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
湖口位于江西北部、长江南岸、鄱阳湖畔，是江西“水上北大门”和长江中下游的分界点，素有“江湖锁钥、水陆通津”之美誉。
湖口扼江控湖，一地辖三省，居高临下，地势险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最著名的战役有三国时周瑜在此操练水军，发兵进击赤壁；元朝末年，“朱元璋和陈友谅大战鄱湖”，力争此地；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石钟山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揭开“二次革命”的战幕。1949年4月22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第一渡就在湖口。
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与湖口石钟山的不解情缘，始自那场旷日持久的湖口之战。咸丰五年（1855年）至七年（1857年）的湘军与太平军的湖口之战是近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次战争。彭玉麟与湘军名将杨载福率水师在此与石达开的数次血战，先后都以石钟山为营垒，进取攻守。
占领湖口有两个作用，一是可以打通鄱阳湖水道，连接南昌；二是能堵住太平军后撤道路，并阻断九江外援。如此，44岁的湘军首领曾国藩与镇守湖口的太平军24岁的翼王石达开便亲自展开对垒！
太平天国在1853年定都天京后，派出了北伐和西征两路兵马。西征军兵锋所及，先后克安庆、九江、武汉等地，声势极大。但是却在湘潭战役中失败，随后遭到湘军连续反扑，半年时间中节节败退，武汉失守，九江湖口被清军猛攻告急。危机之中，太平军西征军主将石达开亲自抵达湖口前线，曾国藩的湘军主力也全军毕集，两军大战一触即发。此次作战双方可谓将星云集，太平军方面集中了石达开、陈玉成、秦日纲、罗大纲、韦俊、林启荣、黄文金、胡以晃等人；而清军方面则集中了曾国藩、塔齐布、胡林翼、彭玉麟、罗泽南、杨载福、李孟群、李续宾、鲍超等人。
1855年1月，第一次湖口战役打响。湘军与太平军几度交战，均败北。1月29日，石达开设计将湘军水师“肢解”为内湖水师和外江水师。在外江者均为长龙快蟹等笨重战船，运棹不灵，难以独立作战。2月11日夜，太平军从九江、小池口以轻舟百余只复攻泊于江中的湘军水师，焚毁大量船只，曾国藩座船亦被敌军夺获。曾国藩羞愧投江自杀，被左右救起，赤脚从姑山逃往九江陆营。
湘军经此一战元气大伤，曾国藩只得下令退师，彭玉麟随外江水师残部撤回武汉，交战双方长达三年的拉锯战从此开始。回到湖南老家后，曾国藩总结经验，再次扩军。
彭玉麟在《石钟山楚军水师昭忠祠记》（以下简称《祠记》）描述了湘军水师的外江、内湖之分：
先是江西之战船数百沦于贼，贼用是塞湖口拒我，连垒山巅，为浮梁铁锁，视田镇加密。隔岸梅家洲，矗伪城，环巨炮数百，水涸弗利仰攻，介士多死伤。我军愤甚，遂以十二月中旬简轻舠猛进，燔逆舟之在湖者，自大孤山至南康、都昌，当者辄尽。会水益涸，贼悉锐守两岸，铁创断中流，师弗克归。各巨舰及辎重之泊外江者，继为贼焚，九江营亦被袭，于是外江与内湖如限绝域矣。
三年内，为了实现会师，曾国藩与彭玉麟想尽了办法。咸丰五年（1855）六月，塔齐布卒于九江。七月，困在鄱阳湖内的水师营官萧捷三又在一次战斗中中炮阵亡，内湖水师群龙无首。曾国藩便多次催促彭玉麟赶赴江西统领水师。《祠记》曰：
“十一月，曾公调九江军剿瑞、临，檄玉麟绕道来江统水师。时道梗，易服为贾人，重研千余里，十二月达曾公营。”
当时水路难通，彭玉麟改道湖南后，辞去随从人员，易服化装为商人步行700里，冒着随时可能丧命的危险，躲过沿途太平军重重关卡的盘查，千里赴援，只身赶到南昌的曾国藩大营，让曾国藩惊喜万分。这是何等的大智大勇!
