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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素生活中，有时会觉得某一段时间浑身无力、出虚汗，或者有心律不齐的情况出现，这时身边有人就会介绍生脉饮来服用，许多人觉得它效果明显，值得推荐。作为中成药，生脉饮是一种怎样的药呢？适用于哪些人群呢？ 生脉饮是临床上中医师偏爱使用的补益方剂之一，出自《医学启源》，由人参、麦冬、五味子等组成，正如《医方集解》所言：“有将死脉绝者，服此能复生之，其功甚大”，可以广泛应用于气阴不足者。 方中药物数目虽少，但配合精当，其中人参、麦冬是补气养阴的绝配，两药合用，可以增强益气滋阴的功效；再佐以少量的五味子，其酸温之性味又能使方药的作用更卓。三药合用，一补、一润、一敛，可以益气养阴、生津敛气，使气复津生。也因为它可以使气充足、脉复健，所以取名“生脉”。  在现代医学中，许多疾病都可用生脉饮来治疗。它对病毒性心肌炎、心肌梗死及心肌缺氧缺血再灌注等多种原因导致的心肌损伤均有保护作用；对内分泌系统中气阴两虚证糖尿病效果明显；根据动物实验，在神经系统方面，生脉饮可以改善慢性脑灌注不足引起的血管性痴呆、中风；另有动物实验表明，生脉饮可以调节高脂血症大鼠的血脂代谢，改善其血流状态，清除氧自由基，抗动脉粥样硬化；生脉饮对于呼吸系统出现的久咳不愈等病症也有一定的作用。此外，临床上生脉饮还可应用于中毒性休克、心源性休克等危急重证的治疗。 无论是哪一系统的疾病，只要患者属于气阴两伤，表现为肢体倦怠、气短懒言、口干口渴、汗多、脉虚等就可以辨证应用。气阴不足结合脏腑辨证又有不同的表现，比如久咳伤肺，气阴两亏者，多见干咳少痰；脾胃气阴不足则见食少消瘦、虚弱喘促、口干舌燥、脉微细弱；心气阴亏虚者，可见心悸、怔忡、胸闷、胸痛；或疮疡溃后，脓水出多，气阴俱虚，可表现为口干喘促、烦躁不安、睡卧不宁等。 本方应用以虚证为主，对于实证类病证，可能会加重病情。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建议在专业医师指导下应用本方。 服用生脉饮，也有应用禁忌，应注意以下几点： 感冒发热者、腹胀便秘者，以及咳喘痰多、胸痛频繁剧烈者应禁用本方。 脾胃虚弱、呕吐泄泻、腹胀便溏、咳嗽痰多者应慎用本方。 儿童、孕妇、哺乳期妇女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服药4周后，若症状无缓解，应及时去医院就诊。 在药店里，人们可以找到几种不同类型的生脉饮中成药。按成分来分，市面上的生脉饮大致可以分为黄芪生脉饮、党参生脉饮、红参生脉饮三种；按剂型来分，则可以分为生脉饮口服液和生脉饮颗粒两种。 主要成分有黄芪、麦冬、五味子，一般为淡棕色至红棕色的澄清液体，气香，味甜、微酸。主要功效是益气滋阴、养心补肺，用于气阴两虚、心悸气短的冠心病、中风、慢性肺部疾患。 主要成分有红参、麦冬、五味子三种，辅料为蔗糖、防腐剂(尼泊金乙酯)。一般为黄棕色至红棕色的澄清液体，久置可有微量浑浊；气香，味酸甜、微苦。红参补益力量强，所以本方益气作用较其他强，但是容易上火。 主要成分有党参、麦冬、五味子，辅料为蔗糖、苯甲酸钠。一般为浅棕黄色的液体；气香，味甜、微酸。党参版的生脉饮比较平和，不容易上火。主要功效为益气、养阴生津，用于气阴两亏，表现为心悸气短、自汗者。容易上火的患者，可以选择党参生脉饮。 20世纪以来，环保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瓶颈。道教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历来十分重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老子想尔注》提出了“守中和之道”、“冲气以为和”、“和则相生”等理论。“中和”之气具有“调和万物”的功能，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长的重要基础。可以说，“道”的本性就是“中和”的，是自然和谐的，只有天地自然的和谐，才会有万物的生长和成熟。“中和之道”是道教追求和谐生命、和谐自然的重要思想资源。 从“中和之道”的和谐思想出发，道教的生态和谐理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道教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反映了道教道法自然的生态伦理、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和合共生的生态建设。 道法自然：中和之道的生态伦理 “中和之道”体现了道教“道法自然”的和谐生态伦理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之本性是自然而然的，以“无为”为法则。