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蓝：和壮壮在福冈》这篇文章唤起了我的回忆 2020年6月27日，敬爱的于蓝老师走了！中日两国的网络媒体都对于蓝老师的逝世进行了报道，其中一则《于蓝：和壮壮在福冈》吸引了我，这是1997年3月于蓝老师发表在《文艺报》上的一篇文章。于蓝老师在文章中讲述了数月前来福冈时的情景，并且提到了我，“在福冈的日子太短了，又万万没想到会遇到已在日本落户的原童影厂的小青年叶言材，相见时极为兴奋。在短暂的时间里，他大大地尽了地主之谊，利用放映《盗马贼》的时间，带我参观了两个博物馆和一个历史遗址……”阅读了这篇文章，勾起了我对诸多往事的回忆。  2015年12月30日笔者看望于蓝老师时的合影（图片提供：叶言材） 与于蓝老师的结缘，要从我大学毕业后寻找工作单位说起。1983年8月我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由于种种原因，接收单位一直未能确定。12月上旬，电影局给我推荐了两个下属单位，其中一个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我到了北影，误打误撞，进入了厂院内东侧的一片“临建”的区域，找到一个“编导室”，谈话中才发现这里不是“北影”，而是刚从北影独立的“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我正在打算离开时，于蓝老师正巧进来，我怔住了！她不正是我从小就熟悉和崇敬的电影《革命家庭》里的妈妈和《烈火中永生》的江姐吗？！现在就站在我面前……  《革命家庭》中的于蓝  《烈火中永生》中的于蓝 于蓝老师听我说明了情况后，和蔼可亲地对我说：“中国的小孩子们需要精神食粮——儿童片，但是中国的儿童片少之又少…… 我的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支持，所以组建了这个专门为小孩子们提供精神食粮的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现在全世界只有苏联一家专业的‘莫斯科儿童电影制片厂’，我们是全世界第二家…… 你来吧，咱们一起为中国的儿童电影事业做一番贡献，好不好？” 于蓝老师的光辉和她的这番话，令我浑身热血沸腾，欣然同意了，很快办完各种手续，走进了这个对我来说的全新世界。从此，我进入了刚刚组建两年左右、工作环境极为简陋的“童影”，被安排在编导室工作。我在“童影”期间曾为于蓝老师代笔撰写过一些文章。  1984年担任儿影厂厂长时期的于蓝。右一鼓掌者为笔者（图片提供：叶言材） 1985年10月，我到日本的九州大学留学，硕士毕业后就在北九州大学任教至今。 1996年11月9日，我听说福冈市综合图书馆举办“中国电影回顾展”，而且主办方邀请来了于蓝老师和她的小儿子田壮壮导演参加这次活动，就赶去了会场。当天下午放映的是《林家铺子》，首先是于蓝老师与观众们见面，她向观众们介绍了影片的概况——原著是茅盾的作品，由中国电影界的老前辈夏衍改编，著名导演水华执导等等，还介绍说：这部影片通过“林家铺子”这么一个小小的店铺，反映了30年代中国在遭受日本军国主义入侵后的动荡与苦难，并将其比喻为“正像从大海中的一滴水，就可尝到大海的苦涩……”。  《林家铺子》中的于蓝 影片放映后，于蓝老师和壮壮再次与观众见面，有些观众对于蓝老师并不陌生，看过她的《烈火中永生》。于蓝老师对于观众提问都耐心地一一作答。见面会结束后，我才上前跟于蓝老师和壮壮打招呼，于蓝老师先是意外，后是惊喜，一边拥抱我，一边用手抚摸我的面颊，兴奋地问道“这不是小叶吗？你怎么也在这里？” 我和田壮壮距1991年初秋福冈一别，也已时隔五年未见。我向壮壮询问了于蓝老师和他在福冈的日程安排，才知晓他们是前一天（8日）刚从北京到东京，又立刻转机飞抵福冈，因为在福冈停留的时间比较短暂，于蓝老师不顾旅途奔波，当天（9日）上午还匆匆游览了福冈市容。于蓝老师对福冈的印象很好，她在文中叙述道“福冈是个美丽的城市，我们住在SeaHawk（海鹰）宾馆。接待者征得我们的同意，利用第二天上午空闲时间带我们游览了市容。他们自豪地说这是填海后的城市部分，为了廿一世纪设计了这些花园式的建筑。果然，不同形状和色彩各异的高层楼房都竖立在青翠满目的绿色丛林与草地之中，花园、街道、港口都是很美好的，给人一种清新恬适的感觉。” 要知道，那年于蓝老师已是76岁高龄，而且身患多种疾病，如此紧张的行程，应该是相当辛苦的。于是我对田壮壮说：“今天晚上你们早些休息，明天（10日）上午放映你的《盗马贼》，你得在会场，我陪于蓝老师在附近转转吧。”我们边商量边向外走，没想到场外仍有不少观众还没走，等着与他们握手、道谢、要签名。于蓝老师记述说：“这些观众中有日本朋友也有中国同胞。中国同胞和国内观众一样炽热，他们说：‘你们老一代电影家培养了我们几代人，至今我们不忘！’