鄱阳湖湖口经咸丰四年的第一次战役、湘军水师被隔为内、外两支之后，外江水师三营仅存大船一百余号，内湖仅小船一百余号。至咸丰七年(1857 )，内湖水师通过彭玉麟的扩充与训练，已拥有战船二百余号，将士骁勇善战。九月初，湘军与太平军之间的胶着状况出现新的变化，鄂东拉锯战结束，江西援军毕集，湖北湘军在攻占池口后全师东下，第二次湖口战役打响。农历九月八日（10月25日），彭玉麟 、杨载福、李续宾等率领湘军水陆并进，内外夹攻，血战两昼夜，击败了太平军的精锐之师，夺取了扼江控湖的军事要隘——石钟山。至是，湘军外江、内湖水师阻隔近三年才胜利会合。
彭玉麟当时亲冒矢石，指挥内湖水师从石钟山西面悬崖峭壁攻拔石钟山，当然有深切感受。《祠记》对这一战役及其随后的克临江、九江，收抚州、建昌等，是这么记叙的：
七月，水师官军克瑞州，进捣临江，楚师之围吉安者亦屡战胜，惟九江死拒如故。玉麟商杨公，以九江恃湖口为援，不拔石钟，九江终不可得。密约李公率陆军从八里江潜济，出贼不意，撼其城，内外水师夹击。血战两昼夜，以九月九日破梅家洲伪城，燔石钟山贼巢，赭其崖，获贼战舰八十九、巨炮千二百有三，殪悍贼万余，攻克湖口。于是水师之三载阻绝者，内外皆合。
玉麟率师循彭泽，取小姑，进逼安庆。杨公则乘胜复望江、东流、建德，抵芜湖之荻港, 破繁昌、泥汊两伪城, 贼□(舟＋宗) 几荡尽，计我师阵亡亦不下数千人矣。十二月，水陆营军克临江。八年四月，克九江，殄贼无遗种。旋收抚州、建昌，石达开窜扰浙、闽。八月，吉安攻克，江境肃清。曾公奉命援浙、闽，军次湖口。
这段记叙简明扼要，史料价值很强，惟对作者自己赴汤蹈火、身先士卒的血战情况略而不扬，我们可借《中兴将帅别传》中的记述予以补充：
“（彭）公率全军分三队出战，贼于石钟山置巨炮，适当我船之冲。伤十余船矣，或谏公曰:‘今驱士卒与飞火争命，徒死无益。’公泣曰:‘不度此险，终无生理。今日，我死日也，义不令将士独死。’鼓棹赴之，贼炮乍裂，于是我舟衔尾直下，与外江合，欢声如雷。陆军应之，进夺小姑山，复彭泽，遂克九江。”
事后，彭玉麟有《攻克九江屠城》《攻克湖口》等诗纪事。其《攻克湖口》诗云：
破入梅洲毁敌营，双钟犄角势随倾。
江湖襟带收天险，将士熊罴与虎争。
十里岸红焚巨舰，两山血赤夺坚城。
将军洞腹殊堪惨，罗拜忠赅尽失声。
九月十三日（10月30日），通过艰苦卓绝的苦战，彭玉麟率所部水师夺获江西彭泽太平军船只数十号，攻破小孤山关卡。将红旗插到了小孤山巅。特作《攻克彭泽夺回小姑山要隘》七绝一首刻于小孤山崖壁：
书生笑率战船来，江上旌旗耀日开。
十万貔貅齐凯奏，彭郎夺得小姑回。
真是无巧不成书。长江南岸正对小孤山之地，名唤澎浪矶；二者谐音，就成了小姑山与彭郎矶；千古流传，则又有“小姑嫁彭郎”的谚语；玉麟姓彭，血战小孤，不正是“彭郎夺得小姑回”吗？
“杀敌一万，自损三千。” 正因为这连续几年的战斗，水师将士伤亡严重，次年（1858年）六月，彭玉麟“以水师战亡诸将士乞疏请敕建昭忠祠”，选址于石钟山。
朝廷准奏彭玉麟留防湖口，一则筹募银两修造战船，扩建水师；二则督修县城和为水师战亡将士建“昭忠祠”。两项营建都需耗费大量资金，除朝廷拨款外，尚需彭玉麟主持筹款。正当朝廷财政因连年战事吃紧之时，为了修造战船，朝廷特发给彭玉麟三百余张空白的“告身”（告身为古代授官的凭证，类似后世的任命状），由他按官品筹价。如果是由心术不正的人主持此事，在巨大的利益之前，极有可能中饱私囊。彭玉麟自知朝廷既然让他全权处理此事，便是对他的信任，他不要半点好处，如实将款项一一登记入库。当朝廷大员来核阅报销清册时，湖口县清册稽核无差。此地遂成为湘军重要军事基地，湘军和后来的长江水师在湖口前后驻扎18年之久。
【再造石钟山】
石钟山的发展史上有两位重量级的人物，一曰苏轼，一曰彭玉麟。