道化生万物，皆自然无为而生，不受任何外物所制约。 “道生万物”的生态伦理。道教认为，天地万物都由“道”所化生，因而“一切有形，皆含道性”。万物都按照“道”赋予它们的秉性而存在，有自然生存、发展的权利，人类没有权利去破坏它们。人类对待万物的态度应该如葛洪《抱朴子内篇》中所称的“任物自然”，即遵循客观规律，与一切外物和谐共生，以获得人与自然在整体上的和谐。 “道通万物”的生态伦理。道教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应该互相尊重、和谐共处，自然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道教还认为，道化生万物，但人是道的“中和”之气所化生的，是万物之中最有灵气和智慧的生物。因此，人居于“万物之师长”的位置，为“理万物之长”。也就是说，人负有管理和爱护万物的职责，人的行为要符合“天道”，人应该“助天生物”、“助地养形”，使自然更加完美，使自身与自然更加和谐。 “道贵中和”的生态伦理。道教从“道法自然”的整体出发，十分重视人对环境的依赖关系。道教认为，维护整个自然界的和谐与安宁，是人类本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要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要确保天地的平安。“道贵中和”，就是说人类社会与自然要维持一种和谐的平衡。《太平经》强调人类若想长久安宁，就必须使自身赖以生存的地球得到和谐安宁。为此，人类就要认识自然规律，并按照自然规律去办事，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天人合一：中和之道的生态智慧 道经称：“天地合和，万物萌芽”，“天地不和，阴阳失度”，体现了道教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道教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感应、相互影响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太平经》认为，太阳、太阴、中和三气和谐而化生万物，因此在自然界中，太阳、太阴、中和三气缺一不可。只有阴阳二气相互和谐产生“中和”之气，并共同生养万物，才能有自然界的太平。《太平经》还进一步指出，人是自然万物的一部分，也是自然“中和”之气所生，即是说，天、地、人同为自然界中的一部分，本身就有着共生共荣的关系，因此必须要互相尊重、和谐共处。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智慧。道教认为，人与自然是共生共存的，自然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所谓“天地不和，阴阳错谬，灾及万民”，就是说自然生态失衡将直接影响到人类世界的生存。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智慧几乎贯穿在道教思想的各个方面，如在自身修炼方面，道教所强调的是自身的和谐，追求的则是与道合真、长生久视。再如，历代道教徒都能自觉绿化造林，美化道教建筑的周边环境，道观内外的苍松翠柏、绿树成荫，正是道教关爱自然、保护环境的具体体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智慧。现代环境科学告诉我们：大自然具有一定的整体相关性，即自然宇宙间没有孤立发生的现象，一切都处在相反相成、相生相克、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中。人与自然也是整体关联的，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就是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道教并不反对“人化”的自然，但是主张人改造自然应受道德的约束，应对环境采取保护措施，以谦下的精神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既然人与天地万物共存于同一个地球之中，又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那么人作为万物之灵，就有责任和义务协调、关照人与宇宙、天地、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 和合共生：中和之道的生态建设 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人类在享有对自然的权利的同时，应承担起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去年召开的生态文明贵阳会议发表的“2010年贵阳共识”明确提出，“绿色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也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重要内容”。 