‘听说你来了，我们非常高兴……’而日本朋友则用友好而歉意的眼睛和我们交流，也有人用不流利的中国话向我表达观后的思考（指《林家铺子》）：‘日本曾给中国造成灾难，我们应该忏悔、反省……’这里面有女子大学的教授、有职员、也有商人，他们送了名片，表示对中国的友好与歉意。一对花店的夫妇告诉我，为了人类生活的美好，他们卖鲜花，他们不希望再发生这种不幸！”   笔者陪于蓝老师在福冈市内参观时所拍照片（图片提供：叶言材） 翌日上午（10日），我去酒店迎接于蓝老师。于蓝老师将满头银发梳理得甚是整齐，身着一袭黑色半高领的通体毛绒长裙，领口正下方嵌着一枚金色的鱼形胸针，外面还套有一件短大衣长度的绛红色条纹毛绒外套，脖颈上披挂了一条与外套搭色恰当的围巾，脚上穿着一双半高腰松紧口的黑皮靴，右肩挎着一个黑色的软皮包，包带细长…… 总之，一切全都搭配有致，优雅、端庄、恰到好处，与我原来在厂里时看到的衣着过简、颜色非蓝即灰、单调肃穆的“领导”大大不同。 我陪同于蓝老师先是参观了“福冈市博物馆”，然后参观了“西部瓦斯公司”的一座展览馆，最后又探访了一个历史遗迹——元寇防垒。我一边走一边讲解，没想到于蓝老师过耳不忘，记忆力超群，竟然全部都暗记于心，而且在文章里描绘得那般详细，每一段还配写了精辟的见解和感想：  “在历史博物馆里令我感兴趣的是，福冈人把1784年在东区志贺岛上发现的公元57年末汉光武帝所赠送的《汉委奴国王》的蛇钮金印作为日中友谊文物，陈列至今，视为国宝。除陈列原件外，他们还制作成纪念品出售，小叶为我抢购到一枚，我极为珍视这个小礼物。” “另一处为煤气博物馆，他们不仅把煤气的各种功能展示清晰，并把利用煤气燃烧可以产生的不同色彩、图案做为艺术品展览，更令人惊讶的是用煤气燃烧演奏的交响音乐会。演出约十分钟，免费参观欣赏。其旋律、节奏的气势磅礴，可与一个庞大的管弦乐队相似。据说全世界只有这一座博物馆，那是在福冈一次博览会上，德国人来此展览设计的，后为福冈煤气公司购买下来，陈列于此，免费参观。这种举动除了能普及科学知识外，更会使人闪现并迸发出巨大的想象力！”  笔者陪于蓝老师在福冈市内参观时所拍照片（图片提供：叶言材） “历史遗址叫“绊马桩”。这个遗址就在靠海岸城市的楼房建筑之中，碧绿的草丛里，有供人休憩的石椅。初看发现不了什么遗址，然而路旁有一个别致的坚固标志，上面用日文写着，蒙古人曾侵略此地。再仔细看，在草地里有十数条深沟，已经用石头砌得整整齐齐，每条沟深两三米，而每条沟距却不到三尺（没有量，只是感觉），有的还纵横交错。原来历史上蒙古人曾两次跨海要在此处登临，为了防御蒙古入侵的骑兵，福冈人在海岸边上挖了许多距离极近的深沟，马一跃上岸就会陷进深沟，再也跳不起来，因此蒙古人始终未能入侵上岸。此处命名“绊马桩”作为遗址，警示人们要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这使我想起我们历史上，特别是抵御日寇侵略时，人民群众的智慧绝不亚于此，各国人民都要誓死保卫自己的国土与和平生活。”  当年演讲会广告和于蓝与田壮壮在福冈的合影（上图提供：叶言材） 中午品尝了“和牛呷哺呷哺”（涮牛肉）后，我送于蓝老师去了回顾展的会场，因为下午是她与田壮壮的对话，既是母与子对话，又是中国的两代电影人对话。据我过去的了解，他们母子之间，这两代电影人之间，在电影观念方面和价值观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对立…… 但是万万没想到，这一次他们之间的对话却是极其和谐，而且成功。在我看来，或可称得上是“史无前例”！ 我在这里还是想引用于蓝老师自己的话，来回顾一下那场精彩的对谈。“第二天的上午放映《盗马贼》，由田壮壮和观众见面；下午则是正式介绍中国电影的演讲会。主持会议的八寻义幸先生十分风趣地向观众说，难得母子两代都从事电影，又都来到福冈，母亲讲话以后我们也想听田壮壮讲话。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我就中国电影的起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的进步电影工作者（包括其中许多共产主义者），怎样从三十年代起改变旧中国电影落后局面，使富有民族精神和现实主义传统的进步电影成为主流，为中国电影创造了值得骄傲的成就的这段历史作了简要回顾。然后又对建国后至‘文革’前的许多有影响的影片，特别是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以及六十年代初期的优秀影片的成就和它们对创造中国电影辉煌的作用作了介绍。当然也讲到消除几次‘左’的思想干扰后，出现的一些优秀影片。我的话刚一停，八寻先生就接着幽默风趣地说：‘妈妈讲过了，那么作为儿子这一代是否同意妈妈的意见呢？！’” “田壮壮风趣、面带着微笑地说：‘妈妈讲的是对的，他（她）们生活在战争年代，革命年代的那代人确实创造了电影的辉煌。