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与文物研究 | 辐辏与辐射：嵩山地区早期文明发展模式探索

嵩山地区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又是一个包含诸多文化共性的文化圈。它并非指狭义的登封一地，而是指包括登封在内，以登封为中心，以太室山、少室山为主体，包括伊川、偃师、巩义、荥阳、新密、新郑、禹州、汝州等地的广大地区。这一区域是古人心目中的“天地之中”，在中国古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并最终形成辐辏与辐射的文明发展模式。

度中心性——嵩山地区早期文化的特质

嵩山地区文化的中心性，早在旧石器时代已初露端倪。最近10多年来，经过系统调查，仅在嵩山东麓就有300多处旧石器遗址或地点发现，其中在属于淮河水系的贾鲁河、潩水河、洧水河等河流上游河谷地带的发现尤为丰富。调查与发掘资料显示，在距今5万年前后至2万多年的嵩山东麓地区，经历了一个古人类发展的繁荣时期。以郑州老奶奶庙为代表的嵩山东南麓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正处于现代人类及其行为出现与发展的关键时期段，同时这一地区作为中国与东亚大陆的核心地区，也是晚更新世人类与文化向南北与东西方向迁徙与交流的中心。

进入新石器时代，嵩山地区作为文化的中心地位日趋明显。目前这一地区有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资料较少，见诸报道的有新密李家沟、许昌灵井遗址发现有新旧石器时代过渡的文化遗存。

河南境内的新石器中期文化以裴李岗文化为代表，也是这一时期我国最早发现的一支考古学文化。自1970年代发现以来，共发现遗址160多处，分布于河南省大部分地区，其中以嵩山周围最为密集。

从大的区域分布上来看，它说明这一时期在环嵩山地区的低山丘陵地带和沙河中游为中心的平原地带形成了两个中心，其中嵩山地区分布范围更广、密度更大。与裴李岗文化基本同时，与之毗邻分布的考古学文化，有位于豫北晋南的磁山文化，渭河和汉水上游地区的白家文化，以及海岱地区的后李文化 （后发展为北辛文化），而且这几种文化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相联的。彼此之间存在着许多共性，是年代相近、互相影响的。

分布于嵩山及其周围地区的仰韶文化，以大河村类型（或称为秦王寨类型）、阎村类型为代表。这一时期古文化的发展仍保持着其中心的位置。其表现为：一是与它的源头文化即裴李岗文化分布范围高度重合，重点分布在嵩山周围及伊、洛、颍、汝河流域。二是存续时间上前后相继，可以说和整个仰韶时代相始终。尤其是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延续2400年左右，包含了仰韶文化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三是与周边的文化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其与东部的大汶口文化，南部的屈家岭文化均有文化的交流。

龙山文化时期，嵩山地区以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密新砦、禹州瓦店古城址的发现而彰显其中心的地位。这些龙山文化城址有三个重要的特点，一是集中出现于嵩山东、南麓的颍河、双洎河流域。二是在所有龙山文化城址中，规模相对较为宏大，有不等的中小聚落拱卫，凸显大型聚落中心的地位。三是均出现在我国第一个王朝夏的重点活动区域，且与文献记载的夏禹、夏启相关联。

图一：位于荥阳市广武镇的大师姑遗址

图二：新密古城寨城址

图三：登封王城岗古城外景

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与文献记载的夏人活动的区域相一致，主要分布在豫西嵩山周围和伊洛平原一带，以及晋西南汾水下游等地区。其大型的核心聚落仍处在嵩山及其周围。夏代之后，商代的都城在早期也是环嵩山而分布的。盘庚迁殷，以至商代后期都朝歌，虽然都城偏离嵩山，但中岳嵩山一直被殷人崇奉为岳神。据对殷卜辞的整理，关于“岳”的贞问有 566条，其中46条是作为人名而用的，其他皆用来指称殷人祝祷的对象——岳神，可见嵩山在殷人心目中的地位。

西周初年，武王在定都镐京的同时，为了便于控制东方，便考虑在今洛阳市区一带营建洛邑。周人认为自己是夏族的后人，因而嵩山也是周人的祖山。武王时已有了在靠近“天室”建都洛邑的计划。东周时期，随着平王迁都洛邑，现今的洛阳一带成为名符其实的王室所在地。周人以嵩山为其政权核心，使嵩山地区“天地之中”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确立。

万方辐辏——“天地之中”对四周文化精华的汇聚与吸收

嵩山地区之所以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独自生成的。其中，对四周文化精华的汇聚与吸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交流与融合，一开始就是双向的，既有对外来文化精华的吸收，同时又以其核心的地位影响四周。可以说，这种文化与文明的互动，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早在旧石器时代，嵩山地区就成为南北的通道和东西方迁徒的中心，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南方砾石工业、华北小石器工业、石叶工业和细石叶工业的因素，形成了交流融合明显又自成一体的特点。新石器时代，从裴李岗文化文化到仰韶、龙山文化，均有周边文化的进入和影响。仰韶文化晚期，在嵩山地区大约同时有来自于长江中游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和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因素的融入。

兴起于嵩山周围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是在当地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和新砦期遗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考古发现它的来源并不单纯，而是包含了相当多的非本地文化传统的外来文化因素，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并非直接来源于本地。比较典型的如源于晋南说，源于山东说，源于东南说。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学者们从局部、从某一个特定的范围和领域关注到了二里头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周边地区的重要影响。二里头文化的兴起与发展，既以本地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和新砦期遗存为基础，同时又受到了周边地区文化的强烈影响，吸纳了周边地区诸多的文化因素，这也正体现了嵩山地区文化发展的“辐辏”现象。

二里头文化对四周文化精华的汇聚与吸收，是多方面、多方位、多层次的，既有表层所体现的直接吸引，同时又有文化交流中深层次的融合，从而不断丰富其文化内涵。嵩山地区特殊的地位优势和文化传统，在兼容并蓄的基础上，促进了中原王朝文明的诞生。

逮至商周，文明中心地位的确立，使得嵩山地区具有更加广阔的视域，获取周边地区的资源和文明成果，最终在“三代之居”的河洛之间，形成璀璨的中国早期文明。

辐射八方——文明核心地位的确立和传播

嵩山地区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除了表现为广纳百川，融汇四方，吸收周边地区先进的文化因素以外，同时又以文明核心的地位影响着周边地区，将文明的光芒辐射至四面八方。

夏商周三代，是王国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以嵩山地区为中心，王国文明一旦形成，势必会将文明的种子以强大的力量洒播至更为广阔的疆域。夏文化以嵩山地区为核心，影响到了更为广阔的区域。考古学资料表明，二里头文化除了在以嵩山为中心的豫西地区、晋南地区和豫东有密集的分布之外，在冀南、晋中、内蒙古、陕西、甘肃、山东以及江淮地区、江浙地区、江汉及峡江地区等均有文化的交流。

商汤灭夏，商人初据有夏之居，四出征伐，拓地开疆，邦畿千里。尤其是随着五次大规模的迁都，经略之地，此消彼长，构成了以商都为轴心、控制“四方”“四土”、波及“四至”的广阔疆域。

及至两周时期，以封藩建邦为主要手段，中原王朝的势力和文化影响远播至东北至辽河流域，西至渭河上游，西北至汾河流域，东至山东半岛，南抵江汉流域，东南至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等更加广阔的区域。

嵩山地区早期文明以其发展的源头性、连续性、中心性和融合性而独树一帜，从而成为“天地之中”观念的历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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