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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圃 （原名陈宇） 号厚堂 广东汕头樟林人，作家，画家，创作有小说、随笔多种，曾获台湾联合文学奖、广东省小说奖、广东省青年文学奖等。美术作品参加加拿大'东方足迹'三人展等，曾获亚洲美术双年展银奖等。    厚圃，是一个很帅的哥， 用现在流行的称谓就是：“国民欧巴”。 这都不是关键问题， 关键问题是厚圃竟然跨界不止， 究竟是从文学界跨到美术界， 还是从美术界跨到文学界， 或者其它什么界？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就好像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一样复杂。 厚圃的职业并不是作家， 却出了砖头一样厚的小说。 有多厚？ 这 么 厚 ！  敢问路在何方？ ——评厚圃长篇《我们走在大路上》 来源：宝安日报 2018年04月01日 版次：A19 晋东南 70后，山西人，居深圳，法律人，文化观察员。 近年来，屡见厚圃画作面世，画钟馗、牧童、猫狗，寥寥数笔，跃然纸上。相比之下，文学作品的数量却少了，当然也就更加令人期许。丁酉戊戌交替之际，他的最新长篇小说《我们走在大路上》问世，略解读者“相思”之苦。 厚圃自画像。 厚圃出生于潮汕平原的书香之家，长大后负笈北方，深受南北两地文化的浸染，开阔的视野和深厚的艺术功底，加之他那既有南方人的温文尔雅又有北方人的粗犷豪迈的性格，促使他创作出独具魅力的艺术精品。 《我们走在大路上》描述的是改革开放前后潮汕人的生活奋斗历程，作者选取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村庄作为小说人物施展的空间，时间跨度不过一二十年，人物层出不穷情节波澜叠起，语言精细妥帖中不乏诙谐幽默，读来叫人欲罢不能又无法忘怀。 小说开篇便是中国特色的婆媳“斗法”，看似稀松平常、鸡零狗碎的日常，实则处处暗藏机锋。在漫不经心却调皮生动的语言里，厚圃不动声色展示了他出色的把控能力，既有“六月鲫鱼，七月和尚”这样乡村俗语，也有“拨乱反正”“破字当头”这样带着时代特色、政治色彩的语言的化用，尤其是拿宣传画里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来比拟男女的床事，简直让人拍案叫绝，加之各种明喻暗喻交织叠加，风趣对话无处不在，不仅生动地再现了文革时期政治对乡村生活的渗透污染，更是有力推动了故事向纵深发展。 一部长篇小说的成败，人物的塑造至关重要，从这个方面来考量，作者显然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厚圃以冷静的眼光，击穿乡村生活的表层假象，将人性置于矛盾冲突之中考量，从而塑造了苏彩娥、江凤凰、龙春等一系列立体多元、个性鲜明、紧接地气的人物形象。 巴尔扎克有言：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要了解改革开放前后的乡村历史，光读当时的报纸并不能得出客观确切的答案，小说似乎更有发言权。本书的主角之一南川大队支书苏世珍，就是作者着力塑造的、特殊历史时期下的产，他有文化有能力善于引领群众安排生产，但又具有某些乡村干部的专横野蛮。在被忠实的追随者老牛搞下台后，墙倒众人推，各种人性随之被放大突显。