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黎与三苗并非同族，九黎战败南迁到三苗之地与之融合

文/苗利娟 陈钦龙

摘要：学术界一般以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为研究三苗部落集团及文化来源的对象。有关三苗的来源，学术界一般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三苗来自九黎，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三苗原来就是居住在江汉平原的土著居民。通过对传世文献的考察，我们知道三苗的活动范围与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圈基本吻合。结合考古材料及人种资料，可以说九黎不是三苗的主源，它只是被黄帝打败后退居到三苗地区，并与之融合。三苗并非九黎之后。

考古学界与民族学界一直以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为研究三苗部落集团及文化来源的对象。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存在于长江流域的一种不同于黄河流域的、自身有连续发展序列的文化系统，西至长江三峡，东至鄂东，北至伏牛山麓，南至洞庭与鄱阳两大湖间。关于九黎的活动区域，史书未见记载，但有记载说蚩尤乃九黎之君，《逸周书·尝麦篇》载“蚩尤于宇少昊”，“宇”就是居住，也就是说蚩尤曾居于少昊之地吐活动于鲁西北一带。

有关三苗的来源，学术界一般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三苗来自九黎，“蚩尤九黎部落集团在同炎黄华夏部落战争中遭到失败之后，其中相当一部分部落成员向南退却，在江淮、江汉和洞庭、彭蠡间形成新的部落集团三苗国。与此同时，在融合原来土著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三苗文化。所谓屈家岭文化即应是三苗集团的文化遗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三苗原来就是居住在江汉平原的土著居民，“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即大溪文化和较晚的屈家岭文化以及更晩的石家河文化，都可能是三苗的文化遗存。”九黎不是三苗的主源，它只是被黄帝打败后退居到三苗地区，并与之融合。

从目前的史料和考古材料来看，后一种观点是客观的，比较能让人信服的。笔者试将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音韵学、民俗学及人种学相结合，对三苗与九黎的关系进行探讨，不足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从文献来看三苗的来源

三苗的活动范围据《战国策·魏策一》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然《魏策》记的“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和实际方位相反，故《史记·吴起列传》云“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韩非子》亦云“三苗之君不服者，衡山在南，岷江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皆变其左、右。“彭蠡”一般指鄱阳湖，'洞庭”指洞庭湖，“衡山”是在长江以北，即今河南南部的伏牛山，“文山”大致应在鄱阳、洞庭间靠南部之地。《吕氏舂秋·侍君览》载“尧战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史记·五帝本纪》载尧时“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尚书地理今释》：“三苗今湖广武昌、岳州二府，江西九江府也。”记载虽有差异，但三苗的活动范围应该就在鄱阳、洞庭、文山和伏牛山之间，与上所提文化圈十分的接近。

言三苗是九黎后裔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国语·楚语下》：“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揉，不可方物。……顓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史记·历书》略同）“九”非实数，乃言数多意，代表众多的部落。“三苗复九黎之德”韦昭解为“行其凶德，如九黎之为”，这是对的，但其后却言三苗之民即“九黎之后”，这就不妥了。从“三苗复九黎之德”，我们并不能看出三苗就是从黎氏发展而来。《伪孔传》也曾言“三苗之君效蚩尤之恶”，这也只能说三苗像九黎一样坏而已。正是由于九黎融入了三苗，在华夏人眼里就成为一丘之貉，故提起三苗之恶，必言九黎、蚩尤。另《尚书·周书·吕刑》云：“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尻，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这里也只是将苗民与蚩尤并提，说明二者都十分的暴虐，并无提及苗民为蚩尤之后，只是孔安国疏引郑玄说：“苗民，即九黎之后。”实有附会之嫌。

