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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60年,一群兵士将黄袍加着在了禁军将领赵匡胤身上,这个被后世称作'陈桥兵变'的事件将赵匡胤推向了皇帝宝座,同时也将'五代'改写为'北宋'。 总结前朝覆亡的教训以防重蹈覆辙,这已经成为新朝代的经验和习惯。 太祖本人深知藩镇割据,武夫当权对于政治稳定的危害,建国之初便与赵普谋求解决政权频繁更迭的局面,走出五代宋朝承五代之乱。赵普仅—句＂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便使宋太祖放弃复委符彦卿的兵权。  紧接着便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将兵权收回中央，力图矫'武'之弊。宋太祖也是武将而夺权称帝，从他后的各个皇帝，对武将的威胁和士兵的哗变都非常敏感。在限制武将的同时,统治者也在谋求治本之道，便是'与大夫共治天下' 一、太祖誓约——祖宗家法王夫之在《宋论》写道：
其中一条'不杀士大夫'便定下了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基调。 宋太祖是武将出身，对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夫跋启暴虐,太祖深有体会,所以派文臣治理地方无疑是解民于倒悬的有效途径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以文人做地方官，即使他品行再差，也不过是多贪点银子而已，而武将若是为乱，将会引起动乱，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  宋太祖还常常鼓励武将读书，学习治世之道，一则掉书袋的轶事便可见一斑。 此事见于《宋人轶事汇编》引《玉壶清话》之中：
这则故事是何意呢？即是讲太祖麾下大将党进目不识丁，一次他被派往边地进行秋防，按照惯例需要进宫致辞，太祖体谅他，认为不必如此。党进脾气倔强，坚持进宫。司仪官把呈辞写在笏板上，让他背熟。  没想到他一进去把背的都忘了，半天不吭声，忽然望着太祖说'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搞得侍卫们大笑不已。后来左右大臣问他为什么忽然念着两句，党进说'我看那些穷酸书生爱'掉书袋'，我也来两句，让皇帝知道我也是读书的'。 '朕闻上古，其风扑略。虽因心之孝已萌，而资敬之礼犹简。'本来是唐玄宗给《孝经》做的序中的一句，党进断章取义，出了洋相。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太祖的影响下，像党进一样的大老粗也开始学习读书。 二、太宗兴学——文治之始如果说宋太祖倡导读书,开风气之先,到太宗时则围绕'读书'采取了一系列切实行动，真正使士人读书落到了实处。 太平兴国三年,'诏有司度左升龙门东北旧车格院,别建三馆,命中使督工徒,晨夜兼作。其栋宇之制,皆亲所规画,自经始至毕功,临幸者再,轮奂壮丽,甲于内庭'。（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同年二月,赐名崇文院,以书籍充实之。端拱元年又于其中建秘阁,自此三馆一阁的格局形成。 再次,太宗在位期间主持了多项文化典籍的修订工作。北宋四大类书,有三部是在太宗时期修订完成的,《太平广记》修于太平兴国二年至三年,太平御览修于太平兴国二年至太平兴国八年,文苑英华修于太平兴国七年至雍熙三年。 太宗还留意于字学,太平兴国二年诏太子中舍陈鄂等人详定《玉篇》、《切韵》,雍熙三年诏徐铱、句中正校对《说文解字》。此外,太平兴国三年命李防等修《太祖实录》,对史籍修订多有关注。  太宗重视科举，促成文官体系的形成。据《文献通考》记载，宋代进士人数自太宗即位之年（976)起便开始激增，到真宗天禧三年（1019），四十四年间已有 9323 人，与唐朝二百九十年中共得 6442 人，平均每年不过二三十名进士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太祖时期科举及第者授予官位很低，而在太宗时期,科举出身的文士开始进入国家政权的中枢。建隆元年进士榜首杨砺直到真宗年间才被摧为翰林学士,未及大用而卒,相比之下,太平兴国二年两榜状元吕蒙正六年后便拜为参知政事,进用不可谓不速。 