扼江控湖的石钟山引来历朝历代众多大家名流、文坛巨匠驻足于此，留下了许多诗词歌赋、金石铭文、长短楹联。唐宋八大家中，有七位曾登临石钟山览胜抒怀，其中尤因北宋文豪苏轼夜探石钟山，留下《石钟山记》而名闻天下。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送长子赴德兴任县尉，途经湖口并夜宿石钟山。他对郦道元和李渤提出的因石山发出洪钟般的声响而得名石钟山的说法提出质疑，白天听小童持斧击石，夜晚亲自乘小舟至绝壁下探访，通过实地调查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并撰写了流传后世的《石钟山记》。苏轼注重调查研究的求实精神，提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有无，可乎？”的质疑，这在今天仍然很有教育意义。
如果说苏轼令石钟山名声大噪，那么彭玉麟则给予了石钟山“重生”。作为湘军水师和长江水师的创始人之一，彭玉麟对石钟山可以说是情有独钟，或驻守、或巡视、或闲居、或归隐，无不以石钟为怀。他既是重建石钟山的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为后人展现了美轮美奂的园林景观；他又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儒将，在山上留下了极其丰富的诗文、楹联和碑刻、石刻，极大丰富了石钟山的文化内涵。
如果说苏轼用文字“发现”了石钟山，彭玉麟则再造了石钟山。
自唐初到清末，石钟山曾有古建筑五十余处，后毁于古代与近代的历次战火，较有名的如朱元璋与陈友谅之战、太平军与湘军之战。由于湘军和太平洋在鄱阳湖激战多年，双方几度打得“炮震肉飞，血爆石壁。”对阵地往往是你争我夺，得而复失。战争结束后，饱经战火的石钟山，到处是断壁残垣、战争遗垒，历代古建园林无一幸存，令人惨不忍睹。
现存古建筑群主要由彭玉麟主持重新修建。
拾级而上，首先看到的是东坡先生的汉白玉雕像。雕像足有3米多高，被安放在正对山门的山坡之上，通身被清扫得一尘不染。东坡先生背手而立，衣袂随风微卷，面容和蔼，很是恬淡自得。在进山第一座刻有苏轼《石钟山记》的石碑上，留有彭玉麟“建设”石钟山的痕迹。据碑上彭玉麟亲撰的跋文记载，当年彭玉麟发现原碑刻已毁于战火，十分痛惜，“见先贤遗迹不忍湮灭”，让人重新修复了碑刻。
漫步石钟山，石钟亭、怀苏亭、昭忠祠、报慈禅林、浣香别墅、坡仙楼、临湖塔等相继巧妙呈现，一步一景。
昭忠祠（今名忠烈祠）建于石钟山顶。清咸丰八年（1858）彭玉麟等奉上谕建造，是石钟山的主体建筑。祠分前庑、后庑，面对江湖，视野开阔。曾国藩、彭玉麟均有记，并手书碑刻，曾、彭等多人为祠撰写的长短联达百余幅。前楹祀萧捷三以下军官数十人，后楹祀士兵三千人。彭玉麟题联湖口石钟山楚军水师昭忠祠云：
（一）
忠臣魂，烈士魄，英雄气，名贤手笔，菩萨心肠，合古今天地之精灵，同此一山结果；
蠡水烟，湓浦月，浔阳涛，马当斜阳，匡庐瀑布，挹南北东西之胜景，全凭两眼收来。
（二）
古来征战几人回，想当年城覆金瓯，洲横铁锁，江流石不转，实疚我心，只今劫满红羊，极目沧桑余感慨；
日暮乡关何处是，听此地钟声镗鞳，浪激噌鋐，鸟鸣山更幽，欣瞻庙貌，特愿灵屯白马，永怀兰芷奠馨香。
（三）
祀重春秋，名垂竹帛；光昭日月，气壮山河。
（四）
湘水长流涵义愤，浔阳怒吼助军声。
（五）
满地斜阳留战血，一天朗月照忠魂。
今祠更名为忠烈祠，改祀抗战中阵亡的国军将士，祠联仍旧。祠前辟有广场，祠两侧古樟也是彭玉麟等手植。祠内新创编钟古乐演奏项目，所用编钟系按湖北曾侯乙古墓出土编钟仿制。