道教从“中和之道”的思想出发，进一步阐述了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生态伦理。《太平经》指出，人和自然万物的生命都有存在的权利，这就是“天地之大德”。“和合共生”就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个基本准则，也是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当今的中国道教界，正在积极阐发和弘扬道教的生态智慧，践行着“和合共生”的中和之道，以全面推进自然生态环境的建设。 积极倡导生态保护，着力推进生态道观建设。道教崇尚自然，历来就十分注重对环境的保护。早在1993年中国道教协会召开的全国道教界爱国爱教先进表彰会上，就积极鼓励全国道教徒“植树造林、美化环境”，并对“植树护林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1995年，中国道教协会参加了在英国召开的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会议，发表了《中国道教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宣言》，并正式加入了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联合会。此后，我国道教界积极行动起来，开展了全面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道观的建设工程，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是倡导植树造林，建立中国道教生态林建设基地。中国道教协会于2003年初向全国道教界发出倡议，计划在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建立“中国道教生态林建设基地”。目前，“基地”已基本完成了植树造林任务，对民勤县的防沙治沙工作起到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是提出“生态道观”理念，举办道教宫观生态保护论坛。生态道观就是强调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以实现道教所追求的人间仙境。2006年，第一次中国道教生态保护教育工作间（中国道教宫观生态保护论坛前身）召开，通过的《秦岭宣言》提出了致力于营建环境友好型道教宫观的奋斗目标。2007年，第二次中国道教生态保护教育工作间举行，提出了7项具体任务，如将宫观的土地使用和管理纳入区域生态保护规划之中等。2008年，第三次中国道教宫观生态保护论坛召开，“生态道观”项目得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关注，也得到了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基金会的支持。论坛发布了《生态道观茅山宣言》，要求各地道观“建立健全生态保护和宣传教育的规章制度，大幅度提升住观道众的生态环保意识，最大限度地采用节能技术和材料，形成与周边自然环境和社区人群相协调的良性生态圈”。这使营建生态道观的活动走向更为广阔的空间，为道教参与环境保护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径。 积极开展环保规划，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009年，中国道教协会形成了《中国道教界保护环境的8年规划（2010-2017）纲要意见》，向各地省（市）级道教协会下发。《纲要意见》要求各地方道协、宫观进行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将宫观的生态保护纳入创建和谐宫观的目标中，为建设生态道观、保护生态环境作出新的贡献。《纲要意见》的主要内容包括：开展生态环保教育，提高环保意识；在资源使用中实现生态效益最大化，如合理规划建筑设施，倡导文明敬香，最大限度地保护道教宫观周边的水资源等；把环保意识和行动落实到生活起居中，如倡导道教节俭的生活方式，提倡符合环保要求的养生健身方式等；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和途径宣传环保，如倡议在所有道教节日和大型宗教活动中，都要突出生态保护宣传内容等。 