关于“苗民弗用灵”的“灵”的解释，历来学者意见不同，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一种引《礼记·缁衣》“苗民匪用命”，认为“灵”与“命”相通，义为政令，认为苗民不服从统一政令，自制五刑，故遭灭族；另一种引《说文·玉部》“灵，巫也”，认为正是因为三苗的巫教与中原不同，才导致被骂“弗用灵”。此外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提到孙星衍的观点，他说：“按《诗笺》云：'灵善也’与'令’通义。'弗用灵’，当是弗用善以治奸民。然解释为“政令”或“善”都不得其本义。设想一下，在当时尚未有国家的情况下，苗民为何要服从华夏人的政令？苗民“弗用善治奸民”与华夏人有何关系？而文献中有关苗民宗教习俗的记载甚少。但从考古发掘来看，此地居民尚红重彩，与宗教活动相关的器皿多用红陶，其所代表的习俗和宗教活动确与中原地区不同，中原地区以龟甲、兽骨作为通灵占卜的工具，而在南方，特别是屈家岭一石家河文化分布地带却鲜见此类物。将“灵”释为“巫”确有合理之处。

《国语·周语下》载太子晋谏周灵王曰：“王无亦鉴于黎苗之王”，此以“黎苗之王”为言，表达的应是“（九）黎之王、（三）苗之王”，黎、苗是作并列的族属处理的，不能将“黎苗”认定为一个族属。当时九黎和三苗是同时存在的。《战国策·魏策二》说“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魏略》也言“禹伐三苗，东夷之兵不起”，这里的“东夷之民（兵）”应该就是战败南迁的九黎之民，“不起”的原因己不可知，推测可能是因为九黎之民饱受战乱之苦，不愿再起争端，也许正是因为非同族，所以会“不起”。如果三苗是由九黎发展来的，那么当他受到外族攻打时，作为同族的九黎是绝对不会坐视不理的。这也说明了三苗和九黎的相互独立性，不存在九黎发展为三苗的可能。

另外，有学者从音韵角度来考察说明三苗是从黎氏发展来的。首先引证《山海经·大荒北经》：'顓顼生驪头，耀头生苗民，苗民釐姓，食肉。”因釐、黎上古音同字通，后又引证《十经文字通正书》卷五：“来，……《少牢馈食礼》'来女孝孙’，注'来读曰釐’，是来与釐通。《春秋》（隐公十一年）'公会郑伯于时来’，《公羊》作'祁黎’，是来又与黎通。”由此结论“釐姓”当即“黎姓”，认为三苗是从黎氏发展而来的。然我们不能因为苗民黎姓，就认定三苗来源于黎氏，最多也只能说明苗民中的黎姓最初来源于九黎。这也恰是九黎融入三苗的一个有力证据。

尧舜时期有“流四凶族”的重大举措，发生于屈家岭文化晩期，之后屈家岭文化结束，江汉地区进入石家河文化期。从考古发掘来看，石家河文化仍是三苗的遗存，可见所流的“四凶”主要是其首领及部分氏族成员，并非全部，其主体仍在江汉平原。《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为：“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驪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回此时三苗的首领就是驪兜（也作驪头），与“驪头生苗民”的记载相台。屈家岭文化晚期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晚期。而“大汶口一龙山文化”一般被认为是东夷文化，蚩尤所处时期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冒，可见蚩尤领导的九黎集团与三苗是两个并存的部落。

用苗族的自称与九黎这一称谓相比较，也可得出古三苗与九黎在上古时期是共存的。“自称不仅是民族意识最浓缩的凝聚，而且还是该共同体最稳定的要素。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自称与该共同体同在，如果民族自称消失了，很难说该共同体还存在。……由于各民族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分布地域的不同，常常有一个以上的自称。”由于历史原因，苗族的自称很多，自称Ghao Mao（仡猫）与Ghao Mu（仡模），简称为Mao（猫）、Mu（模）；自称Ghao HMong（仡蒙），简称HMong（蒙）；自称Ghao Xiong（仡熊），亦可简称为熊（也作果雄、雄）。仡意为老、老者、老祖宗，它表明三大方言区的苗族出自一个共同的老祖先。“苗”是苗族的自称和他称，与“蛮”、“蒙”、“模”、“木”等都是“人”的意思。而九黎的“黎”指牛，概以其所尊之牛图腾而得名，不是为了区分人与动物，“而是为了氏族与氏族之间的区分。所以，如果说三苗由九黎发展而来，则意味着苗族的自称经历了从'黎’转变为'苗’的过程，这在理论上站不住脚，顺序颠倒了。

