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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鹿之战是我国上古时期发生的一场具有“改朝换代”性质的大规模战役，此战过后，黄帝、炎帝为首的华夏集团击败了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联盟，蚩尤身死，九黎被迫退出中原农耕区而向南迁徙。 需要说明的是，九黎并非九个部落，而是对黄河下游地区的东夷部族的泛称，考古学上对应的是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存。这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并掌握了制作金属兵器的先进工艺。  所以，当炎帝式微被南下而来的黄帝收服后，具备强大实力的蚩尤自号为新的炎帝，同黄帝展开了对共主地位的争夺战，甚至一度占据上风（《山海经：黄帝九战九不胜）。 黄帝虽然最终击败了蚩尤，但九黎部落却并未因此臣服。据《国语》记载：“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顓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三苗，九黎之后也”。  九黎部落南迁后演变为三苗，“三”同样是一种泛称，我国古代常以方位来称四方族群，因九黎迁居南方，所以被华夏集团称之为“蛮”（或髦），而“苗”则是蛮的转音。 三苗就是我国苗族的先民，而苗族同胞也将蚩尤视为先祖。苗族古歌《格蚩尤老》也传唱着他们的南迁之路：“先祖居住在大河（黄河）边，首领是格蚩爷老（蚩尤）。战争中格蚩爷老被杀，余族被迫南迁到大江（长江）边。后来战争又起，又被迫西迁进川贵黔大山中”。  直到今天，苗族同胞依然称呼牛为“尤”（九黎以牛为图腾），湘西、黔东苗族祭祖时，还要打猪供奉“剖尤”（蚩尤）。苗族源自蚩尤九黎部落，也得到了考古学的验证。 在被考古学界和民族学界认定为三苗遗存的湖北江汉平原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墓主拔牙、头骨变形等和大汶口文化相同的墓葬习俗，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与蚩尤所处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存呈现了继承关系。  这也印证了苗族口述史中提到的蚩尤战死后南迁到大江（长江）边的说法。 不过，九黎（三苗）虽然是苗族先民，但苗族却并非九黎唯一后裔。正如《格蚩尤老》所言“在迁徙到长江边后，战争又起”，而这次战争是涿鹿之战的后续。 《吕氏春秋》记载：“尧战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史记·五帝本纪》也记载说尧时“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舜帝继位后，对三苗部族进行了分化瓦解，“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禹继位后，史籍中又出现“禹攻三苗”的记载。  显然，九黎南迁后同华夏集团的战争至少持续了尧舜禹三代，这直接导致了三苗中的部分族群的再次迁徙，而此次迁徙的路线正是更遥远的西南边陲。 而留在江淮荆州的那支九黎后裔，则被史书称之为荆蛮。 西周初年时，荆蛮在南方建立一个方圆只有50里的小国，但正是这个小国，却趁周夷王时王室衰微，伐庸扬粤，先后灭国45，拓地三千里，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第一大国—楚国。  那么九黎后裔去了哪里呢？他们和建立楚国的荆蛮又是什么关系呢？最先发现其中端倪的是语言考古学家。据田玉隆先生统计，现存的楚语当中，有多达53%以上的词汇与湘西苗语完全相同或相近。如“离骚”中的“骚”是楚地特有的声调高亢的调子，而湘西苗族同样把高腔称之为“骚”。 这绝非偶然。楚语与苗语的亲缘关系，恰恰说明二者源自一个共同体：三苗。楚墓的考古发掘，也呈现出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址的前后继承性。  这些都表明，建立楚国的族群或者说主体族群，正是蚩尤战败后南迁至此的九黎（三苗）后裔。 不过，这又该如何解释《史记·楚世家》当中记载的楚人出自于颛顼（黄帝之孙）的说法呢？ 事实上，在先秦的史籍当中，从未将楚国视作华夏，《公羊传》称“楚，夷国也”，《左传》称“楚虽大，非吾族也”。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其作战的主要方向也是“攘楚”，即防止楚国北进。就连楚国自己都声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可见，《史记》说楚人是黄帝之后，只是楚国融入华夏后的一种附会说法。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所说：“三苗曾在长江中游建立起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当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是许多部落的集合体，其中较大的是荆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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