积极宣传环保理念，着力推进生态和谐建设。在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笔者认为必须要注重“三个保护”的真正落实。即是说，在强调以人为本的同时，要注重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在强调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注重对生态文明的保护；在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要注重对自然生态和谐的保护。 在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笔者认为要坚持实现“四个观念”的根本转变。即是说，要实现自然观念的根本转变，懂得尊重和保护自然；要实现价值观念的根本转变，用人类社会应有的道德伦理去约束无限消费的欲望；要实现伦理观念的根本转变，把伦理的指向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爱护环境；要实现生产观念的根本转变，人类应在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博爱万物的前提下利用自然，使人类与自然万物在高度和谐统一中相互转换物质和能量，最终实现人类与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 在自然环境保护的责任意识方面，笔者认为要坚持“四项措施”的全面实施。即是说，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社会法制建设，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加强社会责任意识和个人自觉意识。 综上所述，道教的“中和之道”倡导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中和之道的生态和谐理论，强调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生存之道，要求人类社会始终要遵循“道法自然”的生态伦理，遵循“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道教的这种生态文明思想，正是人类社会必须要大力提倡和加以推广的。特别是对于现代生态和谐建设，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进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指导意义。 从类型上来说，不同的剂型有不同的特点。口服液吸收效果更好一些，但是药效波动大；颗粒的吸收效果差一点，但药效波动较小。两种剂型总体上药效不会差太多，应用时，可以先咨询医生，之后再选择剂型，或根据患者的口感和偏好选择即可。 最后，要提醒患者朋友，在服用生脉饮的同时，应该注意在饮食上禁忌油腻食物，同时配合饮食调理；注意生活作息，规律生活，全方位调理机体气阴，促进健康，提高生活质量。 九制黄精黑芝麻丸 古法九制，补肝肾，强筋骨 限时优惠，买三赠一 点击下方图片链接购买 
据《尚书·吕刑》记载，周穆王在叙述刑法的起源时说：“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这段话的意思是：蚩尤一开始作乱就祸害到了百姓，他的种种行为不仅没有对那些贪婪得像鹞鹰一样的人的嚣张气焰构成预防和打击的效果，反而使他们装出一番虔诚的奉上峰命令架势，更加疯狂的去掠夺人民的财物。所以，九黎族人不听从蚩尤的命令。在这种情形下，蚩尤制定种种严酷的刑罚来威逼九黎族人服从，并美其名曰“这就是法令。”于是，削鼻子、割耳朵、破坏人的生殖器、在人面上刺字等各种严酷的刑罚就开始滥加施行并成为制度了。从此以后，那些贪婪之徒杀人掠夺都有了华美的托词，他们说他们这样做是依法行事。这样，九黎族人才跟着他乱哄哄的干起坏事来。这一段记载给了后世读者一个印象：蚩尤是九黎族的暴君，太平盛世时期倡令作乱的凶顽之徒。如果你有兴趣再读一读其它史籍的话，或者如果你有兴趣还去读一读像《龙鱼河图》、《遁山开甲》等五行、谶纬或者志怪类如《述异记》等古代典籍的话，你会发现蚩尤的形象几乎被定格了：暴君、乱贼、贪婪凶顽之徒，一句话，这是一个绝对的反面形象。也许与“暴君、乱贼、贪婪凶顽”有关吧，在上述典籍中，蚩尤的形象又是那么怪异：“铜头铁额”、“八肱八趾”、“人身牛蹄，四目六手”、“食沙石子”。不仅如此，就连“蚩尤”这个名号也是怪怪的：《广雅释诂》：“蚩，乱也。”《方言》：“蚩，悖也。”