二、九黎的融入

文献中关于九黎的记载甚少，不过当一个民族融入另一个民族时，这个民族也必定把其原有的文化也带进来。九黎战败南迁与三苗融合，不仅带来了它的图腾文化，同时也带来了有关蚩尤的种种。

蚩尤乃九黎之君，以牛为图腾，确切的说是崇拜黄牛。“牛尤二字古韵同部，互可通转。今山东南部一带许多地方，仍称牛为'尤’，称黄牛为'黄尤’，称水牛为'水尤’”的。湘西苗语称黄牛为“尤”，黔东南苗语称黄牛为“僚”，与九黎之“黎”音近。九黎融入到三苗中，自然也将其语言习惯带来，三苗受其影响，便也以“尤”、'僚”来称呼黄牛。在苗族歌谣中关于蚩尤的也很多，最有代表性的是《格蚩尤老》等，这些也都有力地说明了九黎与三苗的融合。

关于“苗民”，《海内经》记载曰：'有人曰苗民，有神焉，有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丹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飨食之，伯天下。”这里明显表明苗民供奉了一位叫延维的蛇神，远古时期巴族曾以“蛇”为图腾，但现在在苗族图腾里已很难找到有关蛇为图腾的影子了。所谓三苗，指的是由蛮、濮、巴三个民族组成，巴族渊源于鄂西地区，与三苗在远古时期是同源的。金文“蚩”作O（选自《殷周金文集成》3.980魚鼎匕），“尤”（也可作“虻”）是“蚩”的附丽字，或者说是“蚩”的缓读音之尾声。“蚩”在《说文》虫部，从虫，乃蛇虫之类。顾颉刚曾说：“黄帝固战神，然其神从西方来，而东方则有其战神，蚩尤是也。”正是因为蚩尤是一个相当厉害的军事首领，才使得“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蚩尤化身为蛇，也多半是岀于敬畏。至于巴人以蛇为图腾，与蚩尤是否有关，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山海经·大荒南经》说：“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谓枫木。”郭璞注：“蚩尤为黄帝所得，械而杀之，已摘弃其械，化而为树也。”《史记·轩辕本纪》云：“杀蚩尤于黎山之丘，掷械于大荒之中，宋山之上，其械后化为枫木之林。”关于这段神话传说，多数学者认为这是蚩尤以枫木为图腾的证据。然一个民族不可能同时有两个图腾。另外蚩尤在东方文献如《管子》、《越绝书》中受到尊崇，言蚩尤在天文、制兵方面等很有建树，并被尊为“战神”，这从侧面说明蚩尤曾活动于东方（或即山东一带)，是东方古民心中的英雄。而枫树在苗语中被称为“道米”、“道莽”，即妈妈树，是最古老的图腾。九黎战败南迁，不忘其君，遂将蚩尤与三苗的“妈妈树”融为一体，一起当作祖先来崇拜。“湘西、黔东苗族祭祖时，须打猪供奉'剖尤’。“剖尤”指的就是蚩尤。苗族现流行的“角觝戏”就是模仿蚩尤的。

苗族服饰种类繁多，图案各异，追其根源也与蚩尤有关。滇东北苗族的服饰图案中有“吊旗”，分吊白、吊须、军旗三部分，称之为“蚩尤旗”，穿上这种服饰，宛然如一位古代武士。被称为大花的黔西北苗族妇女，用细蔑片编成一个锥型物，用发绳缚于其上，戴于头顶，称其为“蚩尤冠”。另外，苗族妇女也用发绳、黑毛线在头上挽锥形发髻，或在头上用长角木梳挽成发髻，男子则用雉尾插于编的竹帽戴于头上，这些装饰与文献记载的“头有角，能触人”的蚩尤形象十分相似。

