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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仍是“胶东年味记忆”话题系列，这次的讲述者是来自烟台栖霞的孙立奇。孙立奇，1979年出生于栖霞。栖霞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学语文教师，作品多次在报刊及网络专栏发表等发表。下面就听听他对于“年”的感触。） 
小时候，最盼望的就是“过年”。年在中国传统节日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对于孩子来讲，年意味着放鞭炮、吃好吃的、玩好玩的，最重要的是没人催着写作业。在我记忆里，上世纪八十年代，生活还不富裕。家家户户走亲访友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那时候“大金鹿”可谓住家过日子，远程短途必备工具。我的父母都是工人，家里拥有两辆“大金鹿”，好像生活的还不错。每年初一早晨，天蒙蒙亮，父母就会骑着“大金鹿”带着我跟哥哥一同回老家走亲戚。最初是妈妈在后座上绑一根木杠，木杠两头栓两个“面条筐”，我跟哥哥一人一根筐倒也舒适。爸爸载着回老家的礼物，据说两斤桃酥，两瓶酒就能走好多家亲戚，至今我也不清楚是怎么个走法，是不是应用到非常高深的数学公式就不得而知了。
后来，我跟哥哥逐渐长大了，那个筐已经容纳不下我们了，父母会在自行车大梁上缠上布条，让我们分别坐在两辆车的大梁上。从栖霞城里到老家大约有六十里路，途中除了上坡就是下坡，坡度很大，很长。上坡时，我跟哥哥随父母一起步行，在后面帮着推车，到了坡顶，满头大汗，回头看看走过的路颇有一份骄傲与豪迈。上车后，随着“滋滋”的车轮压着泥土的声音，感觉微微凉风往衣缝里钻，一阵清爽发自内心的舒畅。刚消了汗，又到了上坡的时候，如同人生总是在波峰波谷间起起伏伏。就这样，说着，笑着，闹着，偶尔屁股坐疼了还可以小幅度的做点小动作，这时候，妈妈就会轻斥道：“老实点”，可屁股根本不听指挥，依旧悄悄地挪来挪去，似乎这样可以转移注意力忽视皮肉的疼痛。路上如果偶遇同学那就更热闹了，两家作伴，自行车也能骑出风驰电掣的感觉。晌午，到了爷爷奶奶家里，挨个拜年后，小心翼翼地将两元压岁钱叠放在衣兜里，虽然最终所有的压岁钱都要上交，但揣在兜中的那份踏实、喜悦毕竟曾经拥有过。所有亲戚中好像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孩子都给两元压岁钱，多一分不多，少一分不少，整个正月下来，兜里只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钱是真的，其它都是左边兜里进去，右面兜里出去。当然，孩子是不会在意钱的来处与去处的，只要有，那份快乐就是最大的心意。
正月，最喜欢与小伙伴们一起放鞭炮，拿出一盘鞭炮，小心的挨个拆开，装着满满一布兜。鞭线有的药量足，燃烧特别快，有的药量少，燃烧速度就慢。遇到燃烧快的，把鞭炮放地上，用香头点上，只听“刺刺”的声响，这时来不及起身跑开，要赶紧转身，背对鞭炮，猫着腰快跑，往往没走几步就响了。燃烧慢的还可以用大拇指、食指捏住鞭线，在手中点燃，然后使劲向远处扔去，只听远处传来一声“啪”的声音，偶尔还会传来“嘎嘎”的鸭叫声、鹅叫声，那我们就会撒腿就跑，直到上气不接下气跑远了，才停下来面面相觑哈哈大笑。以前交通不便，过年走亲戚多半要在亲戚家住一晚的。当时年幼以为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现在想来，恐怕也是因为路途遥远，平日里忙于生计，相聚实属不易。晚上爸爸和各位叔叔伯伯都会抽烟喝酒，谈论着张三家里娶媳妇了，李四的姑娘出阁了，王五家小子挺争气到城里上班了。夜深了，家家户户依然热热闹闹，恍惚中，鸡、鱼、肉等平时很多看不见的饭菜都模模糊糊变成烟雾在空中交错、糅合，变成一个个喜庆的大写“年”字。
三十年如白驹过隙，人们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的“大金鹿”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宽阔的柏油路上各种车辆像风一样疾驰奔跑。孩子的压岁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二百、四百、六百……鼓鼓的钱包无法表达长辈对孩子的期望与祝福，似乎压岁钱的数额与成才有出息成正比。每年声声爆竹只是为了炫耀财富的多少，门前鞭炮纸堆的厚薄赋予新的含义。小哥俩对着玻璃哈口气，用冻的通红的小手努力让玻璃更明亮、洁净已定格为记忆中的老照片，取而代之的是家政人员一阵忙碌后点着钞票说声下次再会。除夕夜，人们已经不再十二点钟守岁问好，不再吃芋头吃意合菜，不再走亲访友去拜年。电话、网络拜年已经成为主流。腊月二十八，与儿子回老家过年的途中，我问儿子印象中的“过年”用几个关键词概括怎么说？儿子认真思考了一下，回答说：“春晚、上网、睡觉”。我不由想起了曾经看到的一幅漫画，画中四个人围着一张桌子，每个人在看手中的手机，桌子中间摆着一个路由器，标题是“一个互联网隔着千山万水”。当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群小伙伴正围着一堆火，放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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