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山高师班

方长哲摄影

今天的乐山师院，前身是乐山师专，师专的初创期，乃高师班。乐山之有高师班，始于文革结束恢复高考。

一所地方办的高校，较之国家级或省属高校，原本是不吃香的。我77年高考，第一志愿填的是武汉大学，顺序而下填了山东、四川，何尝考虑过乐山高师班。后因政审没有过关，第二年便反填志愿，从最低往最高报，第一志愿就填了乐山高师班。当时的想法是，文科录取线是275分，我考了330分，父亲的右派又摘帽了，以如此分数报如此大学，说上天也该录取了吧。

结果刚刚上线而填报泸州医专的考生，很早就接到通知走了，我却迟迟没有动静。直到已经近乎绝望，才突然收到通知。报到时间定在78年11月13日，别的学校早开学了，我们才走进校门。谁知去了一看，又临时通知顺延至26日才能正式开课。但该学期放假却保持正常，所以第一学期实际行课时间，只有大概五十多天，不足两月。

学校校址就设在高西门外的西湖塘，校址旧为乐山师范学校所有，高师班一成立，就把师范校挤到后面的山上去了，半坡以下从此归属高师班所有，再扩大而为师专，为师院，面积扩大至数倍不止。此乃后话。

报到第一天，安排住宿，宿舍竟然是腾空的教室，78级中文系只招了一个班，一间教室就足以容纳所有男生。床是上下铺，虽然简陋，却给每人配了一张课桌。

饭堂是新搭建的，比起我读初中时乐山文庙的大成殿来，完全不成规模。因为是师范学校，读书免费，伙食免费，每月还能领取2至3元的助学金。所以尽管是挤在一个狭小的饭堂里吃饭，八人一桌，气氛还是很热烈的。从学生组成来看，绝大多数人进校前都是农民，其余少数是工人，能读大学，便犹如跳了龙门，心情都是很舒畅的。

不久，好像是从数学系那边发起，组织了一次签名活动。起因是有同学通过与外校同学联系，发现乐山高师班的录取分数，高于省内许多本科大学的录取分数，要求省教厅将乐山高师班升级为本科，大家都签了名。签名中，大家彼此询问，才知道同学中有考400分的，这个分数搁在当年，那是能上北大清华的。我问过一位川师的朋友，他的高考成绩是290分。这样一比较，栽到乐山高师班这个坑里来的，不少人其实都是可以被本科录取的。之所以避高就低，原因是多方面的。归根结底一点，就是太想改变身份了，深怕出现意外。等到录取之后，以高分而读专科，当然有些后悔，甚而心有不甘，于是想到签名请愿，意图一搏。

这件事后来有始无终，不了了之。

这一届的高师学生，大多是老三届的高初中毕业生，最大年纪有30出头的，不少同学是娃儿他爹或娃儿他妈，有的甚至生了三个孩子。但这一届的学生，也特别勤奋，有高度的学习自觉意识，很喜欢和老师交流，从某种程度上说，师生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从乐山地区下属区县中学紧急抽调来的，是地方学校的教学骨干，顶尖高手。教写作的赵奇老师，就来自犍为一中；康绳法老师教古汉语，来自乐山一中；陈万睦教外国文学，来自高级中学；刘世钰教教育学，来自五通桥中。甚至昨天还在抄手店包抄手的职工，几天后便已经站在讲台上了。

赵奇老师的调动很具有代表性和戏剧性。上面的调令已经到了犍为县，县里就是抗着不放人，反而下达紧急通知，把他从农村中学调到犍为一中。拖到78年10月底，眼瞅着招来的学生开不了学，上面发了火，县教育局这才打电话把他叫到局长办公室。局长徐孝盛一见他就大声说：“赵奇，快走！我们放人。”赵奇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作不解状。逼得徐局长只好明说：“地委书记对县委甘书记说了，甘玉元，你再不放赵奇，你要犯错误了！甘书记就拿这话对我说，徐孝盛，你再不放赵奇，你要犯错误了！总之一句话，犍为不能留你，你还是快走吧。”