而我们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有了更多的机遇，才使我们能有所作为；我们也不拘泥于老一代已有的规范，更要求反思，也有些叛逆性，追求创新……所以第五代电影工作者做出一些事情。但是第五代包括我自己尚未完成自己的任务。现在又有新的一代，一些人称之为第六代，他们生长在声像条件最丰富的年代里，所以在技巧的表现方面更熟练了，可是他们之中有些人还缺少一点社会责任感，更带有拜金主义、名利观念等等。’他讲过之后，有人提一些问题，他回答得很恰当。主持人又温和地看着我：‘那么您又怎么看待儿子的这些话呢？他说的您认可吗？’” “我笑了，首先肯定壮壮说得符合实际情况，但是我还想补充一些。我认为改革开放以后，第五代确实在电影的表现手法上有许多新的观念和新的语言，但是当时中国电影除了第五代还有许多人，也就是还有第四代和老一代导演与电影艺术家，例如，张水华、凌子风、成荫、谢晋等都属于老一代，在新时期里他们都有突破自己的新作品，也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第四代的电影工作者就更多了……都创作了富有突破意义的作品，可以说也是蜚声国内外。这些都是新时期的电影主流。” 田壮壮导演作品《盗马贼》剧照及海报 “此外，我还反映了国内也有许多艺术家不同意第五代，第六代的划分，因为第六代还难以形成一代，即使第五代的创作思路也各不相同。我也认为年轻一代尚未走完自己的探索路程，而且每一代人都要经过时代和人民的考验。我想只要是符合人类历史向前向上发展、富有新意的作品，人民都会认可的。福冈的观众是那样饶有兴味地关注中国电影，又是那么友好和善，绝无挑剔与挑衅，透露的虚心好学的心情，给我印象极深。” 我认为于蓝老师 “田壮壮风趣、面带着微笑地说……”的这一段话，既充满了一位慈母对于孩子的欣赏，也是经历过“革命战火”洗礼的老一辈电影人对于经历过“文革”而异军突起的一代电影人的认可，同时又直抒胸臆，丝毫不隐瞒自己的观念与立场。 于蓝老师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写道“明早就要动身去东京了…… 短短的两天，我们收获了厚厚的友情。”由此看来，老人家不辞连日辛苦，当天晚上就写下了这篇文字。字里行间也透露出，日本给于蓝老师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日本友好人士们使于蓝老师产生了好感。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于蓝和丈夫田方在延安鲁艺大礼堂前拍摄的纪念照 其实，于蓝老师与日本友人的接触，应该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据《红色影坛双星 田方与于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1年）一书载有“于蓝述说”：1945年8月15日，日寇终于投降了，田方和我都随中央第一批派往东北的干部团八中队出发，9月2日离开延安，11月2日抵达沈阳。田方很快地接受党的任务，为筹建中国人民自己的电影制片厂去战斗。他和许珂、钱筱璋冒着生命危险三进长春，终于胜利地完成了接管任务，为1946年冬在兴山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建成，田方荣立甲等功。 同书的“田方篇”介绍：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田方和于蓝参加东北干部团赴东北。田方任八中队副队长，9月3日从延安出发，11月2日抵达东北沈阳。到达东北后，八中队改为东北文工一团，田方任副团长…… 随后，田方和许珂遵照组织命令，11月下旬赴长春接收伪“满映”， 田方任接管组长，重新回到了自己所熟悉的电影行业。田方运用自己过去在电影公司的经验，与舒群、袁牧之等一起，不畏艰险，在复杂紧张的战争情势中三次进出长春，圆满完成接收“满映”并组织迁厂的任务，把这个庞大的制片机构的全部器材和人员搬迁到黑龙江兴山。1946年10月1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人民电影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在合江省（现“黑龙江省”）兴山成立，田方担任秘书长一职。 1946年组建东北电影制片厂时于蓝夫妇和作家刘白羽合影 我们再看看于蓝老师在这一时期的活动，她也同期来到了东北解放区，在东北文工一团中，参演了话剧和舞台剧，1946年随团换军装为便装进入大连市区，演出了著名话剧《日出》中的交际花陈白露，以及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受到了被日本统治长达40年之久的大连民众的热烈欢迎。