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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000~前2300年是“文化中国共识圈”逐渐形成的时期，从文献角度讲，这个时期正是司马迁所谓“五帝”时代的前期，即黄帝、颛顼、帝喾和帝挚时期。  传为黄帝妃嫘祖故乡所在的西阴遗址李济纪念馆 这个时期，中国大地上主要存在着华夏、东夷和苗蛮三大集团。 华夏集团的政治势力范围集中在黄河中游一带；东夷集团主要盘踞在山东半岛、河南东部以及江苏和安徽北部；苗蛮集团在早期其实也是华夏集团的一部分，势力范围覆盖了冀北、豫南、豫中、晋中南和山东部分地区，后期转到了长江中下游流域。 华夏集团以炎帝、黄帝为首，东夷集团以少昊为首，苗蛮集团在早期是以蚩尤为首。三大集团逐鹿中原，最终苗蛮集团战败，蚩尤被杀，以炎黄为代表的华夏集团取得胜利，史称“涿鹿之战”（一说“阪泉之战”）。随后，炎帝和黄帝又展开势力范围的争夺战争，史称“阪泉之战”（一说“涿鹿之战”），战争的结果是黄帝打败炎帝，争得了天下的霸权，开创了华夏族的新纪元，黄帝也因此奠定了其至高无上的“五帝”之始祖地位。  传说为蚩尤后裔所在的运城盐池边上的蚩尤村 黄帝之后的颛顼，为保障黄帝开创的正统得以始终如一地贯彻，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便发动了对共工部族的战争，史称“绝地天通”——意为断绝其他部族一切向上天对话的权利，只允许“政出一门”，也就是说只有“帝”——华夏东夷部落集团联盟盟主，才能接受上天的意志号令天下。 司马迁“五帝说”的一个核心论点就是，黄帝之后的颛顼、帝喾、尧和舜都是黄帝的后裔，是为华夏正统衣钵的传承。事实上，“五帝”之间并不存在血缘关系，他们都是不同的邦国、部落首领在不同的时代登上了历史舞台，引领着天下的潮流而已。“五帝”之中的颛顼、帝喾、尧也都同东夷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他们本就是东夷族人。 而在相应的考古发现中，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大体可代表东夷文化；半坡文化、西阴文化（亦称庙底沟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陶寺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等大体可代表华夏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大体可代表早期苗蛮，即蚩尤文化；河姆渡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大体可代表南方苗蛮文化。  半坡聚落微缩景观复原 仰韶中期的西阴文化分布较广，影响也大。作为西阴文化典型器物代表的菊花或玫瑰花瓣的彩陶，在大汶口、后岗一期和大溪文化中被普遍发现，说明华夏集团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了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的领地范围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或许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解释。  西阴文化菊花瓣”彩陶 大约在仰韶晚期，仰韶文化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而大汶口文化及其后续的龙山文化却发展迅猛，在长江流域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领地，以及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势力范围内，均可以见到其身影——素雅精美、薄胎细腻的黑陶，表明东夷集团在与华夏集团的碰撞、交流过程中提高了实力，又向苗蛮地区扩张。这和黄帝之后的颛顼、帝喾作为东夷人登上历史舞台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文献记载和考古成果是一致的。  大汶口国家遗址公园竖立的大汶口晚期标志性刻符雕塑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考古学所揭示出来的史前中国社会格局出现了大变脸的场景。自公元前 6000 年以来，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的文化核心区域一直聚集在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至少在公元前3500 年时，这两个地区已经产生了分居南北的稻作和旱作两个农业区，此后在公元前 3000～前 2500 年时，这两个区域的聚落面积和数量都还呈现出持续增长的势头。这其中，以史无记载的良渚古城为核心的良渚文化实力最为雄厚。 考古发现，良渚古城包含宫殿区、内城、外郭城的城址，总面积达到了290万平方米。此外，像面积达30余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宫殿建筑遗址、围绕祭坛而修建的等级墓地，以玉器为代表的大量器物，提前规划好的城防水利系统，以及已发现的600处同期分布在环太湖地区大约3. 65万平方公里以内的良渚文化遗址等，说明良渚社会已经步入早期文明时代，具备了一个国家的初级形态。  良渚古城地理位置示意图 除良渚遗址群外，该地区类似的还有桐乡—海宁遗址群、临平遗址群、德清遗址群、海盐—平湖遗址群、吴县—昆山遗址群、青浦遗址群和常州遗址群等。 良渚文化是史前中国漫天星空中那颗最灿烂的星，但在公元前2300年时，良渚古城轰然倒塌，良渚文化开始销声匿迹。在此后相当于龙山时代的钱山漾—广富林文化时期，遗址寥寥无几，太湖以东和以南发现的钱山漾文化时期遗址目前也只有钱山漾、葡萄畈、茅草山、三亩里、仙人山、尖山湾、龙南和广富林共 8 处。 同时期的长江中游地区也好不到哪儿去。据张弛的调查统计 ，作为该地区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表现出来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最为发达的地区是江汉平原北部和洞庭湖西部。从屈家岭文化开始，这里就逐渐出现了密集的聚落和大型城址，其中江汉平原北部地区大洪山南麓的中心聚落城址和聚落群尤显密集，几乎每隔 10～20公里就有一处城址出现。洞庭湖西部的澧阳平原沿大小河流流域，石家河文化时期遗址有192处，彼此之间的平均距离还不到5 公里。但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也就是龙山文化晚期，上述延续了数百年的大型城址全部废弃，聚落数量也急剧减少。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项调查表明，在以石家河为中心的150 平方公里范围内，石家河文化早中期，仅石家河遗址群面积就达到了800万平方米。