昭忠祠左侧的浣香别墅，是彭玉麟等当时的住处。进大门是一小院，院中植如笋奇石和名贵花木。别墅分前后两栋，前为“听涛眺雨轩”，后为“芸芍斋”。其间又是一个小庭院，院中有一棵大金桂，形状如伞，枝稠叶茂。院四壁镶嵌着魏征、苏轼、黄庭坚、贺寿慈、郑板桥、彭玉麟等历代名人的珍贵碑刻，还有从民间收集的百寿图碑刻。听涛眺雨轩和芸芍斋大小结构略同，左右两间，中设雅座。芸芍斋后有一亭，名“且闲亭”。亭前有一小池，水深且清冽。池中耸立一石笋，彭玉麟以梅花使者的名义，在石笋顶部题“冷云”二字。池畔有一棵高大的紫薇树，盛夏开花，花期长达百日，人称“百日红”。池前石岩壁立，有许多珍贵石刻。尤以彭玉麟题斗大“云根”二字醒目。池上有石板曲桥，过桥即是“桃花洞口，渔人精舍”。此洞不大，却是天人合一的杰作。洞内湿漉漉的石壁上有“第一洞天福地”等石刻，还有彭玉麟题的三个不同写法的“梦”字。
报慈禅林是彭玉麟悼念亡母修建的佛堂，位于忠昭祠西面，始建于清咸丰八年（1858），由僧房、戏台、大雄宝殿、海岛、前院、后院组成。彭玉麟亲题“报慈禅林”门额，并作七律一首。诗开篇云：“为报慈恩建佛场，层楼飞阁尽辉煌”。玉麟父亲去世得早，依寡母成长，终生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借此为纪念也。光绪二十九年（1903）重修。大雄宝殿原有佛像及殿和海岛，均早毁。1980年修复，重塑观世音菩萨供奉殿中及殿后蓬莱仙岛等仙佛塑像。
紧挨报慈禅林，是纪念苏轼的“坡仙楼”，建于1859年9月。登楼可眺望匡庐群峰。彭玉麟访得清翁方纲书苏东坡《石钟山记》墨拓，特请人刻石留存楼上。楼成，彭玉麟作两联，其一云：“开窗纳宇宙，把酒对湖山”。其二：“石骨耸峰余，百战河山增感慨；钟声听浪击，千秋名士有文章。”彭玉麟又作《东坡·石钟山记·跋》。
“船厅”建于临湖百尺危崖之上，形状如同战船。彭玉麟是湘军水师将领，历经数年生死苦战，才从太平军手中夺取石钟山。他建船厅，用意十分明显，就是湘军水师要永镇石钟山。船厅船头高昂，气吞江湖。
“梅花厅”建于石钟山最高处，也称“六十本梅花寄舫”（相传周围曾种植60株梅花），起名同样离不开舟，又称“卧雪吟香之馆”，颇具浪漫诗意。俯瞰梅花厅，整个建筑像一朵梅花盛开在石钟山上。厅外有一环形走廊，走廊四周是起伏的山石和青郁的竹木，周围遍栽梅树，腊雪飘飘之时，白雪红梅，映衬高楼，景色十分壮观。彭玉麟撰联云“梅开六十树，雪是精神，梦寄罗浮忘物我；航受两三人，花为知己，笑经沧海载乾坤。”又题联云：“长啸一声秋月白，寄怀千古远峰青。”并作《六十本梅花寄舫》七律一首。诗中有云：“流水小桥溶夜月，浮栏曲榭绕梅花。”彭玉麟还在这里卧吟梅花七绝一百首。《寄舫梅花杂咏》：“仙风吹种出蓬壶，生就钟山六十株。不许红尘侵玉骨，冰魂一缕倩春扶。”“美人骨傲铁为心，对雪宜横滕上琴。最是一生奇绝处，高山流水寄情深。”
月明星稀的晚上，他常常漫步梅厅，凝神欣赏梅花，吟咏梅花。后来，调任他方，只要路过湖口，必然要上石钟山看看，有段时间还告假在山上养病。据《石钟山志》记载：他“每军次湖口，必扪萝剔藓，流连歌咏，累日不忍去”。
石钟山天灯塔近旁的一块巨石上，有一处笔力十分雄健的石刻，题的是“力挽狂澜”。旁边还有注释：“清咸丰七年（1857年）秋，军门杨厚庵（杨载福）、方伯李迪庵（李续宾）、廉访彭雪琴（彭玉麟），水陆会师，击溃驻守石钟山的太平军。谢永祜留此驻防，摩崖纪之”。
上谕亭建在石钟山东北面悬崖之上，为两层八角，故又名八角亭，原在通济门（北门）内孝感坊。清乾隆五年（1740年）建，咸丰四年（1854年）兵毁，咸丰十年（1860年）彭玉麟奉命建于现址。亭中央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石碑周围为九条浮雕青龙，盘旋于石框之上，精雕细刻，栩栩如生。碑正面刻着曾国藩书咸丰皇帝上谕，背面是曾国藩书“上谕亭”三个大字。