11月初，赵奇来到乐山，学校要求他马上上课。当时条件简陋，他后来回忆说：“没有图书馆，只有一间教室里有几架书，全无用处；没有教材，只有一本不成器的参考书。我什么也不指望了，调动一切储备，连夜备课，写讲义，印资料，到校第三天就上了讲台。”

当时乐山教育学院高师班，1977和1978中文系各有一个班级，分在两处上课。77级在城外原乐山高级中学旧址，78级在西湖塘乐山师范学校校址。赵老师给我们78级上的第一堂课，在讲述了写作的常规要求之后，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当你接到录取通知的时候》。

这样的命题真是太有感了！所有学生都来自基层，尤其是来自乡村的知青和回乡知青，无不渴望通过高考改变自身命运，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高考，又终于考上了大学。那一年的录取率是7%，淘汰率高达93%。这样的经历，犹如一场搏杀，惊心动魄，险象环生，一旦话匣子打开，谁没有千言万语想要倾诉？

我的这篇作文，赵老师后来评价颇高，以为文笔老道，不同于一般学生作文。

这句评语我记了一辈子，它对于我的鼓励和影响，至大至远。从这个意义说，三年师专没有白读。

处在当年那样的特殊时期，担任高师教学的老师，都资历不足，也非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固然不能与名校名师相提并论，但都兢兢业业，彬彬有礼。他们都知道，坐在讲台下的这批学子，和他们教了一辈子的学生，差异很大。这些人在基层摸爬滚打十来年，个个历练了一身本领，是从尖子中挑选出来的尖子，虽不能说都是人中之龙，但勤奋刻苦，思维敏捷，思想解放是这批人共同的特征。

双方共处，老师无盛气凌人之态，学生有礼貌尊师之风。彼此间之随和乃至随便，是此前此后的学生很少见的。

教《教育学》的刘世钰，印象中总是坐着上课，且右手食指与中指间，一支香烟时时缭绕，不绝于缕，前一支烟尚未燃尽，后一支烟又来续上。同样也抽纸烟的陈万睦，却能克制自己，上课时间是不吸烟的。他讲外国文学，有一个习惯动作，每当要展开议论时，都要揎袖露臂，瞪大眼睛说：“下面听我阐述。”我们当然只能听他阐述了。不过到了下课，他便松弛下来。又因为是连堂课，中途课间休息并不去办公室，就呆在教室，为提振精神，是要抽支烟的，如果旁边有学生与他交谈，他会询问：“你抽一支？”于是两人或者三人，就一同在教室里抽起来了。万睦老师抽的是云南的“碧鸡”，从不更换。在袅袅青烟中，一股很浓的香精味，便在整个教室里弥散开来。

我毕业后，有段时间也抽碧鸡，就是受了万睦老师的影响。而正面的帮助，也是万睦老师给的。当年的乐山地区，有本刊物叫《沫水》，主编周纲，就住在新村电影院对面的文化局宿舍，恰好与陈万睦老师是邻居。有天，陈老师讲课时，顺口说了几句，大意是同学们如果想要投稿，他可以代为转达。我的第一篇稿件，没走邮局，就是通过陈老师转交给周纲主编的。

在高师读书的日子，学习是很轻松的。没有太多的作业，更多的时间是用来读书，读中外名著，读古典文学，读文学史料。教古汉语的康绳法老师，用的是王力编写的教材，附录有许多经典篇章，按规定是要求熟读甚至背诵的。这个就比较费时间了，所以康老师的学科，是花时间最多的学科。康老师治学严谨，他的讲解严到毫不通融，甚而有点拘泥。有次讲《醉翁亭记》，他居然采用古法诵读，正式范读前，他先将教室前后门关好，又拿所有窗户逐一紧闭，确保能形成共鸣，这才运气发声，抑扬顿挫地朗读起来。