三、从考古材料来看九黎的迁移

大溪文化的早期墓葬中有女性厚葬的现象，大体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晚期，中晚期出现了贫富分化，随葬品多寡悬殊现象出现，多随葬代表财富的陶器，应该已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埋葬以蹲式屈肢葬为特色。

屈家岭文化的墓葬发现不多，随葬品较少，一般为一两件陶器和装饰品，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个别见有屈肢葬和俯身葬。在京山屈家岭一座晚期的蹲式屈肢葬，从葬式上反映它同大溪文化的亲缘关系。

屈家岭文化在河南主要分布于淅川下王岗、黄楝树及唐河寨茨岗等地，距今约5000-4400年，与大汶口文化晚期年代相当。淅川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与湖北的均县、郧阳相接，丹江贯流其间。《吕氏春秋》所载“尧战丹水之浦，以服南蛮”中的丹水就是今天的丹江。下王岗遗址中的屈家岭文化一期、二期相当于湖北屈家岭文化晚期。在屈家岭文化一期发掘的3座墓中，葬式竟各不相同：1座为仰身直肢葬，1座为截肢葬，1座(M704)竟是4人尸骨交叉叠压，头向不一，姿态各异，显系非正常埋葬。屈家岭文化二期H15中发现一具老年女性尸骨，俯首，头枕坑壁，伸臂曲腿，姿态也不像正常埋葬。这种情况很明显应是受战争的影响。另外在下王岗遗址屈家岭文化二期出现了鬻、盔、蛋壳黑陶杯，明显是受了龙山文化的影响，也很可能就是由于战争促进的文化传播。

石家河文化的墓葬葬式以单人仰身直肢葬多见，个别有仰身屈肢葬与侧身屈肢葬，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生产工具极少。而在青龙泉、乱石滩、七里河遗址中则发现有用猪下颌骨随葬的习俗，七里河墓葬中还见有拔牙与猎头风俗。而大汶口文化及后来的龙山文化同样存在着拔除侧门内齿、猎头及随葬猪下颌骨的现象。

我国境内拔牙风俗最早的可溯源到北辛文化居民中，也就是在传说中的东夷集团里兴起的。在山东汶上县东贾柏村发掘的23座墓中，除去7座儿童墓和1座迁出墓，余下的15座墓共有人骨17具，拔除侧门齿者竟有10具。而大汶口文化先民继承了这种习俗，并一直延续至晚期，以后向西南方向流传到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居民，并一直保留至今云、贵、川的一些少数民族之中。石家河文化中的拔牙习俗见于房县七里河遗址的76M1、76M19和76M20，男女拔牙率大致相等，皆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般是拔去上颌的两个外侧门齿。

七里河遗址所见的猎头风俗主要反映在灰坑、窑址、墓葬和半地穴式房址之中。78H20：人头骨放于台阶下正中间，下垫红烧土块与台阶面平齐；76H10：在距坑底0.12米的水平面上发现三个排成一斜线形的人颅顶骨残版，但没有发现共他人体骨骼；78Y1：火口内放置一个完整的人颅骨，火门口外也有一颗人头骨；76M1：墓中西排第五号骨架的头部多出一块完整的人额头骨，而同墓中没发现缺少额骨的。另外，在76M19的7号骨架缺少一颗头骨，其它骨骼基本完好；78M21的墓主也独缺一颗人头，而且是七里河遗址墓葬中随葬猪头最多的，有两副带上、下颌的猪头骨置于墓主的头部北侧；76M7的墓主也独缺一颗头颅。而M21的墓主不仅有大量的猪骨随葬，而且也独缺一颗头颅，应属非正常死亡。这说明此地还存在其它部落，也在猎取其它部落人的头颅。猎首之风在当时还是很盛的。《史记·五帝本记》集解引《皇览》说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肩髀冢在山阳郡钜野县重聚，……”蚩尤被砍头，只能用“猎首之风”来解释，“猎来的敌头，不但能够厌胜敌族，为本族带来幸运和丰饶，而且能够作为新的敌头'祭物神’，并且利用它来威吓其他的部落---特别是当此'敌枭’无比英勇强毅凶猛的时候。”黄帝画蚩尤像以威天下，概出于此因。