太平楼面对石钟山大门，巍然矗立。推窗俯纳万景，目不暇接。太平楼建于1864年，原名“飞捷楼”。楼成之时，彭玉麟正好得到攻下太平天国都城天京的“捷报”，便以“飞捷”名之。彭玉麟联云：“敢向烟霞供啸傲，不妨谈笑觅封侯”。
天河起自太平楼前，至桃花洞口止，长约50余米，半绕梅花厅。从太平楼往梅花厅，有天河桥勾连。桥上观鱼，颇具情趣。水中奇石突兀，景致独特。
2009年8月，在石钟山东北角的悬崖峭壁间发现一幅“没镞饮羽，诚心石穿”的石刻。该石刻旁注“咸丰丁巳（1857年）重九，谐杨厚庵（杨载福）军门、李迪庵方伯（李续宾）破贼处”，据当地文化部门考证，石刻为彭玉麟亲题。
石钟山还有一种四季绽放、永不凋谢的梅花。探赏这种梅花，就不受时令和气候的限制了。这种梅花镌在石壁上，刻在石碑上，同样鲜活，同样生动，同样赏心悦目。浣香别墅中院东墙上镶嵌着苏轼梅兰竹菊四块长条形碑刻。其中两块梅花碑，各刻一树梅花，干粗、枝少、花稀，一顺一倒，十分有趣。旁有题诗云：“开降阴阳上下交，地灵契我不相饶。乾坤多少真情趣，为写丹青看雪梢”。西墙上有彭玉麟一块横梅碑，虬枝斜出，梅花含笑。配诗云：“纤尘不染玉生光，出浴梅妃靓淡妆。记得吟香亭子上，美人轻着绿萝裳”。并且深情吟唱：“我似梅花梅似我”“英雄气概美人风”。
梅花亭北面梅坞中陡立的石壁上，彭玉麟镌刻了一幅大梅花，自称为“老梅”。枝干苍劲屈曲，象征“世路崎岖直道难”，梅花昂首怒放，充分表现了梅花不畏天寒，啸傲冰霜的清高禀性。
出桃花洞口，沿天河畔长廊往前走，天河桥近旁“归去亭”壁上，原有彭玉麟醉写梅花碑。当时，已升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派人给彭玉麟送来了一对海鹤。他十分高兴，酒后乘醉画了一幅梅花，并配诗云：“狂将粉壁泼松煤，醉墨纵横写老梅。昨夜月明松路冷，引他千载鹤归来”。又云：“一池清浅影横斜，借作孤山处士家。吩咐新来双鹤子，天寒为我守梅花”。
走进紫云廊，沿曲廊前行，路过一片石林，举目只见观音殿南面外墙有一块大梅碑，梅花乍放，煞是好看。这是彭玉麟醉后思乡时画的梅花。配诗云：“自从一别衡阳后，无限相思系雪香”。故园千里，消息不通。他惦念着老家衡阳的梅树，再忆吟香亭往事，关山阻隔，也只能“归梦到潇湘了”。
彭玉麟的咏梅诗在我国历代咏梅诗中独树一帜：唯美、率真、情深、直白，诗句清丽动人，叙事、写景、状物、寄怀，语言出神入化。石钟山上尤显玉麟风骨。
【考证石钟山】
石钟山分上下两座山，两山相距约1200米。大自然造就了石钟山形的奇特，声的奥妙，色的绚丽。尤其是它的“钟声”，让人惊奇，这“钟声”的境界，在于一个“空”字。这“空”声是来自洪荒时代的声音，悠远峻冷，天地震惊。这声音带着铁质，带着峻冷，经过历史的打磨，竟变成一部活的历史，让人品鉴。
石钟山的得名曾引起千年争论，究竟是击石有声、水石相搏得名，还是山形如钟以形定名？
距今1600年前，我国古代第一个寻找石钟奇音的名人，是北魏水文地理学家郦道元。他在《水经注》中说：石钟山“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若洪钟”。也就是说，洪钟声音来自于深潭，这个深潭究竟是在哪个山岩呢？自唐以后，谁也不清楚。
距今1200年前的唐代晚期，我国古代第二个来寻找石钟奇音的名人，便是江州（今九江市）刺史李渤。他不仅在上石钟山找到郦氏所说的深潭，还在深潭的谷口发现双石，也就是他在记中所说的“得双石于潭上”。其中一件响石立于石矶东端西岩壁间，呈纺垂形，高与中部直径均为1.3米。敲击的声音不清亮，这就是李记中“南声涵胡”的南声石。此石下偏北2米处岩洞间，也有一件靴状形响石，扣出的声音清亮悦耳，这就是“北声清越”的北声石。
