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1年8月5日晚，一趟专列从北戴河一路向西驶去，两天后抵达甘肃敦煌柳园车站。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走下列车，他对前来迎接的人员说：“我早就想来敦煌，这次趁着去新疆的机会，特地来看看，也算了了我的心愿。”  邓小平参观敦煌莫高窟 第二天，在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段文杰与常书鸿等人的陪同下，邓小平一行前往莫高窟参观。精美绝伦的壁画以及背后的故事，不时引得邓小平驻足端详。他一再叮嘱，要想方设法保护好敦煌文物。 汇报工作时，段文杰不仅向邓小平谈到了莫高窟研究和保护面临的问题，也说出了一个思考已久的想法：“敦煌过去几十年的工作主要是保护，常书鸿先生带领大家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今后的工作重点应该转到敦煌学的研究上来，但我们的基础太薄弱了。”  敦煌莫高窟 自20世纪初，敦煌向世界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后，众多外国学者来到敦煌开展探险和研究工作。尽管他们的手段和目的各不相同，但却无意中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敦煌学。 上世纪30年代，英国、法国以及日本等国相继成立了相关研究机构，而中国在这一领域却是一片空白。渐渐地，便有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却在国外”的说法。 甚至日本京都大学的藤枝晃教授说，“敦煌在中国，研究在日本。”这句话深深地刺激了中国学术界。 藤枝晃的言论引起了许多中国学者的不满，但这却是残酷的现实。 听了段文杰的汇报，邓小平对在场的人说：“外国人搞了几十年敦煌学，我们落后了，敦煌是中国的敦煌，应该使敦煌学回到中国。” 结束敦煌之行回到北京后，邓小平便指示财政部门拨专款300万元，用以解决莫高窟面临的实际困难，并希望国内的专家学者，尽快组建一个专业的敦煌学研究学会。 1983年8月15日上午10点，随着季羡林、常书鸿、段文杰等人在主席台落座，“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以及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正式开幕。 这让所有与会代表十分激动，期盼已久的中国敦煌学研究学者终于在这一天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学会。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 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后，随着人才培养力度的加强和研究的不断深入，“遗失”在海外几十年之久的敦煌学，终于“回家”了。 1987年9月20日，一场规模盛大的“敦煌石窟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莫高窟召开，季羡林会长致辞时的一句话更是让与会的中国学者无比振奋。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全世界！”中国学术界终于把敦煌研究的主动权抓在了自己手里，“敦煌学在国外”的阴霾自此一扫而空。 1987年12月11日，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敦煌石窟的国际影响力大大提高，吸引了许多外国专家学者的目光。 1988年，时任日本首相的竹下登准备到中国访问。然而除了北京之外，他不知道还可以访问哪里。这时，代表团中一位名叫平山郁夫的日本画家向竹下登建议：一定要去敦煌。8月27日，在结束了北京的访问后，竹下登与代表团便前往敦煌进行参观。  时任日本首相竹下登参观莫高窟 结束了敦煌莫高窟的参观后，竹下首相深受触动，他当即表示：援建敦煌莫高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在平山郁夫的力促下，日本政府最终捐资1000万美元。平山郁夫个人也捐资200万美元，还把个人画展收入2亿日元也捐给了敦煌研究院。 在中日两国政府推动和民间人士的努力下，1989年初，中日两国有关共同保护敦煌文物的协议正式签订，开启了敦煌文物保护的国际合作之路。  晚年的常书鸿 晚年的常书鸿回到北京后，他依旧痴心不改，将更多的精力用在了著书立说和宣传敦煌文化上。 1994年，把一生奉献给敦煌艺术的常书鸿在北京逝世。遵照他的遗愿，家人和研究院的同事们将他的骨灰埋葬在莫高窟九层殿的对面，这是他的家，也是他寻得人生价值的地方。  他曾精心画过九层楼，现在，他魂归敦煌，永远不会离开了。常书鸿的墓碑上刻着五个字“敦煌守护神”。 常书鸿，此生只为敦煌。  文字：张桐宾 编辑：马爱杰 宋欣桐 主编：赵葳羕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