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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夕阳收起最后一抹余辉时，小区门口一对卖红薯面条的夫妇就开始出摊了。摊位不大，但前来品尝者络绎不绝。 如今，用红薯做成的食品成了餐桌上的稀罕物。 夏秋之交，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入目的翠绿遍布在成片的地块里。绿茵铺地，像地毯更像一地的翡翠。看起来它们远没有玉米、烟叶高大，甚至还不及黄豆、绿豆的一半。其实，它们的身长不只是豆类的好几倍，就连最高大的玉米也比不过它们。它们只是舍不得让身躯离开多情的土地，就匍匐与地，每天和大地同呼吸。它们也不像玉米和豆类那样炫耀，把果实挂在身上，更不像高粱那么显摆，把果实举在头顶。而是遮着盖着还嫌不够，干脆埋进了土里，只等收获时才给农人们一个惊喜。 这种植物就是红薯哟，多么质朴，质朴得简直有点傻里傻气。可就是这种植物，不讲地瘐地薄，只要剪下一节枝蔓埋在土里，它就会在那里安身立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红薯比什么庄稼产量都高，因而就成了困难时期人们的救命粮。过去农村有句俗语“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这可是当时真实的生活写照。 那时候，每顿饭都离不开红薯。煮红薯、蒸红薯、烧红薯，熬的玉米粥里放红薯，还用红薯面做窝头，用红薯面做面条、做“蛤蟆蝌蚪”。在红薯面里加上麦面再加点热水煮一煮，就可以擀成面条了，纯粹用红薯面就擀不成了，只能做成“蛤蟆蝌蚪”。用铁钉在一块薄铁皮上钻出密密麻麻的孔，粗糙的一面对着锅，用和好的面在光滑的一面上揉搓，从孔里漏到锅里的面就叫“蛤蟆蝌蚪”，因为它们的形状很像小蝌蚪。不论是红薯面条还是“蛤蟆蝌蚪”，都要放上鲜红薯叶，煮熟后用凉水过一下，然后泼上食香蒜汁，吃起来是很爽口的。 红薯和红薯面做成的食品吃多了胃就受不了，吐酸水甚至胃痛，但又吃不到别的东西，难受也还得吃。记得奶奶经常难受时就吃一些苏打粉来缓解。 那时候，种红薯是很多的，大概占秋作物的三分之二吧。 大雁南飞了，雨水少多了，河水变清了，天上的云朵也没有夏天多了，天显得格外高、格外蓝。秋风刮了一场又一场，把树叶刮黄了。又是一场秋风，早上起来黄叶落了一地，满地绿色的红薯叶一夜间都变成了黑色。原来是霜降了，该出红薯了。秋收中最苦最累的活儿就是出红薯了。 出红薯的工具是三齿耙，形状就像“m”，一握上它们就很想发鼻音。出红薯时，一般是妇女和小孩儿在前边割秧，男人们握着三齿耙在后面刨。刨出的红薯棵要在留出的秧子上扎成把，一把红薯大概有五六斤重，拉回来后要放到村头的红薯窖里，要吃到来年的春天。扎不成把的或者是耙齿划伤的就要切成片，晒干了磨面吃。 切红薯片的工具是专用的，在一块长条形的木板顶端部分挖一条窄长的小缝，并在此处钉上刀片。使用时，把木板放在板凳上，操作者屁股坐在上面以保持稳定，然后左手接递上来的红薯，右手拿着红薯来回在刀片处擦动，红薯就变成了片从木板的缝隙处像飞花一样哗啦啦地流向板凳前的篮子里。切片的速度很快，几分钟就是一篮子，要几个人不停地提走撒向地里。切红薯一般是在晚上，夜幕中看不太清楚，撒到地里的薯片好多就压成了摞，把这些摞拨弄开就成了孩子们的活儿。 我很害怕干这个活儿，天刚蒙蒙亮就被父亲揪了起来被撵到了地里。薯片上有霜，手触到很凉，于是就找来一根木棍，睡眼朦胧中不停地拨弄。到薯片晒干了去收时，会发现还有压摞的没有干透，父亲就会照我的屁股拍上一又巴掌或是踹上一脚，呵斥我干活不用心。我也害怕半夜里被叫醒去拾薯片，这时候往往是下雨了，就是没晒干也要先拾回来。晒薯片时最怕连阴雨，连阴几天拾回来的薯片在屋里凉着也会发霉烂掉。 寒假里经常早上到刨过红薯的地里溜红薯。去时很不情愿，是父亲逼的。可到了地里就不一样了，三三两两的几个小伙伴聚到一块，再打打闹闹，就不感觉冷了，心也就舒畅了。溜红薯是沙里淘金的活儿，不是每耙下去都有收获，弯腰刨上好一阵才能见到一个，如果刨上三五下就能见到三两个，那会高兴得不得了。太阳升起的时候，娘就会扯着嗓子在村头唤我回去吃饭，当然别人的娘也会这样，听到喊声我们就收家伙回家了。在路上我们比谁溜得多、溜的个头大。欢笑声把树上的麻雀惊得扑棱棱地都飞走了。 红薯也用来磨粉然后做成粉条。那时候粉条是稀罕物，只有来客时才舍得吃上一点。做粉条时，孩子们会站在一旁观看。不仅是看热闹，还希望能吃到挂不上秆的碎粉条。将碎粉条从热锅里捞出来，盛上一碗，浇上蒜汁，吃起来真过瘾，可比现在的鱼翅好吃多了。 曾几何时，红薯从农村的餐桌上退出了，成片成片的红薯地不见了，偶尔有那么一小块，主人也是为了种一点调调胃口。据说，有人把我们当地鲜嫩的红薯叶拿到上海卖，还给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皇后菜”，结果大受欢迎。说不定红薯还会身价倍增，我有可能还会看到红薯地那满目的翠绿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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