儿子亲事不保，夫妻父子反目，苏支书最终死在儿子的手上，而儿子也疯掉…… 一个显赫的乡村实权派就这样跌入时代挖掘的坟墓，成为了某种政治的祭品。表面上看，是苏世珍人性扭曲所致，深究起来则是那个时代社会所酿造的悲剧。 一部作品，如果敢于掀开遮掩着混乱无序的时代的帷幕，或者将人性的伤口撕开给人看，可以说已超出文学所要背负的使命。然而作为优秀的小说家，厚圃并不愿意就此鸣金收兵，他还想探究那些伤痕痛累累的人们是如何疗伤？是怎样复苏了他们残破不堪的灵魂？如何找到信任和爱？又如何重新走在大路上？ 通过明线和暗线的叙述，厚圃将几个重要的人物带到了改革开放的崭新阶段。明线是，苏彩娥与龙春闹矛盾回娘家，龙春因此与江凤凰暗生情愫发展成情人的关系，于是生出了一条暗线来。从此明暗交织阴阳相生。可以说，龙春是在妻子、情人还有母亲三个女人的影响下逐渐走向成熟也走向成材。苏彩娥助他创业，也使自己走出了父亲垮台的阴影，从而保住了小家并紧紧抓住了自己的命运。受尽磨难的江凤凰更是通过学习裁缝技术开店谋生，热心于公益事业无私奉献爱心便是以爱报怨、灵魂升华的有力佐证，洗尽耻辱，扬眉吐气，从而完成自我救赎这样的艰难蜕变。 至此读者方能真正看出厚圃谋篇布局的良苦用心，他就是想通过改革开放前后的人们生活的巨大反差、心灵人性的根本变化，来激浊扬清，讴歌真善美鞭笞假恶丑，来讴歌时代变革对于人心对于生活对于整个国家的重大意义。 行百里者半九十，如何让明线与暗线经过自然生长之后合二为一，对作者依然是个考验。厚圃却能轻松面对，娴熟地运用他善于讲故事的本领，通过一场极具意义的乡村盛宴，让明线与暗线无缝对接。江凤凰对龙春的爱，在经历时间的淬炼提纯之后，成为了她付出的所有的爱中又普通又特殊的那一个部分。小说收尾处意味深长，苏彩娥找当地最有名的裁缝江凤凰为丈夫做西装。龙春从入秋一直穿到春深，要是可以的话，一辈子都不想脱下来。 小说戛然而止，给人留下了经久不散的爱的气息和似有若无的伤感，真真教人怅然若失。 说他是作家，却又写得一手好字， 画得一手好画。 儿时的画作就已显露出他在绘画方面的天赋。  少年厚圃与他的画 少年厚圃像现在一样帅得“一塌糊涂”！ 估计是当年学校里的“校草”。 少年时代在写写画画中度过，  走在大路上  我得意地笑 仰望
厚圃 吾乡近海，产蚝，时至今日也不便宜，过去更是待客的好菜，要不是好菜，也就没有下面要讲的那个“罚贼吃蚝烙”的故事了。 蚝烙，台湾人叫做“蚝煎”，我在士林夜市吃过一回，味道相近，稍有不同是最后浇上番茄酱一类的东西，老家却只浇鱼露再撒点胡椒粉和芫荽末即可。煎蚝烙讲究“旺火厚朥香鱼露”，所谓厚朥，就是平底锅底要铺一层厚厚的猪油。蚝烙之好，不仅仅在于它能让人吃到海鲜，还可以一饱肚子。台湾人说郑成功从鹿耳门率兵攻打荷兰军队，意欲收复失地，荷军临走前把米粮全藏起来，郑军缺粮，情急之下以当地特产的蚝仔、番薯粉混合加水煎成饼子吃，想不到竟一路传下来。我为此查阅一下这方面的资料，老家似乎没有比此传说更早的关于蚝烙的记载，比较清晰的说法是清末，潮州城镇各地制作蚝烙的小食摊已十分普遍，到了民国初年，开元寺附近的泰裕盛老店尤为出名。 打从记事起，我便注意到市集侧旁，或戏台前后，常摆有这样的小摊子，让你花不了几个钱却能吃得满嘴流油，鼻尖冒汗。每年入秋至次年三月期间，是吾乡吃蚝的大好季节，天气转凉，蚝越发长得肥腴白嫩，家里经济稍过得去的都免不了要买点回来，或煮或煎，一饱口福。关于选蚝的标准，有人总结为“一大、二肥、三白、四嫩、五脆”，我小时只爱吃蚝烙，皆因其用小蚝，对于大蚝却一向不大喜欢，总觉得它没有煮熟，牙齿一挤蚝膏就凉凉地喷溅出来，带着一股凌厉的腥气，但喜吃的人却说爱的就是这股鲜气。 既然蚝烙如此好吃，又怎舍得拿来惩罚窃贼呢？请听我慢慢道来，话说某乡里为孩子们请来一位教书先生，各家轮流做东。