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前进||一位让人怀念的“非共产党员”

昵称70808387 20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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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党99周年前夕，让我们共同怀念这样一位为党的创立做出贡献的非共产党员——

一位让人怀念的“非共产党员”

张前进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来临之际，有这么一个人，她不是一名共产党员，却为我党的诞生发挥了重要作用；她是一个小人物，却在我党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终身未入党，却让每名共产党员铭记在心。她就是我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达的夫人“一大功臣”王会悟女士。曾在央视一套热播的电视剧《中国1921》，就能形象直观的看到王会悟女士为我党创建奔波忙碌的身影。

1921年7月，开天辟地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兴业路76号（即原望志路106号）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13人（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代表全国党员50多人。李达夫人王会悟虽然不是代表，但却作为中国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参加了大会的筹备、会务和保卫工作。

王会悟，1898年7月8日出生在浙江省桐乡县乌镇。她的父亲王彦臣是晚清秀才，开着一家私塾。母亲贤惠能干，刺绣技术远近闻名。王会悟从六七岁起就开始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她从小就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思想进步，在她的同学中，还有一个比她大两岁的亲戚，就是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茅盾(沈雁冰)。他们之间不仅是同学关系，还是亲属关系，而论辈分，王会悟是沈雁冰的表姑。

王会悟13岁时，其父病故，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她不得不从嘉兴师范学校退学回到家乡，接替父业继续教书。没多久，由于学生人数逐渐增多，她借了一个殿堂，独自办起了桐乡县第一所女子小学，乡亲们都说：“小王先生教的也不比老王先生差啊。”为此，为了表示对这所女子小学的支持和鼓励，当地的教育部门还给教员每月5元钱的津贴费。在教学期间，王会悟边教书，边向学生们宣传新思想，倡导新风俗、鼓励女孩子剪辫子、放脚等。有一次，她发现一个小姑娘双脚裹得紧紧的，便动员她把脚放开。小姑娘为难地说：“那样将来会没人要的。”王会悟听完噗呲一笑：“社会在进步，你裹成了小脚后，才没人要呢。”

过了一段时间，镇上的一位秀才听说有5元津贴，四处造谣说：“王会悟小小女子，没受过正规教育，没资格当老师。”便向县里提出由他替代，他不要5元，只要3元，没想到县里还真同意了，1918年，王会悟不堪受人藐视，愤而离校，去湖州的胡郡女塾攻读英语，这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起初，她半工半读。在里面边念书、边给学校打扫卫生，后来，老师发现她中文功底不错，就将她推荐给校长，经考察，校长决定让王会悟给学校牧师的夫人们当老师，这样她成为了一名“教师”。

在校期间，她经常阅读《新青年》杂志，并用白话文大胆地给陈独秀、李达、恽代英等她所敬佩的社会名流写信，表示赞成提倡白话文，拥护他们所宣传的新思想和新文化运动。令她意外的是，陈独秀还给她回信说：“没想到我们的新思想都影响到教会学堂了。”并夸奖王会悟“有胆识”，勉励她“多读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王会悟前往上海寻求妇女独立解放的途径。经上海学联介绍，由黄兴夫人徐宗汉安排到上海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在上海，王会悟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时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代表的李达，不久便热恋起来，最终在1921年4月年结为连理。婚礼是在陈独秀家的客厅里举行的。

二十世纪20年代的上海，各帝国主义列强染指颇深，社会动荡不安，各种黑恶势力较多。从1921年2月起，王会悟积极帮助联系“中共一大”会址。会议前夕，李达为“中共一大”会址选择很伤脑筋。这时，细心的王会悟想到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当时尚在外地，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的李公馆正好可以借用开会。王会悟和丈夫李达马上将这一想法告诉了李汉俊，结果李汉俊也正好有此主意。与此同时，李达对王会悟说：“我们要开个会，上海你熟悉，请你帮忙找个地方给会议代表住。”王会悟满口答应下来。

