说给它听，说完后，再用泥巴堵上，这样秘密就会永远留在那棵树里，没有人知道。电影尾声，周慕云特地跑到吴哥窟去对着树洞倾诉，尽管这一幕在我看来，多少有一点造作。而今，时常在森林公园瞥见树洞的我时不时怀疑，这种从自然或者树身上寻找激励和慰藉的习惯难道不是人类的一厢情愿？孔夫子很早不就说了吗：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最近偶尔读到德国作家黑塞的《悠游之歌》，这是经历了一战以及离婚之后的他迁居瑞士时写下的随笔。他也谈到自己对树的喜爱，但他感叹的是树的美和他的存在毫不相干：树天生就有一种使命，那就是长高，长大，是实现（fulfill），这种实现和周围有没有其他树或人在看他们都毫无关系。美国诗人惠特曼中年经历了严重的中风之后也有类似的感悟：人总是太在乎自己在他人眼中的样子（appearance），进而忽视了作为本质的存在（being），只有树，只有自然，它们呈现的样子就是“存在”本身，质朴且伟岸。 念中学的时候，席慕容的情诗《一棵开花的树》曾经风靡一时：“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那软糯的自怜暗合着青春期时为多情所苦的我们。而今回想，诗里的声音到底还是人的念想，远非树的心声，因为树并不在乎“你的走近”。或许，倘若树愿意花一时半刻反观人类，它们是要大笑的：人类是多么脆弱，多么可悲的生灵啊，他们还以为天下万物的显形，都是为了给他们送启示、递希望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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