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的17座城址分布示意图 另外，在石家河遗址西北部河边和东南部山脚下还有 21 处面积在数万平方米的小遗址，其间距大都在1公里之内。至石家河文化晚期，石家河遗址的面积急剧缩小，仅有100万平方米左右。而石家河遗址以外的同时期遗址只有 1 处。 作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两大传统文明核心区域之一的山东、河南、山西和陕西等所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同一时期的聚落数量和面积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有不断增长的趋势。譬如，山东半岛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发现有547处遗址，到龙山文化时期，遗址数量猛增到1492处。 河南、山西和陕西在仰韶文化时期，总发现3556处遗址，其中河南 800 处，山西 716 处，陕西 2040 处，但到龙山文化时期，遗址总数量增到了4302 处，河南、山西和陕西分别增到了 1000、1102和2200处。考虑到仰韶文化延续的时间是龙山文化的两倍，这一时期实际的人口增长率应该比上述调查数字还要显著。  大汶口文化同良渚文化交混所在的苏北花厅遗址 山东、河南、山西等黄河中下游流域聚落数量和面积，在这一时期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不断增长，说明民间传说和文献所记载的“涿鹿之战”“阪泉之战”以及发生在颛顼和共工之间的战争并非空穴来风。主要活动在这个区域的华夏集团和东夷集团在彻底打败南方苗蛮集团后，牢牢控制了局势的发展，延续了新石器时代以来传统的文化核心地位。 几乎与此同时，文献上没有片言只语的记载，在仰韶文化前期沉寂无声的半月形地带即燕辽—北方—西北—西南地区却忽然间崛起了。 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自贺兰山以东直到冀西北，从仰韶文化晚期开始逐次出现了人口和聚落的增长，到距今4300年前后达到顶峰。陕北榆林地区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4446处，其中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下者2982处，1万 ~ 50万平方米者 1452 处，50万~100万平方米者11处，100万平方米以上者有石峁遗址1处。  石峁遗址一隅 这些遗址的时代为仰韶文化晚期、庙底沟二期和龙山文化时期，其中龙山文化时期遗址是仰韶文化遗址的 3. 5 倍，且大型遗址都是龙山文化时期的。 内蒙古中南部浑河下游调查发现，距今 5500年左右的庙子沟文化遗址有 168处，距今 4500 年左右的阿善三期文化遗址有98处，距今4400年左右的永兴店文化遗址有76处…… 山西中部滹沱河流域调查2263平方公里，发现仰韶文化时期遗址有77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有300 处……  内蒙古凉城老虎山遗址生态公园 半月形地带东端的燕辽地区在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正处在雪山二期文化和小河沿文化末期，彼时聚落和人口的增长并不明显，只是在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才开始急剧增多。 半月形地带西部的宁夏、甘肃和青海地区也是从仰韶文化晚期至马家窑文化时期开始逐渐出现密集的聚落，并从马厂文化晚期开始形成了齐家文化，年代主体跨越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时期。 半月形地带南部的成都平原西部从距今4500 年的宝墩文化开始，才有大量人口活动，并逐渐形成了由 8 座城址组成的宝墩文化城址群，其中宝墩城址的面积约达到 276万平方米，其他城址面积也都在10万至60万平方米之间。宝墩文化以种植水稻为主的生业经济和成熟的城墙建筑技术，暗示着宝墩文化主人很可能来自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古国一带。方兴未艾的宝墩文化是最早出现在成都平原上的酋邦社会。  宝墩文化遗址群分布示意图 在西南地区与宝墩文化同时存在的还有正在发育成长的三星堆文化，其中位于马牧河—鸭子河畔的三星堆一期文化遗址面积达到300多万平米，但彼时三星堆文化遗址中并没有城址出现，说明其文明程度远远低于宝墩文化。 公元前 2300 年，良渚古城突然遭到废弃，其中既有战争的因素，也有洪水泛滥和天气灾变的因素。考古表明，在良渚文化晚期，良渚古国遭到了特大洪水的袭击，同时受到了来自北方东夷集团的侵略，这可能是其灭亡的主要原因。 陶寺遗址观象台 陶寺早期统治者是大汶口文化的后裔，排除其参加这场战争的可能。即便良渚文化的衰落、良渚古国的灭亡与陶寺早期统治者没有直接关系，但陶寺人由此受到的刺激和得到的启发也不可避免地会对陶寺古国的诞生起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半月形地带的兴起和石峁城址的崛起，更是从正面直接给陶寺人造成了挤压、碰撞的威胁，这倒逼着陶寺人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从而形成了王权占主导地位的古国 —这些都是促成最初中国脱胎而出的重要因素。（完） ——摘自李琳之：《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李琳之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9月），个别地方有改动。因阅读流畅需要，删去了注释部分。 李琳之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9月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元中国时代》入选“百道2020原创好书榜年榜·人文类”；《前中国时代》入选商务印书馆“2021年历史好书60种”榜单。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以来，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2022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2022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2022年第4期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等推荐榜单。 《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 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2022年6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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