又说尤，同由尤，是人肚子里一种虫；“蚩”、“尤”合起来意思就是一种行为悖乱的虫子，这自然是人们一句字义望“字”生义的结果。如果说《龙鱼河图》、《遁山开甲》、《述异记》等典籍是因其本身怪异而有意塑造蚩尤这样的怪异形象的话，人们望字生义而诠释蚩尤名号的意义则有明显的歧视、贬损、嘲讽等负面意义。那么，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里要说一段重复的话。我在《从史籍中看炎帝和黄帝》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司马迁采信《大戴礼记·五帝德》、《大戴礼记·帝系》的记载和观点，以黄帝为五帝之首，实际上就是以黄帝为尊，也就是以黄帝为正统，自然，举凡与黄帝所言所行所思相悖的就是非正统的，也就是非正义的了。用春秋笔法来记载和叙述非正统、非正义人物的历史，自然就要将炎帝对子氏族部落的征伐活动斥之为‘侵凌’了。”《大戴礼·用兵》把蚩尤说成是“庶人之贪者也。及利无义，不顾劂亲，以表厥身。蚩尤愍欲而无厌者也。”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意见，由此推而广之，蚩尤与黄帝有过敌对行为，而且，很有可能，终蚩尤一生，他与黄帝只有敌对，没有合作。所以，人们在评述蚩尤的种种行为及由此而来的功过是非时，也受这种意见支配，并且，较之于评述黄帝的其他曾经有过敌对关系的对象，其批评、贬斥的主观态度又更为显著。司马迁是这样，其他古代史学家也是这样。 《史记·五帝本纪》说：“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这一段话暗合了蚩尤是暴君、乱贼、贪婪凶顽之徒的形象，也似乎印证了《尚书·吕刑》的记载。但是，它给人留下的悬念实在太多了。 《史记·五帝本纪》在记载黄帝为建立统一的国家雏形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伐活动，重点记叙三场战争：降服炎帝氏族部落的阪泉之战，平服蚩尤的涿鹿之战，安定北方的北逐荤粥之战。人们不禁要问：司司马迁为什们要单单叙述这三场战争呢？ 阪泉之战促成了黄帝、炎帝氏族部落联盟的产生，奠定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雏形的基础，为人类社会迎来了文明的曙光，它的意义深远，值得一记；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剑指北方少数民族，发动北逐荤粥的战争，在安定北方的同时，彰显了新兴氏族部落联盟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及影响，在坚决打击敌对势力之余，震慑了其它潜在的敌对和分离势力，其政治意义胜过军事意义，是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共同维护和巩固统一民族和国家雏形而进行的一场宣传战，意义非凡，也值得一记。那么，涿鹿之战为什么也值得一记呢？我们不妨先在史籍之外的典籍中来搜寻有关线索： 《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蚩尤作兵伐黄帝，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日魃，雨止，遂杀蚩尤。”《龙鱼河图》说在涿鹿之战的初期，黄帝“遂不敌”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在天神的帮助下才制服蚩尤。《黄帝玄女战法》说：在涿鹿之战中，“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最后在仙女的帮助下才战败蚩尤。《玄女兵法》则说：“黄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注意，这里说“九战九不胜”、“三年城不下”，以至于或交战双方都比拼神力，或黄帝一方的神灵暗中相助，这才取得胜利，无非是说蚩尤是很强大的对手，其战斗力不亚于黄帝，甚至比黄帝还要高强，因此，仗打得惨烈，赢得艰难。这是涿鹿之战值得一记的原因之一。 史籍《逸周书·尝麦解》有这样一段记载：“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皞，以临四方，司＿＿（缺两个字）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翼。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这段话的意思是从前，天下还没有安定的时候，上天降生了炎帝、黄帝两个圣人，他们降生之后，才开始定制的制度、建立章典，并按制度、章典治理天下。在这个过程中，黄帝授命炎帝分派两个官员去管理地方事宜，炎帝就让蚩尤去少昊氏的故地山东任职。