王会悟曾当过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而徐宗汉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长。李达也与黄绍兰认识。她寻思来寻思去，最后考虑借用黄绍兰的博文女子学校作为代表们的住宿地较为稳妥。这里距“中共一大”会址较近，博文女校离望志路李公馆不过一站路而已。而且正值暑假期间师生均已离校，既安静又不引人注意。

于是，王会悟利用自己在上海女界联谊会的关系，找到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以接待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为由，向黄绍兰借了女校楼上的三间房子，接着又购买了草席打地铺，为毛泽东等大部分外地的代表解决了会议期间的住房问题。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李汉俊家召开了。代表开会时，王会悟就在楼下后门门口望风。突然，有个年轻人手里托着湿衣服直奔楼上跑去。王会悟觉得事情有点蹊跷，她也赶忙跑上楼，将情况汇报给了坐在门口附近的翻译杨明斋，杨明斋马上翻译给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听，马林当即宣布休会，匆匆收拾文件撤离。散会不久，法租界巡捕房就开来警车，全副武装的士兵包围了房子，其中几个巡捕冲进李汉俊家，追问他们上午聚会干什么？李汉俊用流利的法语答复说：“上午来了几个教授讨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问题，巡捕没有抓到把柄，只好悻悻的走了。事后，李达对王会悟竖起了大拇指：“你立了大功！”幸好王会悟报警及时，才让代表得以及时疏散，这样，在开会期间，由于密探的突然闯入，会议必须另选地点。

会议停了两天，代表们提了好几个开会地点的方案，有提议去上海，有提议去西湖的，但代表们经过分析都认为这些地方虽好，但又害怕太惹人注目而被否决。这时，坐在李达身旁静听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想办法的王会悟，笑吟吟地开口了：“我今天又要多嘴了。我倒有一个主意：离我们浙江桐乡不远，有个地方嘉兴，是个开会的好处所。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那里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用。那个地方景色秀丽，但不像杭州那样引人注目。我们不妨租一只画舫，扮作逛西湖途经嘉兴的游客。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得多……而且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程。”王会悟的意见立即得到了董必武和何叔衡的支持。

听了王会悟如数家珍般的介绍，代表们心里更踏实了，心中有数了。这时，李达分析说：“我看最好是坐上午7点35分的那趟快车，当天来回。因为，目前我们的会议已经被法国巡捕注意，形势紧张，事不宜迟，以早开早散为好。”李达的这一意见，马上得到了代表们的一致赞同。代表们还一致委托王会悟去安排出行事宜。

7月31日早上7时35分，一列快车从上海北站驶出，朝南进发。车上的各车厢里，分散地坐着“中共一大”的代表们。他们表面上装作互不相识，各自独行。王会悟紧挨着李达坐着。她今天显得格外高兴，脸上洋溢着一丝自豪的神情。因为她是一位身份特别的“领队”兼“导游”。她端庄素雅的妆扮十分得体而不引人注目。她那小巧玲珑的手提包一直都不离身，包里放着这次去南湖的活动经费。冒着黑烟的蒸汽火车头拖着一节节车厢，在沪杭线上行驶了几个小时，终于在上午10时25分停靠在嘉兴车站。王会悟与李达下车后走在了最前面。代表们则三三两两分开一些距离跟随其后。

走出火车站的正门，王会悟并未直奔南湖，而是领着代表们朝嘉兴的南京路走去。这里有个吸引人的地方叫做寄园，犹如上海的大世界。寄园里有假山、楼阁，唱戏的、说书的、耍魔术杂技的，济济一堂，煞是热闹。那里有一座嘉兴最高级的旅馆，叫鸳湖旅馆。王会悟安排代表们在旅馆里开了房间，洗了脸，还吃了粽子，做短暂的休息。