距今936年前，我国古代第三位来寻找石钟奇音的名人，是北宋文学家苏东坡。公元1084年，48岁的苏东坡率领全家两位夫人、三个儿子和仆人，从九江乘船来到湖口，舟泊虹桥港，就近游览了上石钟山崇寿院等景点。正值明月东升，西湾湖上波光粼粼。苏东坡作出一个大胆冒险的决定：月夜泛舟石钟山绝壁下，寻找石钟奇音。开船前，他和大儿子来到上钟观音阁，朝拜了观音大士，还留下了《上观音阁》诗。他俩随小船出港，经古仙洞前，于观音阁下将船转向西北行驶，再将船转向东北。其西面是水流较急的鄱阳湖，如有风浪，容易发生船翻人亡的危险。而西湾湖属内湖，主要是鄱阳湖回流之水形成的，水面平缓，船家才敢送苏氏父子二人至英雄石下。所留《石钟山记》名传千古。
到了距今161年前，彭玉麟军旅之余多次探访石钟山洞。彭玉麟尽管对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由衷敬佩，但对《石钟山记》所阐述的观点却不予苟同。他多次深入山下岩洞，凭着他的大胆果断和观察入微，发现了许多不易被人注意的奇景和遗迹。
1859年农历七月二十九日傍晚，彭玉麟陪曾国藩等湘军将领再次游览石钟山溶洞。他作《石钟洞叙》以详尽的笔墨记述了石钟山洞中之奇：“洞滨江倚湖，冬湖落，则门出焉。透漏玲珑，莫可言状。左右旁通，上下数叠，曲折宽敞，可容千人”。并告诉人们，洞壁旁歧多小诗，均新奇可喜，如“我来醉卧三千年，且喜尘世无人识”“小憩千年人不识，桃花春涨洞门关”等。这些以前的文献资料都没有记载，他能发现并记录下来，弥足珍贵。他通过反复考察，得出石钟山以形定名的结论：“盖全山内空，如钟覆地，而石钟山亦中多空洞，且山势上锐下宽，似宜以形论，不以声论。苏子……乃过其门，未入其室也。”彭玉麟还说“天下水中山多矣，……不独此山为然。”
这个观点与曾国藩一致，曾公在《游石钟山日记二则》中也写道“石钟山者，山中空，形如钟”。并认为苏东坡的错误在于“乃过其门，而未入其室也”。
可惜，如今崖边观景栈道因多年风吹雨蚀，已关闭维修。不能亲睹彭玉麟描绘的“透漏玲珑，莫可言状”之景。
但他在石钟山留下的宝贵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永远值得后人称颂和敬仰。
不管是1859年，还是2020年，站在山的最高处，顿觉天地寥廓。石钟山，像一位坚毅的勇士矗立在一片汪洋之上，脚下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烟波浩渺；右手边是中国最大的江——长江，直泻千里。千百年来，湖水北去，大江东流，石钟山笑看大浪滔滔，水分两色，一切尽在眼底。远处匡庐秀色若隐若现，近处舟楫云集来往穿梭，傍晚时分更是“天际霞光入水中，水中天际一时红”。奇妙得无可名状。
借用卢象贤的《石钟山瞻彭玉麟遗迹》一诗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石钟山上遍沧桑，雪帅梅图尚在墙。
刚直正堪勤报国，烽烟不碍漫吟香。
海军当日培苗壮，廉政于今树范良。
千载江湖未空守，小姑终见有彭郎。
廖和平，1971年生，衡阳市湖湘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衡阳市大湘水文化编辑部总编辑。编纂出版有《衡阳一本通》系列、《天下南岳》丛书、《崛起的衡阳》三部曲和《衡阳文化大典》等地方文化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