可是，蚩尤却在那里兴兵作乱，驱逐炎帝，炎帝大败而逃，蚩尤一路紧追，一直追到涿鹿，并进行了更为激烈的交战。炎帝非常害怕，只好先黄帝求援，黄帝就出兵与蚩尤作战，最后，将蚩尤战败，并把战败的蚩尤杀死在冀州一个叫“绝辔之野”的地方。 这段记载可以补充司马迁上述记载的缺漏，它交代了涿鹿之战发生的原因和大致经过：蚩尤氏族部落归属了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在职务上，蚩尤是炎帝的直接下属；当炎帝奉命委派两个官员去管理地方事宜时，炎帝作出了让蚩尤一同去山东赴任的安排，而炎帝自己也在山东一带，这说明炎帝和蚩尤除职务上的上下级关系之外，可能还有其它特殊的关系，这为蚩尤到山东以后，积蓄力量，整军备武，最后，举兵驱除炎帝创造了机会；蚩尤举兵驱逐炎帝，并把炎帝打得大败，这说明蚩尤拥有一个强大而又有实力的集体，即氏族部落，而蚩尤则是这个氏族部落的首领；黄帝让炎帝派蚩尤去山东赴任，也就是让蚩尤氏族部落迁徙到山东去，对于蚩尤氏族部落来说，这是被迫背井离乡，这应该是导致蚩尤举兵逐炎帝的主要原因；涿鹿之战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蚩尤逐炎帝，后一个阶段是炎帝联合黄帝共同战胜蚩尤，在形式上是氏族部落联盟平定子氏族部落的叛乱，属于平定内乱的战争。 涿鹿之战是一场平定内乱的战争，它的发生时期很特殊，因此，意义非同一般：涿鹿之战发生在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建立之初，也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雏形形成初期，平定这样的叛乱直接关系到了这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雏形的存亡和发展。这是涿鹿之战值得一记的主要原因。 《逸周书·尝麦解》的记载也许是可信的，所以，后世有不少史学家采用了这段记载。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罗泌，他在所著的《路史·后纪四》中是这样转述的： “炎帝参卢，是曰榆罔，居空桑。政束务乘人而斗其捖，于是诸侯携贰，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颢，以临西方、司百工。德不能御，蚩尤产乱，逐帝而居于涿鹿，顿戟一怒，并吞亡亲。黄帝，时为有熊氏，实懋圣德，诸侯利宾之。参卢大惧，设襢于熊，黄帝乃暨力，牧神皇风后，邓伯温之徒及蚩尤氏转战，执蚩尤而诛之。于是四方之侯争辩者宾祭于熊，爰代炎辉，是为黄帝，乃封参卢于路，而崇炎帝之祀于陈。” 罗泌的转述较之《逸周书·尝麦解》的记载更为详细。第一，他告诉我们，炎帝氏族部落的首领，也就是炎帝，名叫参卢，又叫榆罔，榆罔及其氏族部落原来居住在空桑。空桑是一个地名，大致在现在的鲁西豫东地区。第二，到炎帝榆罔时期，炎帝氏族部落内部处于不稳定状态，面临分崩瓦解，这说明此时的炎帝氏族部落已经衰落了。第三，就在炎帝氏族部落处在这样的困境时期，炎帝派蚩尤去镇守山东西部，并管理工匠事宜。第四，到山东后，蚩尤接受炎帝的节制，但是，炎帝却缺乏节制蚩尤的实力，于是，蚩尤乘机起兵驱逐炎帝，这说明，炎帝和蚩尤同属一个氏族部落，他们之间是一种上下级关系；蚩尤举兵驱逐炎帝，也就是争夺氏族部落的领导权。第五，在连吃败场之后，炎帝求助于黄帝，黄帝派邓伯温等人领兵战败了蚩尤。这说明此时炎帝氏族部落已经归属了黄帝氏族部落并因此组成炎黄氏族部落联盟。第六，战胜蚩尤对于巩固和壮大以黄帝为首的氏族部落联盟有着非凡的意义，黄帝的天下共主地位由此而确定。 罗泌的这一段转述很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炎帝为战胜蚩尤而归顺黄帝并与黄帝组成炎黄氏族部落联盟，我们能否由此推断炎帝和黄帝之间是先后合作后又分裂呢？这样的联想至少可以引出两个问题：其一、是涿鹿之战促成了炎黄两个氏族部落的联合吗？其二、是先有炎帝、黄帝平定蚩尤的涿鹿之战然后才有炎帝、黄帝之间的阪泉之战吗？ 这两个问题的支撑点在第一个问题上，我们不妨用解读文本的方式来探讨这个问题。在罗泌的转述中有三处缺主语：“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颢，以临西方、司百工”，“德不能御，蚩尤产乱”。从文言文省略句子成分的一般特点来看，这里应该是承前省略主语，这个省略的主语是“炎帝参卢”。“政束务乘人而斗其捖，于是诸侯携贰，乃分正二卿”，这是说炎帝榆罔时期，炎帝氏族部落联盟领导层内部矛盾重重，以至于疏于对子氏族部落的有效控制和管理，这导致了子氏族部落的离心离德，由此引发了氏族部落联盟内部的动荡不安。在这样的特殊背景条件下，炎帝“乃分正二卿”，对氏族部落联盟的最高领导层进行了调整，确定了自己与蚩尤在氏族部落联盟内一正一副两个最高领导职务，与蚩尤共同管理氏族部落联盟。