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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八月，宋高宗斩杀上书直谏的太学生陈东和平民欧阳澈二人，但不久他又懊悔不已，并亲自下诏令认错，且为二人平反、追赠。虽然杀人是不应该的，但对上皇帝这一特权产物，却又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历史上皇帝杀人是常见的事情，不杀人的皇帝反倒是凤毛麟角了，所以亦有“天子一怒，伏尸百万”之说。因此，就算本朝是程颐口中“百年未尝杀一大臣”让后世文人皆悠然神往的大宋，但作为皇帝的高宗，冤杀一两个文人又算什么呢？用得着向天下臣民公开承认过失么，高宗如此之作为，是否意味着他特别能知错能改、从谏如流呢。 事实却不然，正是这个宋高宗，南宋最杰出的统帅、精忠报国的岳飞就是被他以“莫须有”之谋反罪名冤杀而亡，不谈后世多少人为之扼腕痛惜了，就是当朝又有多少人为岳飞喊冤叫屈啊，但他其后又在位二十年，却是一次也没顺从民意为岳飞平反过。为何杀两个读书人他反倒如此不安呢，原因是他能坐上皇帝宝座并非出于上任皇帝传位而是事急从权下的行为，所以他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皇帝上岗培训，而随着本来与他爹徽宗一起被俘的大臣曹勋历经千险万苦地逃回南宋朝廷时，带来的不止有作老子的给儿子的求救信，还有就是一份赵宋历代皇帝必须坚守的太祖遗训了。 说到太祖遗训，这里就不能不提一提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此人了。叶梦得的《避暑录话》中有记载，赵匡胤在立国之初，“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来室，谓之誓碑，”每当新皇继位，便须“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这个碑誓内容，除了赵宋的历代皇帝得知外，没有任何人可以看到。一直到靖康之变时，金兵攻占开封，碑誓内容才泄露出来：“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不得不说，能以碑刻这种不可磨灭的方式，让自己的子孙后代作出不得杀前朝皇室后裔，以及士大夫和言事者的誓言承诺，千百年来，也唯有宋太祖这一位皇帝了。这位器识宏远的帝王不但有大魄力、大胸怀和大手段，而且开明、仁慈和包容。事实上，两宋历史上，历代皇帝算是比较听话的，这块誓碑所起到的约束作用确是不可估量的。两宋在经济、文化、科技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举世瞩目的，在宋朝皇帝以极大的胸襟包容和支持下，许多不管在为官、还是为文都有着杰出成就的著名人物，才得以在历史的舞台上演绎了一出出精彩纷呈的故事。 我们经常戏称山西人为老西儿，究其渊源，却是出自于对著名的历史人物，人称寇老西儿的寇准之爱戴和怀念。就是这个寇老西，胆子可谓极大。《宋史.列传》里记载："（寇准）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好了，直言上谏不算，皇帝生气了，还敢拉住衣角不让走。也算是他运气好，太宗皇帝事后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拿他与魏征并论。但他甘冒天子之怒，也要“挽衣留谏”行为，要换成一个脾气不好的皇帝，估计不死也得脱成皮了。 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称“仁”的皇帝，就是从北宋的皇帝赵祯开始的。他在位整整四十二年，他的知人善任、善于纳谏，在历史上都是非常有名的。历史上公正廉明、铁面无私的包青天，就是出于仁宗一朝。包拯这个人，要是接受时下所谓的情商测试，不要说得高分了，能够及格就不错了。据相关记载，这位包大人在人情世故方面很是欠缺，在当时也没有什么朋友，跟皇帝讲话也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颇有些“二货”的特质。他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屡屡犯颜直谏，有一次，深受仁宗宠爱的张贵妃，想为其伯父张尧佐谋一要职。好了，皇帝刚下诏令，包拯就开始不依不饶地上谏，皇帝不愿意听，他“二”劲儿一上来，言辞激烈之下，居然将唾沫星子都喷到仁宗的脸上。说实话，这行为其实挺“恶心”人的，别说是皇帝了，就是我们普通人一般也是受不了的。但我们这位仁宗皇帝却一面用衣袖擦脸，一边苦着脸，还能继续接受他的建议。“惧怕”大臣至此，也实在称得上皇帝中的异类了。当然，这从另一面又反映出这位帝王的度量之大，非常人之所能比了。经此一事，包拯的政治生命不但没有结束，且日后还能落得个千古传诵的美名，某种程度上也是得益于他的宽仁和成全了。 宋朝的神宗皇帝，后世又有人戏谑他为大宋历代皇帝中的“一代愤青”，但不可否认的是，除了太祖、太宗兄弟俩外，在大宋历代继统的皇帝中，他算是比较有理想有魄力的一位皇帝。正因为抱着励精图治、锐意改革的巨大决心，他才能在重重阻力之下，毅然决然地重用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但就这样一位有胆识有干劲的皇帝，也时常屈服于保守派的势力，在朝堂上屡屡被文彦博等一批老臣为难，怒极却又无可奈何。有一次，他想杀一失职的臣子，却遭到大臣蔡确和章惇的强烈反对，蔡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开始破例。”神宗一听也觉得有道理，若为杀一人担负这么大的恶名就不值得了，但轻饶了他又觉得不甘心。于是，神宗沉吟半响，说：“那就刺面配远恶处吧。”这时，章惇却说：“如此，不若杀之。”神宗问：“何故？”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声色俱厉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毫不客气地回敬了皇上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同样的事情，神宗的下属和盟友王安石也遇到过。但所不一样的是，王安石的立场有所不同。众所周知，变法正是因王安石倡导而发起的。但在变法运动中，因遇到了保守派的重重阻碍和打击，一度陷入僵局。有一次变法派召开内部会议，几位干将就建议“青苗法不行，宜斩大臣异议者一二人”；“如有必要，可用霹雳手段”。王安石的长子王雱亦附和道：“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法行矣”。但王安石却脸色大变：“儿误矣！太祖遗训，不杀士人，若开此例，则朝堂成刑场矣！”断然否决了这个提议。 据《宋史》记载，大宋的赋税一度曾达到近16000万贯文的年收入。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说道，“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宋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 美国的乔纳森.斯彭斯教授，亦是这样评价宋朝：“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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