在墓葬中随葬猪骨，一般认为是财富的象征，但王仁湘通过深入研究却认为猪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被人们赋予了“护卫灵”的角色，猪头、猪颌骨是原始巫术的通神道具。涿鹿之战后，《书·吕刑》载颛顼代少昊管理东夷之地，“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载楚昭王就此事问观射父，答曰：“古者民神不杂，……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浸渎，是谓绝地天通。”而这实际上是一次重大的宗教改革，一般人不得做交通人神的巫术，神事官办。从考古发掘来看，用猪骨随葬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已有减弱的趋势，龙山文化中期以后就逐渐不见了，这种情况与文献记载相合。

为什么石家河时期会出现与大溪-屈家岭文化不同的墓葬习俗？这正是由于在石家河时期东夷人的融入，才带来了与大溪一屈家岭文化，甚至是石家河文化江汉地区（即中心区域）不同的墓葬习俗。若是由九黎发展为三苗，那么这种风俗就应该是整个文化现象，而不仅仅只是在七里河等地发现。而在这一带出现与大汶口-龙山文化相一致的习俗，由此我们推测这里应是九黎之民最集中的聚集地时。

从考古上来看，九黎南迁并不是直接就迁到鄂西地区，而是中途经过了河南。我们知道大汶口文化一般被认为是东夷文化，而大汶口文化因素在河南的分布主要是始于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距今约5500-4500年。在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郑州大河村三、四期、禹县的谷水河二期、鄢陵古城等和属于仰韶向龙山过渡的谷水河三期以及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早期的孟津寺河南、偃师二里头、上蔡的十里铺等五处遗址都发现有大汶口文化的陶器。这说明了中原与东夷文化交流频繁。郑州大河村三、四期、禹县的谷水河二期、鄢陵古城出土的背壶、敛口尊、敛口盔、高领罐、浅盘豆、敛口罐、深腹罐与大汶口文化中期陶器相似；禹县谷水河三期的盆形豆、罐形豆、长颈壶、宽肩壶、深腹罐、筒形杯、袋足鬻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陶器相似；偃师滑城、二里头、临汝大张、信阳阳山和孟津寺河南出土的圆腹罐、高柄杯、罐形豆与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器相似。而发现的墓葬主要是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郸城段寨M1的墓主生前曾拔除了外侧切齿，M2以猪牙随葬；周口市烟草公司仓库M1的随葬品有背壶、觥形杯等，M4墓主有头骨变形和拔除切齿的情况；商水县章华台发现了一处大汶口文化墓地，其面积约占遗址面积的五分之二，釆集的器物有鼎形、镂孔圈足盘形豆、广肩瘦腹背壶、长颈长流盔、高柄杯；平顶山寺岗的一座墓葬中随葬品有长颈壶、粗柄豆、高柄杯等；椅圈马M6随葬有彩陶背壶、粗圈足镂孔豆；大河村的M9随葬有两件背壶；滑城M1随葬有小背壶、高足杯、筒形杯等。这些墓葬的随葬品和墓主拔牙、头骨变形习俗，与大汶口文化墓葬习俗完全相同，可以断定这些人就是东夷人。这说明在大汶口文化晚期有相当一部分人从山东迁到河南东部及中部生活。文献记载的蚩尤作乱、九黎南迁，正好与考古发现相一致。