“命蚩尤宇于小颢，以临西方、司百工”，这是说在具体分配工作的时候，蚩尤被委任主持管理少昊氏的故地山东一带，这是炎帝氏族部落联盟的西部边境。到此为止，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印象：炎帝榆罔和蚩尤之间的争斗乃是炎帝氏族部落联盟，甚或是炎帝氏族部落的内部事务，我们不妨称其为“内讧”。“黄帝，时为有熊氏，实懋圣德，诸侯利宾之。参卢大惧，设襢于熊，黄帝乃暨力，牧神皇风后，邓伯温之徒及蚩尤氏转战，执蚩尤而诛之。”这是说作为新兴的天下共主，黄帝的实力和影响力正如日中天，不仅赢得了其它氏族部落的拥戴，而且，在走投无路的狼狈处境下，作为老牌天下共主的炎帝榆罔也不得不屈尊相求，这就促成了炎黄氏族部落联合，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共同战胜了蚩尤。如此说来，问题的答案似乎应该是这样的：涿鹿之战促成了炎黄氏族部落的联合，先有涿鹿之战，后有阪泉之战。 父，《说文》的训解是：“巨也，家长率教者。”这就是说父就是大的意思，指的是拥有对人行使统领、管教权力的人，即首领。后来，“父”的这个意义被“后”、“帝”所取代。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不妨也用解读文本的方式来看一看《逸周书·尝麦解》。“昔天之初，诞作二后”，这“二后”指的是谁？从“命赤帝分正二卿”的叙述来看，“赤帝”乃是“二后”之一，从“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来看，另一后应该是黄帝。“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皞”，这里承前省略了两个主语，前一个主语是黄帝，后一个主语是赤帝，也就是炎帝。“命赤帝分正二卿”，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黄帝授命赤帝分派、任命两个行政主管管理地方事宜，这说明在涿鹿之战前，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已经存在了。“命蚩尤宇于少皞”， 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赤帝任命蚩尤去少昊氏的故地山东赴任履职，这说明赤帝和蚩尤之间是一种上下级关系。联系下面叙述蚩尤举兵驱逐炎帝的情节来看，赤帝和蚩尤很可能属于同一个氏族部落，而且，他们是这个氏族部落的两个重要首领。所以，蚩尤逐赤帝应该是炎帝氏族部落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再读《路史·后纪四》所附的《蚩尤传》，我们更容易理解赤帝和蚩尤之间斗争的性质： “帝榆罔立，诸侯携，胥伐虐弱，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颢，以临西方、司百工。德不能驭，蚩尤产乱，出羊水、登九淖，以伐空桑。逐帝而居于涿鹿，兴封禅，号炎帝。” 这一段话意思是：榆罔继承炎帝地位的时候，氏族部落联盟内部的子氏族部落各自为政，以强凌弱，氏族部落联盟面临瓦解。于是，炎帝榆罔选派两名得力官员区地方上管理个子氏族部落。他任命蚩尤到少昊氏的故地山东去，分派蚩尤管理西部的子氏族部落和各种工匠。但是，蚩尤的实力和影响力太大了，炎帝榆罔更本就无法驾驭蚩尤，蚩尤乘机兴兵作乱。蚩尤反出羊水、九淖，直指炎帝榆罔的大本营空桑，把炎帝榆罔驱赶到涿鹿。之后，蚩尤取代炎帝榆罔而自称炎帝，并举行了祭告天地的封禅仪式。 这一段话说得十分明确：蚩尤驱逐炎帝榆罔，目的是取而代之，自立为氏族部落的最高首领炎帝。 那么，怎样来理解《逸周书·尝麦解》和《路史》对这段史实叙述的不同之处呢？我们认为三者之间可以互为补充，《逸周书·尝麦解》着重于交代事件发生的背景，即涿鹿之战是在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形成之后发生的，所以，作者特意在叙述之后来了一段这样的评述：“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作者认为，蚩尤兴兵驱逐炎帝，这是“以甲兵释怒”，用战争说话，述说自己内心的不满。联系前后文来看，蚩尤不满的多半是炎帝分任给自己的职务和工作。作者又认为，黄帝援助炎帝平定蚩尤之乱这是顺天意，有利于稳定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内部的稳定和有序运作，所以说平定蚩尤之乱是“用大正顺天思序”。我认为，这样的评述是紧扣涿鹿之战繁盛的背景来说的。《路史》的转述则着眼于“展示细节的真实”，补充说明《逸周书·尝麦解》叙事细节方面的不足。 《蚩尤传》的上述叙述给后世留下了一段公案：蚩尤是否就是炎帝？