文官体系的形成,是贯彻文治方针的可靠保证,,当它逐渐形成日趋完善之后,便于皇权之外具有了一定的相对独立性,而组成官僚系统的被称为'士大夫'的那些人的某些意识被唤醒后,便又给这个群体赋予了主体性格。真宗时，寇准力主皇帝御驾亲征便是士大夫阶层主体性格的体现。 三、真宗守文——宣麻拜相宋真宗与他之前的两位皇帝太祖、太宗相比，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位即位前没有军事经历的守文之君。非但如此,太平兴国五年,宋太宗就设置了皇子侍讲,太平兴国八年又置谐讲、诩善、侍讲官于诸王及王子府,负责对皇室弟子的规导教育。至道元年,当时身为寿王的真宗被立为太子,杨徽之、毕士安兼左右庶子,乔惟岳、杨砺兼左右谕德,夏侯娇兼中舍,李至、李流兼宾客,均为文儒之士。真宗即位后延续了经筵,并于咸平二年设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  真宗对科举也进行了革新，宋真宗建立了以封弥誊录复考为中心的严密考试制度。 《宋史·选举志》有如下记载：
这套完整的制度,到大中祥符八年(1015)推行到了省试。这样殿省两级考试的严密制度基本上完备了。此后历代科举沿袭此制度，直到科举灭亡。  大中祥符八年(1015),当殿试完毕,登科者姓名揭晓之际,真宗问诸大臣:''有知姓名者否'?皆曰:'人无知者,真所谓搜求寒峻也!''真宗在决定蔡齐为状元之后,又'特召金吾给七验,出两节传呼,因以为例。'这就改变了状元出一节呵道的惯例,此举并非真宗特别宠爱蔡齐,而是'上闻公(蔡齐)单贫,傭僦仆隶,故有是命。'（《绳水燕谈录》）显然是为寒掺之士撑面子的。 由是,一个真正读书做官的历史时代真正到来了。 四、仁宗士振——行道有望太宗、真宗两朝持续扩大取士名额,迅速造就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士大夫群体,他们充任了各级政府官员,构筑了一个庞大的文官体系。随着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加入到士大夫的行列,他们参与政治的愿望和主体意识的日渐增强,势必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们便更希望以群体的形式共同参与政治,以'公议'、'士论'来发挥舆论影响,从而扩展其政治活动空间。 虽然'与士大夫治天下'是在神宗的时候才被明确提出,但是这种'共治'的格局在仁宗时期就已经成型了。对于皇帝与士大夫的'共治',有学者提倡应当从两个层面上加以理解,一是皇帝并非大权独揽,士大夫有参预政治的空间二是士大夫是群体参预,并非个别介入。  据《庶斋老学丛谈》记载：
未经中书同意的诏敕被抵制,无论对于政府还是皇帝看来都是理所当然,这正反映了当时权力运作方式,'与大臣佥议'成为君臣共守的规则。正是君臣所注重的'公议',,保证了士大夫们的'共治'空间。  此外，到仁宗时,台谏势力兴起,台谏官讽谏皇帝、议论时政、抨击大臣,担当了十分重要的政治角色,皇帝、中书和台谏形成权力的三角关系。对于那些敢于言事的台谏官,仁宗往往持宽容和保护态度,有力保障了台谏职能的发挥。 台谏成为士大夫们表达意见、发表言论的重要渠道,通过发挥台谏职能,士大夫们在限制皇帝作为的同时,又可以有效地抑制权臣的出现,最大限度保障了士大夫群体参与到与皇帝'共治天下'当中去。 仁宗时期,'行道'己经成为士大夫们的一种共识,这种意识表现得也相当强烈,思想文化领域中开展的儒学复兴运动也进入了蓬勃发展阶段,这便更加强化了'行道'在士大夫观念中的地位。与此同时,随着力量的壮大和政治上的日趋成熟,士大夫们广泛地参预政治生活,这便为他们的'行道'实践提供了宽广的空间  庆历年间范仲淹等人领导的改革运动,是仁宗时期士大夫最大规模的一次联合,也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观念'的集中展现。 庆历新政的核心人物是范仲淹,但作为一场革新运动而言,它是有众多士大夫参与进来的。对那些有志于行道的士大夫而言,此时恐怕没有什么比参与政治革新更为直接的方式了，刷新政治、革除弊端是他们行道实践的重要契机。 在仁宗的努力下,当时的朝政的确出现了振奋人心的一面,一时间众多名臣都受到擢用。新政前夕,吕夷简已经罢相,担任宰相的是章得象和晏殊,贾昌朝与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杜衍是枢密使,韩琦和富弼为枢密副使,仁宗亲擢欧阳修、蔡襄、余靖和王素四人为谏官。 上有仁宗汲汲求治,下有众'君子'辅弼君王,这让儒家士大夫们看到了'道之将行'的希望。 