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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灿烂的“三笑”

 家在黄岛 2020-07-10

文/王义宽

1983年1月,刘王大庄大队分田地、分农具、分物资,正式实施了“大包干”生产责任制。

  

起初,母亲从大队宣传中了解到“大包干”的消息,整天愁容满面,好像天要塌下来似的。妹妹玲子关心地问:“娘,这几天怎么了?不舒服?”母亲长嘘了一口气,摇摇头说:“愁啊,‘大包干’不就是‘单干’嘛,往后咱家这日子可怎么过啊。”

  

当时,我家可说是“脱产户”。父亲在生产队里干饲养员,成天与牛、驴、猪打交道,我和妹妹在学校教学,都不干重体力活,被全村社员羡慕着。现在,母亲担心这种优越感很快就没有了,眼看着父亲年逾花甲,我和妹妹又指望不上,一家七口的农活都压在儿媳妇一个人身上,实在是无奈的哀叹。父亲毕竟是一位老庄户把式,叭嗒完旱烟,把烟锅往炕沿上一磕,慢腾腾地说:“愁什么?有我和媳子干着,儿和闺女再帮勤不懒地干点就够了,人家能吃饱了,咱也饿不着。”

  

分地那几天,听说大家都不得闲,有忙着丈量土地的,也有跟着看光景的,土地丈量小组的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一帮人,都在看自家分到块什么样的地,然后忙着深深地安上了志石,我父亲拖着两条老腿也整天跟着满坡跑。最终,我家分得了5亩5分6厘5毫土地,分散在9处地方。母亲听说后,自然少不了一番数叨,哪块地远,哪块地零碎,哪块地不长庄稼等等。

  

这年春天,老天特别眷顾,风调雨顺又没有自然灾害。新分土地的农民,喜悦都落实在行动上。老父亲自然也不例外,刚开春,冻土还没完全化开,就和儿媳两人抡起镢头刨地,我和妹妹下班后也帮衬着点。现在想想,真是不堪回首,每人一天才刨一分多地,楞是把7块共计2亩多白茬地深刨了一遍,总算没有耽误春播。那时,吃饭时问父亲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下午在哪里干活”。由父亲给我们带好工具,我和妹妹放学后就直奔而去。母亲见一家人干活挺快的,总算没有落在别人后头,脸上终于第一次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我家本来就养了两头肥猪,“大包干”分配时,又从生产队里分了一头母猪,可以说家里的大圈肥比谁家的都多。黑糊糊的猪粪,一小车一小车地推到地里,原本那灰白色的土地变成了黑油油的沃土,谁看了谁眼馋。施肥多,管理得好,秋后的地瓜、花生大丰收。说起收花生,可把一家人累坏了。父亲和我老婆整天在地里刨花生,然后收拢在一起,等我和妹妹放学后去推。上沟下崖,路窄难行,放学后的那点时间推一趟可以,推两趟就得摸黑干。

妹妹累得一到家就扔下拉车绳上炕躺下,我累得坐在大门坎上歇一会儿。这时的母亲看到了我们那筋疲力尽的样子没有顾得上说什么,只是暗自心疼。又看了那卸下车的一堆又一岭的白花花的花生,微笑着拿起一墩爱不释手地数着,一墩就能数出30多个。父亲一看到她咧着嘴就笑说:“不用数啦,人家‘老会计’说咱的花生亩产650斤不成问题。”这是个惊人的数字,也是生产队史无前例的数字。谁都知道,大集体那时最好的年景每人才分17斤花生,一家7口人全年只能吃上30多斤油,那也熬过来了。这会倒好,一亩多地能收七、八百斤花生,就能剥出600来斤生米,按43%的出油率,能打出260斤生油,用勺舀油吃也吃不了啊!母亲的脸上第二次露出灿烂的笑容。

这年秋天,因为家里有充足的猪粪又购买了些化肥,父亲决定多种小麦,一年两种两收最合算。于是雇用了拖拉机往地里运送肥料,进不去拖拉机的地块,自己就用小车运进去,大地用拖拉机耕,小地自己刨,仅半月时间,一家人整好四亩土地,种上了小麦。

冬去春来,这年又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地里的小麦长得绿油油的,比谁家的都强。父亲总是夸自己的小麦长得好,可母亲始终将信将疑。立夏后的一天下午,母亲领着我那两个顽皮的儿子,非要到那块1亩7分多的大块地里去看看。那一片麦子密不透风,在微风吹拂下绿浪波起,高高的麦秆已打苞了,有的已露出了麦芒,比我那8岁的儿子都高出半截,母亲才满意地回家。

“芒种”到了,学校放麦假了,我们一家的主力又投入抢收的劳动之中。那时收麦子还是传统的拔麦子。麦子长不好愁着没粮吃,麦子长好了又愁着收。说不愁是假的,就说大寨田那1亩7分半地,四个人一早上才拔了一分多地,手脚不停地忙活到天黑才拔了一亩来地的麦子。那是在收获自己的小麦,谁也不喊累,谁也不叫苦,进度慢一点,那说明麦子长得好。就这样,一家人没白天没黑夜的苦干了四天,把4亩麦子全部收获到场。

打场是花钱用的脱粒机,大哥、二哥家和邻居们都来帮着忙活,机器响了足足有一个半小时才停了下来,光麦秸草就垛了一大垛,剩下的毛麦连糠带粒的堆了一大岭,扬净晒干后,足足装了36袋,原先唯一的盛粮缸装满了,又把盛地瓜干的囤集里铺上塑料薄膜,倒上麦子,囤集满了就撒摺子,一撒就是8圈,整个麦囤有1米半高。母亲围着囤子转来转去,不由自主地嘿嘿起来。

守着这2800多斤小麦,母亲算算是往年六七年的口粮,一年到头有吃不完的白面。也许幸福来的太快,母亲心里始终有些绷,直到父亲把400来斤公粮款领回来,母亲一边数着现金,一边盘算着那2400多斤小麦,脸上第三次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也许母亲只是看到了不用饿肚子,而在妹妹眼里看到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嫁妆,我则想到了奢望已久的手表和自行车。激动之余,我不无戏谑地问母亲:“‘大包干’好不好?”母亲把眼一白说:“我什么时候说‘大包干’不好唻?好得很!”

此后,母亲脸上常挂笑容,但“大包干”的第一次春播、秋收、麦收时的笑容最让我难忘。

作者简介:王义宽,退休教师,家在黄岛辛安。本人热爱家乡,乐于研究当地文史工作,善于用文字和图片记载当地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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