安排好代表们的住宿后，王会悟又立即请旅馆账房先生代订一艘画舫。她精明地提醒账房先生说：“租双夹弄的。”并且很内行地说出了租船的规格。这“双夹弄”船，是那种中舱与后舱之间有两条过道的大号船。账房先生遗憾地回答说：“对不起，小姐。双夹弄的都在昨天被预定了。现在只有单夹弄的。”这单夹弄船，是指船的中舱与后舱之间仅有一条通道，表明是中号船。“那就只好将就着用吧。”王会悟说，“另外，包一桌酒席，借两副麻将”。当账房先生听见“借两副麻将”时，笑了一下。王会悟付给账房先生8个银元：4元半是中号画舫的租金，3元是酒菜钱，余下是小费。随即，王会悟把代表们领到了湖边码头，由小船分批送上定好的那艘中号画舫。

画舫里的中舱虽然比上海李公馆的餐厅小一些，不过八仙桌四周一把把太师椅摆得开，坐上去还是挺宽敞的。舱里金碧辉煌，雕梁画柱，楹联添彩。无论谁置身于这般风景宜人之所，都会心旷神怡的。八仙桌上放着一套宜兴紫砂茶具。王会悟笑盈盈地给代表们沏上龙井绿茶。随后，哗的一声把麻将牌倒在八仙桌上，代表们都会意地笑了：这是为了防止意外而采取的障目术。王会悟来到后舱跟船老大打个招呼，递上一包香烟，船便缓缓在湖面上移动起来。她走过中舱来到前舱，表面上一副漫不经心、轻松自在地赏景的神情，内心里却高度戒备地透过舱门望着船外的“风景”。

当时，湖上的游船不算很多。遇有船只从近处经过时，王会悟就用折扇在船板上敲一敲，里面的代表们便会立即领会其意地“哗啦啦”洗起麻将牌来，并且高声叫着，好象打麻将打得正起劲的样子。

时近中午，下起一阵小雨。游人四散，湖面上更为安静。此时，这只特别意义的中号画舫也正好荡入湖心。于是，在这天赐良机之下，“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开始了。就这样，在王会悟等人的精心安排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一大”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而那艘在烟雨苍茫、湖波浩渺中轻摇缓行的画舫，从此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

　“一大”会议结束后，王会悟创办了我党最早的一本妇女刊物《妇女声》，该刊物是1921年12月10日创刊，王会悟则是该刊物的主要负责人，她除了负责组稿、审稿外，还经常亲自撰写稿件，先后在该刊物上发表了《中国妇女运动新动向》、《湖南女工之觉悟》等文章，《妇女声》虽因种种原因只出了10期，但作为第一本妇女刊物，它对传播世界各国妇女运动的最新消息，介绍妇女运动的先进经验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2年，王会悟参与创办了上海平民女子学校，王会悟担任该校工作部主任，这是在中共领导下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学校，之所以称为新型，是因为该校不仅是一所半工半读学校，在当时也成为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1922年底，李达应毛泽东同志之邀到长沙湖南自修大学主持教务，王会悟随同前往，并在该校附属中学教英语。大革命失败后，她化名王啸鸥，组建笔耕堂书店，参与出版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

1937年5月，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出版。在这本书里，无论是抄写、出版，还是发行，都凝聚了王会悟的不少心血。她还想办法将书送往延安，毛泽东十分高兴地阅读了该书，并作了详细的眉批，称这本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还在写给李达的回信中，热情地称赞他们夫妇：“你们是真正的人。”

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因当时王会悟正好在重庆参加进步活动，也参加了隆重的欢迎大会，会后，还受到了毛泽东的单独接见。

建国后，毛泽东欲留李达在京工作，因热爱教研，李达婉辞。1950年2月，李达出任湖南大学校长，后调任武汉大学，并兼任中国哲学会会长。王会悟在政务院从事法制工作，住在北京北河沿法制委员会大院。后因多年劳顿，体弱多病，离职休养。“文革”开始后，李达被“造反派”迫害致死。但她坚信是非颠倒的混乱日子终将过去，教育子女相信党、相信马克思主义，坚持信念。随着“文革”结束，1980年李达获得平反，骨灰迁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王会悟年轻时就走上了革命道路，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妇女解放作出过重大贡献，她心怀坦荡，安于平淡，一生未任要职。1993年10月20日，王会悟在北京寓所病逝，终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