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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金一南教授母亲郑织文的回忆录 金如柏是我的老伴，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去世，去世前任中央军委委员、军委炮兵政治委员。  1956(更正为1966)年金如柏，郑织文夫妇与儿女合影 如今人们最温暖、最留恋的就是家。如柏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最不顾的也就是家。 他是家中的独子，父亲去世又早，母亲对他钟爱异常，虽家境贫寒仍供他读完高小。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江西省永丰，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恩江学会，并在家乡搞起了农会，17岁成为乡农协的负责人。 大革命失败后，大土豪刘协济抓住了他，在房梁上吊打，限当日交付一百二十光洋赎金，否则第二天一早押送县城。 当时永丰城大西门前遍横“赤党分子”尸首。他母亲一双小脚，整整一天蹒跚奔走，当房子卖地、四处借债，傍晚才凑齐那笔钱。人赎回来了，他又多次外岀寻找红军。 后来，红军克永丰，他得讯到县城参加了红三军。走前母亲死死拉住他，痛哭流涕。他在自传中写道： “自己斗争很激烈，闹革命就没有家。我这样的家是不容易离开的，主要对母亲有留恋，我走后家一定会垮。可怜我母亲从小养大我这个孤子，是为了来养老的。” 他还是坚决走了，一走二十年。母亲顶着“土匪婆”罪名被赶离家乡，四处讨饭，在集市上被人用秤杆打瞎了左眼，在小油灯下织带子又熬坏了右眼。 革命胜利后再见到他母亲，老人家一身缀满补钉的破衣和一头灰白的头发，只能用模糊的视线辨别想了二十年的儿子。 他后来专门请人在大理石上给母亲画了一幅像，用最好的木头镶成镜框，高高挂在墙上。 如柏是一个非常重感情、非常重亲情的人。但从1930年参加红军到1984年去世，他只在59年回过一次家乡。 他的生命，没有献给辛苦抚养他的母亲，没有献给家乡的山水土地，而献给了人民解放事业，熔化在更多陌生的山水、陌生的人们中间了。 他是一个非常爱孩子的人，却让孩子们带着简单行装参军上路，奔赴天南地北。 临行前全家坐公共汽车岀去吃了顿分别饭，他说：“我很早离开自己的家庭。17岁闹农会，家里因我倾家荡产。要革命，不能顾家。” 就这样，刚刚回到阔别五年的亲人中间，孩子们就跟他一一告别了。 他长期患心脏病，孩子们在外地得到他犯病的消息，都为他担心。他知道后一面埋怨我走露了消息，一面戴上老花镜给孩子们回信：“我的身体今秋比去秋好，勿念。你妈妈反映我的情况是不完全的”，“一点小病，巳过去，何必大惊小怪。”每封信的末尾都是“祝工作好、学习好、身体好”。 他不让孩子们耽误工作，更不准因他的病请假回家。其实他是非常想念天各一方的孩子们的。 当时我家住在机关宿舍三楼的一个小单元里，严重的心脏病不允许他经常上下楼，组织生活也没有恢复，每天除了看书报，他就坐在那张漆面斑驳的两屉桌前，长久的望着窗外。 从感情上讲，他是多么希望儿女们在身边以解除这寂寞的时刻呵。 他自己去排队买菜，自己抹桌子、扫地。犯病后别人把他从一楼背到三楼。但他不让子女们知道，不许他们请假回家照顾他。 看到孩子们一封封来信，看到他们立功、受奖、入团、入党，每次他都激动得流下眼泪。孩子的立功喜报就放在他的抽屉里，有时间就拿岀来，一遍一遍地看。 跟所有的父母一样，他希望子女们有出息。 什么算“岀息”，他有两条标准：生活上艰苦朴素，政治上追求进步。他说：走到哪里也不能忘记这两点。孩子们都知道，跟他在一起最好少讲个人的小家庭建设、少讲调资晋级。 他一生不为经营小家庭费神费时，也最看不起这样的人。他最看重为事业献身的志向。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也希望大家都是这样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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