先生爱吃蚝烙，此消息一旦传开，家家都以此为标准，一顿两顿还觉得可口，吃多几回就受不了，又碍于礼节不便言明。某日乡里抓到一窃贼，不知该如何处置，就去请教先生，他竟然脱口而出：罚他吃蚝烙！若按我小时的观点，罚他吃大蚝岂不更加解恨？ 我后来上学，读到莫泊桑的小说《我的叔叔于勒》，吃了一惊，蚝原来就叫牡蛎，且不独吾乡有，遥远的法兰西也有。我至今仍然记得文中两个女人在船上吃牡蛎的情形，其吃法很文雅，用手帕托住它，头稍向前伸，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吸进去”，而那个拿小刀撬蚝壳的糟老头就是“我”家盼着他发财回来的于勒叔叔。多年后我才又发现，法国人吃蚝好像达到狂热的程度，据说巴尔扎克有过一天吃下144只大蚝的记录，而到处征战的拿破仑，因大啖鲜蚝而保持旺盛的精力。还有一个与蚝有关故事，离奇得像杜撰出来——法王路易十四曾有个亲信叫罗赞公爵，他被送上绞刑架前曾要求来一份搭配白葡萄酒的生蚝，并劝刽子手也吃一点，说执行任务可是需要勇气的。说到这里，我倒想起契诃夫也有一篇小说，名字就叫《牡蛎》，它说的不是蚝的好吃，而是蚝的“难吃”。我年少时读过，约略记得是写一对穷困的父子，饥饿难忍，那些有钱人不是给予同情和帮助，而是用请小孩子吃牡蛎来看他们的笑话。当时读后的感觉一定很不好受，所以才没有彻底忘掉。 说到蚝的好吃，清代李调元在他的《南越笔记》有过记录：“生食曰蚝白，腌之曰蛎黄，皆美味。”苏东坡被贬到海南的儋州后，写了《食蚝》一文，还给弟弟去信，说当地的蚝如何如何可口，开玩笑说“毋令中朝大夫知，恐争谋南徙，以分其味。”其乐观旷达的心境已跃然纸上，何须我辈在此饶舌？在老家还有一说，蚝可壮阳，我开始有些不信，查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果然有载：“生蚝，治虚损，壮阳，解毒，补男女气血，令肌肤细嫩，防衰劳。”也就是说，吃蚝不仅对男人，对女人一样有益。 蚝虽好吃，却并不好养，吾乡人工养蚝可追溯至明代，历史久远。每年农历三、四月，过去乡人先要从山边开采岩石，用船运至选定的浅海滩涂投放，整成一畦畦跟种菜似的，现在则多采用立水泥柱结尼龙绳，挂回收蚝壳串以养蚝。端午前后，正是殖苗时间，最怕遇上台风。每年冬春季则是蚝的盛产期，人们要早早起床，将小舢板拖入水中，或者踩上木制的“涂跳”，背着篓筐、粪箕拿着蚝钩、蚝凿采蚝。回来后还要撬开蚝壳，将蚝肉放入盆、桶之中经“蚝笞”浸漂，使蚝肉变得洁白干净鲜甜可口。 在潮菜里，老辈人以为，蚝与酸菜煮汤最为合味，所以适逢喜事办席，必有此菜，而蚝烙也一样不能落下。至于炭烤生蚝，以前好像闻所未闻，近年却方兴未艾。我在深圳常去吃蒜茸烤蚝，香蜜湖食街上有几家做得不错，汁鲜肉美，一次能吃一打。数年前，我曾请一位内陆来的朋友去吃过，他连说几个好。我问他好在哪里，他说好在新鲜，肉连着壳一起烤，能不新鲜么？我原想告诉他这蚝肉是做熟后再搁进壳里的，但看他高兴的样子，不便扫他的兴，只劝他多吃点，毕竟蚝对男人是有好处的！
厚圃 古时制砚购砚为的是用，写信写春联，又或者画画，简直不可或缺。也难怪王右军把笔墨比作兵器铠甲而将砚台喻为城池。东坡先生则说得更加直白，“我生无田食破砚”，砚是文人讨活路的工具。 我小时跟随乡人陈显达老人习画，下笔前先要理纸磨墨。过去的书画家常说，人磨墨，墨磨人。就是把燥急的性子一点一点地磨下去，心性澄明笔端自有烟云。吴悦石先生在他的《快意斋论画》亦云，今人图方便使用墨汁，因而缺少了旷逸之心也失去了悠游之态。他认为“笔墨生发在千磨万磨之中，中国书画不磨墨则不知其所以。” 