除了演出以外，还参加了解放区农村土改和各种宣传活动。1947年夏，随团进入长春，担任东北电影制片厂第一期训练班的指导员。1949年秋，主演了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电影《白衣战士》，从此开始了她的电影表演生涯。 在东北电影制片厂于蓝主演了第一部电影《白衣战士》 日本的影评家佐藤忠男先生在其笔记《炮声中的电影—中日电影前史》中，对于“满映”有过一些记载：“日本管理者明显对满映的发展抱有极大的野心…… 由于特殊的处境，满映成为日本国内左翼分子的避难所，很多在国内难以生存的导演、编剧会来到满映这一定上也充实了创作队伍。” 他也记录了“满映”解散过程：“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满映面临解散。满映解散的过程很有电影画面。最开始，员工和家属都抱着玉碎的觉悟聚集在摄影棚。理事长甘粕正彦举办了最后的晚宴。没有痛哭也没有欢呼，大家陷入一种虚脱状态等待死亡…… 苏军攻进“新京”之后，甘粕喝下氰化钾自杀。原满映在解散后多次易手。先是留下的中日员工组成东北电影公司。46年袁牧之等人接手了公司主导权，不久国民党军队逼近，八路军劝说日本员工与他们一起转移到哈尔滨，多次波折，最终在10月改组东北电影制片厂，为共产党拥有的第一个真正的制片厂。” 不过，他还写道：“厂长袁牧之曾在苏联师从爱森斯坦，对意识形态宣传有强烈的热情，在拍摄上推崇苏联学派，这让满映员工和延安团队之间有一些微妙的矛盾。在之后制片厂的制作方针和精简政策下，有一半日本人被清退……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制片厂迁回位于长春的满映旧址，被精简的日本工作者也回到长春，有几位技术人员取了中文名，活跃在创作一线。到1953年，在两国红十字会交涉下，战时留在中国的日本人被逐步安排回国。” 文中提到的“有几位技术人员取了中文名，活跃在创作一线。”在这一时期，为争取日本留用人员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服务，做为秘书长的田方当然是义不容辞，而做为训练班指导员的于蓝老师，也应该是做出过相当多的贡献。尽管于蓝老师对于这段经历，不曾留下什么文字或口述记录，但以我对她人格的了解，她一定会以自己的觉悟和对党的事业的热情，去做出努力的。我以为，若非如此，那些参与东影早期作品创作的日本留用技术人员，就不可能具备那样的参与意识和创作热情。其中岸富美子女士和她的家人就是很好的事例。 岸富美子回忆录《满映与我》（图片提供：王众一） 据岸富美子和石井妙子所著《满映与我》（文艺春秋 2015年）记载：大正九年（1920）出生于中国奉天省营口。15岁进入京都“第一映画社”成为剪辑助理。在协助沟口健二、伊藤大辅等巨匠作品后…… 昭和14年（1939），来到满洲，进入满洲映画协会。战败后，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行动，截止到昭和28年（1953）对中国电影草创期起到了支撑作用。归国后，主要作为自由职业者进行电影的剪辑工作。平成27年（2015），作为多年的电影技术工作者受到表彰。 由此可见，岸富美子女士跟于蓝老师年纪相仿，仅年长一岁。在“满映”被改造成东影后，岸富美子女士携母亲等一家九口随厂迁至兴山，包括了做为摄影师的丈夫岸宽身和哥哥福岛宏等。此后她先后在东影和长影使用中文名字“安芙梅”，担任了《桥》《白毛女》《六号门》等十余部影片的剪辑，并为中国培养多名剪辑师。1953年，岸富美子同家人一起返回了日本。 2016年5月18日于蓝老师和东影的日本同事岸富美子（安芙梅）见面。王众一总编见证了这一时刻（图：王众一）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她再次来到长影，并多次访问中国，2016年5月18日，已是96岁高龄的岸富美子女士，还专程到北京看望于蓝老师，这说明她们年轻时应该有过相当好的交往和友谊，也足以证明延安来的接收人员和“满映”的留用人员建立起了友谊。而这种友谊很有可能是从“斗争”开始的。 岸富美子女士已于去年（2019）5月过世，享年98岁。她与于蓝老师的这张照片成为了一个永远的定格！幸好那天《人民中国》王众一总编在场，见证了中日两位电影老人的这一历史时刻。 总之，于蓝老师的这篇文章，让我想起了许多许多…… 尊敬的于蓝老师，安息吧！ 童影 小叶 （北九州市立大学 叶言材） 2020年7月1日夜 于日本福冈 文：叶言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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