这种诵读方法，我没学会，在几十年的教书生涯中，也从不敢在课堂上付诸实践。

康老师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不苟言笑，相处数年，没见他流露过开怀的笑容。

教古典文学的毛老师，是另一个类型，性格温和，斯文儒雅。有个女生写了一个剧本《青锋剑》，想听听他的意见。毛老师在接过剧本前说了一句话：“如果你不认为是问道于盲的话，我也可以提供我的意见。”

我读朱东润的历代文选时，也曾经请教过毛老师。文本中有个词“望”，我问是哪一天，毛老师说：阴历十五。我说你怎么知道？毛老师说：古籍文献中，某些特殊日子是有特定名称的，如阴历初一叫“朔”，十五叫“望”，十六称“既望”，最后一天叫“晦”。这个解答让我终生受益，连带将上弦、下弦、江左、江右、江阴、汉阳等等都弄了个明白。

毛老师的温和，也让我们看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高压过后的谨慎。康绳法在乐山一中被打成牛鬼蛇神，是挨过斗的；毛老师是否曾经挨斗不清楚，但他对有件事的处理方式，说明几十年来的环境，是给他留下了阴影的。有次考试成绩发下来后，我跟随两个耍得好的同学去了毛老师家。他们拿出试卷，认为其中有些试题的评分不太公正，要求重新批改。毛老师分别问两人应该多少，一个得70多分的同学说，怎么说也该85分吧。另一个80多分的同学要求改为92分。毛老师都按他们说的分数做了相应更改。见我没有说话，又掉头问我：“你的怎么改？”我说我已经96分了，不必改。

当时的老师，大体都是很客气的，并不和学生争执。但也有个别金刚怒目似的老师，偶尔会与学生冲突。有位老师哲学课上讲辩证法，一个读了康德、黑格尔的同学不能苟同，举手后站起身来，口若悬河地进行辩驳。老师无法让他闭嘴，不免有点气急，指斥他说：“你就是一架疯狂的钢琴！”

这样的事情是极个别现象，通常情况，师生关系都非常和谐。甚至有老师夸赞78级这一届学生说，你们的知识能力，是后无来者。

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但好话是谁都爱听的。很快，三年的读书时间居然就临近结束了。先是去学校实习，大多数同学读大学前，原本就是民办教师，上讲台不过是前度刘郎，所以一般都不存在困难。真正不能把握的倒是接踵而来的毕业分配。带薪学习的同学，毕业去向是明确的，都是哪儿来哪儿去；有关系有后门的自然也心中有数，无须犯愁；唯独清清白白的素人，只能将命运交到有关机构手中，任人摆布，听天由命了。

班上最年轻的齐军，分配去了会理铜矿。有人回了峨边，有人去了渡口。当时认为分配得比较好的单位，是乐山师范、沙湾轧辊厂、教育学院。

在所有分配去向中，留校被公认为是最荣耀的。物理系有个同学，原本已经确定留校，但临到分配名单公布时，却突然遭遇替换，你叫人情何以堪！这种伤害划下的创痕，没齿难忘。他后来的人生奋斗璀璨辉煌，母校也以他深感为荣，他却从不承认自己毕业于乐山高师。

我遭遇的分配形式，属于折磨人的一种。别人是由学校发给派遣证，直接到工作单位报到；我与部分同学，则是先分回乐山市市中区，再由区教育局分配到具体学校。我们因为是专科毕业，再过半年，便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本科毕业生，所以区教育局私下决定，把城内各所中学的教师编制，留给本科，而将专科毕业生全部分往乡区高中。但个别有关系的，并不受此限制，有个数学系毕业的同学，便分配在五通桥中。

面对这种歧视与不公，无处喊冤，喊也没用。我是从乡下考入大学的，在农村当了十年知青，如今分到乡区中学，感觉又当农民去了。那是个炎热的七月，我到茅桥高中报到，走在红泥巴路上，心情非常不爽。两年后，我离开了茅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