就我了解，除了极少数老派的书画家，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于使用墨汁。我个人也是如此，原先拿碗碟贮墨，后来承友人赠砚，便往里倒上墨汁，用完了又懒得去洗，久而久之竟积成“砚山”。《小窗幽记》提醒“清闲之人不可惰其四肢，又须以闲人做闲事”，其中一项便是“洗砚宿墨”，而我却恨不得养一两只《闻见异辞》中所说的广东墨猴，“长约三寸……以舌舐墨，砚田可终年不洗。” 据说黄宾虹先生作画后也从不洗砚，甚至连毛笔也懒得往清水里过一道，所以砚中多有宿墨。他是不是因此受了启发，我不敢妄下断语，只知道他将宿墨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远非常人所能及也。宿墨的优点显而易见，渣滓沉淀易留笔痕易出墨晕，看上去既得风骨又得气韵。黄先生还喜欢在画的浓墨处再施以极浓的宿墨，干后与浅淡处形成对照，尤显浓黑透亮，行家们谓之“亮墨”，可起到点睛之用，使整幅画的神采为之焕发。当然宿墨的缺点也是明显的，味道不好闻。就像宾老那样把磨好的墨汁甚至上好的松烟旧墨贮在罐子里沤着，怎么可能好闻？如今宾老的追随者众，只是若拿“一得阁”之类的墨汁以贮养，想要进去画室的人必闻风而逃。 砚于文人，犹如衣裳之于女子，永远少那么一件。先贤视“良砚为砺友”，可怡情也可致知。我家有端砚歙砚近十方，虽然没有多大价值，但再也舍不得拿来蓄墨，只作案上观。这些砚台中，真正让我动心的只有区区一方龙尾砚，依原石之形而凿出祥云，砚堂处有金星闪烁，颇得其趣。鄙人家中原先还有一方洮砚，是太太从甘肃带回的，线条简洁碧绿如水，我把玩之后顺手搁于书架上，被小猫踩翻摔成几瓣。我数次拿起又舍不得扔，太太揶揄，黛玉葬花你葬砚，不如给它做个砚冢，成就一段佳话。
厚圃收藏的歙砚。 《妮古录》中有云：“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故镜需秦汉，砚必宋唐。”古砚的好处何在？我至今仍然似懂非懂。除了物以稀为贵外，比起新砚，古砚的气息也会全然不同，那是贮积已久的历史风尘与文化沉淀。而一般来说，得以流传下来的砚台，往往是先贤的心血之作，那些看似冷硬的棱角锋利的线条，轻抚之则柔润无碍且仿佛可以感受到古人的体温。至于古砚的砚铭，就像撩起布幕一角让后人得以窥见昔时的生活一瞥。文天祥有则砚铭：“砚虽非铁难磨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砚台虽非铁制但也难以磨穿，偏偏吴昌硕一生之中磨穿了两方，可见古今之大成者，除拥有过人之处外，勤奋也是必不可少的。
几年前我曾无意中读到一则消息，前国家文物局局长孙轶青先生的家人为完成他的遗愿，将家中108方藏砚无偿赠与家乡。老先生为人豁达，深知百年一瞬，藏品于人不过烟云过眼而已，其书法也好，家父的赏石专著《天工意匠》书名正是拜他所题。 时下市面上的砚台五花八门，不同于旧时的是不再强调其实用性也不再以发墨为佳，其中大多数以繁复的“文藻缘饰”迷乱人眼，而我则依然向往朴素自然、沉静大气的样式。 快节奏的生活使人们失去了旧时的闲雅，失去宁静的心境，失去了含蓄与质朴，失去了从容与浪漫，我想这正是砚台这类古物愈来愈受追捧的缘由。 案有研石，可长精神。 2014年，参加打铁雅集与铁匠们合影。 挥毫作画。 与王祥夫老师参观打铁新址，敲打镇社神器“拿破轮”。 为打铁作画一幅：《打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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