四、神宗变法——共治天下仁宗时期的士大夫,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日益成熟,面对日益显现的社会政治危机,他们也积极投身于政治改革的实践活动。但是,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既不持久,也远没有成功。 宋神宗的时代,是和王安石变法伴随始终的。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得到了神宗的认同,其改革的实施也得到了宋神宗的大力支持。对于士大夫们来说,这是一个真正能够'行道'的时代。  熙宁四年三月初三日神宗因庆州兵变而召集两府官员商讨相关事宜。当时王安石为宰相,冯京和王珪担任参知政事,文彦博任枢密使,吴充任枢副。文彦博认为朝廷应当'以静重为先',人情骚动是'更张之过也',并言及行交子不变,后来提出遵守祖宗之法,并引起他和王安石的一番争论。 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上曰'士大夫岂尽以更张为非,亦自有以为当更张者。'（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与士大夫治天下'一语的确可以说明当时的政治架构和权力关系,文彦博在说这话的时候,将自己所属的士大夫群体与皇帝之间划开了清晰的界限,这种明确的自我身份认同也说明士大夫的主体意识。 尽管我们不能因此说士大夫成为了与皇权对等的一股力量,但却能充分说明士大夫们并不把自己看作是皇权的附庸,而是看作'合作'关系。此前士大夫们经常用的'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也正是这种关系的表达。 文彦博'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一语也是神宗和王安石共同承认的前提。他写的《虔州学记》讨论皇帝与士之间关系：若夫道隆而徳骏者，又不止此。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这是石破天惊之论，'与之迭为宾主'表明士大夫与天子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  《退斋笔录》中有一则趣事：
神宗朝的一场廷议，君臣之间意见相冲，争论中火药味颇浓，最终以皇帝让步收场。高高在上的皇帝居然发牢骚：'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还被臣下怼回去了。这充分体现出了宋士大夫与皇帝之间的关系 结语：文治之盛明人徐有贞曾说过:'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宋代人才北宋多于南宋,而北宋人才又以真、仁、英、神四朝为众,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诗人和科学家,像人们熟知的范仲淹、王安石、张载、程颖、程颐、苏询、苏轼、苏辙、黄庭坚、欧阳修、司马光、苏烦、沈括等等。 我们不否认宋代有政治斗争，宋以文立国, 为文人士大夫提供的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在政治中能够大胆议论时政,有所作为,进而由于政治见解的不同形成党争,但是由于他们的文人身份使北宋党争有充满了君子之风。不同于别的朝代，一旦政治斗争失败便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宋朝政治斗争失败后，最严重不过是贬官。宋代文人士大夫对待仕途贬谪、人生挫折的态度,就要比前人显得更加豁达、开朗。他们一般并不介意个人的荣辱得失,而念念不忘理想抱负的追求。而正是这样的时代环境，才塑造出了像苏东坡一样的文化巨人。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陈寅恪 参考资料：《北宋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和实践》《宋太祖誓碑的文献地图》《宋论》《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人轶事汇编》《绳水燕谈录》《庶斋老学丛谈》《退斋笔录》 不正之处，敬请指正,谢谢大家的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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