吕思勉等前贤经过考证以后认为阪泉和涿鹿是同一个地方，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乃是在同一个地方发生的两场战争，很可能就是同一场战争中前后两个阶段中的两场大仗。以此为一个依据，吕思勉等前贤认为炎帝和蚩尤可能就是一个人。我认为不同的人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在同一个地方进行不同的战争，在同一个地方进行不同战争的未必就是同一个人。今人刘俊男老师在其《炎帝就是蚩尤》一文中，先论述炎帝不是神农，然后从十一个方面举证论述炎帝就是蚩尤的理由。我也赞同炎帝不是神农，但并不是说炎帝和神农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我认为就单纯的名称这个意义来讲，神农和炎帝是同一氏族部落前后不同时期的首领。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从《逸周书·尝麦解》和《路史》的叙述来看，蚩尤和炎帝之间应该也有一种特殊关系：很可能，炎帝榆罔和蚩尤是同一氏族部落同一时期的两个主要首领。所以，《遁甲开山图》说：“蚩尤者，炎帝之后，与少昊治西方之金。”《路史·后纪四》说：“蚩尤姜姓，炎帝后裔也。”一般认为，榆罔是神农、炎帝家族的末代首领，而蚩尤则与榆罔同时，这与《遁甲开山图》、《路史》说蚩尤是炎帝的后裔并不矛盾。从《蚩尤传》来看，蚩尤有过逐炎帝榆罔而自立为炎帝的举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蚩尤是众多的炎帝中的一个，言蚩尤冢是炎帝陵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以此断定蚩尤就是与黄帝同时代的炎帝而直言炎帝就是蚩尤，这是不恰当的。 蚩尤与炎帝同属一个氏族部落，蚩尤乃是炎帝氏族部落的后裔，其族源、出生地及早年活动地、活动范围及“牛首人身”的形象的相同乃至重叠实属正常。当炎帝氏族部落归顺黄帝氏族部落并由此组成炎黄氏族部落联盟以后，作为炎帝氏族部落的后裔及炎黄氏族部落联盟的一个中成员，从职业上来说也好，从职务上说也好，蚩尤从事于炎帝相同的工作，这也是正常的现象。当蚩尤与黄帝交恶的时候，蚩尤秉承氏族部落的传统以火攻黄帝，与黄帝以谴责炎帝氏族部落的罪状去谴责蚩尤，这也属正常现象：蚩尤不是炎帝氏族部落的吗？这些都蚩尤与炎帝相同的方面。在古籍中，蚩尤主兵，是战神，蚩尤主法主罚，德合荧惑星，即火星，所以，与火星相对应的炎帝，也体现了蚩尤的特征。但是，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到古代人帝陪天帝、人间帝王的臣佐陪人间帝王的祭祀体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作为神灵的炎帝和蚩尤在古人的表述中还是有区别的。《淮南子·天文训》说：“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这段叙述告诉我们：炎帝是天帝，在星宿上表现为太阳，人间帝王炎帝与之相配受祭，朱明是人间帝王炎帝的臣佐（一说朱明是夏季的另一种说法），与人间帝王炎帝相配受祭，在星宿上表现为荧惑星，荧惑星就是火星。这样的表述暗合炎帝与蚩尤的关系：在南方天宇的星宿，太阳和火星一主一次，与炎帝和蚩尤的一主一次的关系一样。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在叙述炎帝、黄帝、蚩尤三者之间的关系时，他的政治倾向性十分明显：以黄帝为正统，在叙事时始终以黄帝为本位和中心，故不惜使用春秋笔法。你看，言炎帝，则称其“侵陵诸侯”，言蚩尤，则称其“作乱，不用帝命”，而且是“最为暴”，特别是司马迁前面说“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后面又说，在这样的敏感时期，“轩辕乃修徳振兵”，其言外之意就是炎帝无德，炎帝失德。司马迁更本就没有以炎帝为本位来纪事。既然已经在做了这样的铺垫，司马迁为什么还要讳言黄帝啥蚩尤呢？没有必要，事实上，司马迁并没有讳言黄帝杀蚩尤，你看，他不是说黄帝“遂禽杀蚩尤”吗？既然如此，我认为，说司马迁为避免轩辕黄帝有“犯了弑君之罪”之嫌而有意识的将本为同一个人的炎帝、蚩尤分为两个人来叙述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怎样来表述炎帝和蚩尤之间的关系才比较合适呢？我觉得这个答案可以这样来写：炎帝和蚩尤是同一氏族部落同一时期的两个主要首领，蚩尤曾一度驱逐炎帝榆罔自立为炎帝，这是涿鹿之战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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