九黎在与三苗融合之前，首先可能沿颖水、涡河到达豫东，而后沿颖水及其支流贾鲁河到达豫中的平顶山、许昌、郑州地区，继而西进到达豫西的伊洛地区。而生活在豫西的东夷人后来又迁至距离较近的七里河一带。

从人种上来考察，下王岗新石器居民与山东西夏侯新石器居民的体征最接近，属于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另外，与黄河下游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征也相近似，都是较高的颅高和相对较狭的狭颅型，上面部为中上面型，眼眶偏低，鼻梁高度为中等偏矮，鼻子偏宽，而且最重要的是下王岗居民的垂直颅面指数唯一地落在南亚类型的变异范围之内。下王岗居民与大汶口居民在体质上的接近，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两地区原始文化存在某种联系。虽然七里河的人种类型尚不清楚，推测也不会跳出这个范围。这种相似性似乎可以用古民的迁移来解释。

《淮南子·齐俗训》：“三苗髽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劗鬋，其于服一也。”髽首有别于中原地区的“冠笄”，是不用骨笄的，可能是用桌麻束发而结。从已发表的此文化的考古资料中，仅青龙泉、乱石滩、下王岗出有骨笄。至今在黔东南岜沙居住的苗民仍保留着头上捆“户棍”（也就是“椎髻”）的习俗，可能就是移民的遗风，当然也有可能是舜易其俗的结果。在青龙泉上层类型中的有些鼎的宽扁足上饰绳索状堆纹，除直接从屈家岭文化继承来的红顶缽、花瓣形纽器盖外，还出现了斝、鬲，应该是受了王湾三期的影响。而此区的墓葬习俗也与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习俗相异，结合此点，更加证明了下王岗、七里河一带就是东夷人的迁移之地，并影响了周边地区。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管子》曰：“蚩尤受卢山之金而作五兵”，正义引《龙鱼河图》云：“黄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山海经·大荒北经》也说“蚩尤作兵伐黄帝”，《越绝书》曾记载：“炎帝有天下以传黄帝，黄帝于是上事天，下事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在苗族的《蚩尤神话》中也提到了蚩尤冶铜的情况：“蚩尤带领苗民上山挖铜矿，冶炼铸造生产工具和武器。苗民们用铜工具生产，用铜武器防卫敌人侵犯。”如果说蚩尤部落已经懂得冶金制兵器，结合考古资料，我们知道在大汶口文化时期曾出土过一件为铜质污染的骨凿，但未发现铜器。直到龙山文化时期才出现铜器，在三里河遗址中出土了两件铜锥形器，栖霞杨家圈遗址发现了一些残铜条和一些铀渣，日照尧王城遗址出土有铜渣。龙山文化发现的城子崖和边线王古城堡，这也反映了当时战争的频繁，是为了军事防御而建立起来的。但我们不能否定大汶口文化时期有生产铜器的能力。然也正是这一时期，石家河文化中出现了冶铜技术，“湖北龙山文化已具备生产铜器的基础……开始向文明时代迈进。”

总的说来，三苗的活动范围与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圈基本吻合。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年代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年代相当，同时也与三苗的活动时间相吻合，与之兴衰同步。石家河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而晚期无论是在陶质、纹饰，还是在器型方面都与前两期有明显差别，而且到距今4200年左右的龙山前后之交，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中最典型的器物斜腹杯在原石家河影响区完全消失了，仅在边缘地带有少量遗型。此外，七里河也未发现石家河晚期遗存。这次文化面貌重大改变可以用“禹征三苗”来解释，就发生于龙山文化前、后期之交。或者可以说石家河中晚期之交（约距今4200年）三苗遭受到了最严重的打击，以王湾三期文化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取代了石家河文化，三苗文化至此基本结束。

三苗原就是生活在江汉地区的古老土著民族，屈家岭文化晚期，由于战争的影响，东夷之民（九黎）逐渐南迁，在鄂西北一带聚族而居。九黎的融入，为石家河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加快了其进入文明时代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