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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林 七八十年代看露天电影是我童年时的最盛大节日。
那年月，农村文化生活十分匮乏，看电影就成了大家的最大的娱乐方式。那时我们乡有20来个大队，每年有数的几场电影，各队轮着放，乡里有专职放映员。 放电影的地点，通常选在生产队的场里。在本村看电影最热闹也最高兴，无论大人孩子那可是真正的主人，整个村子都沸腾了。天一抹黑，村子里的老老少少都聚集在生产队的院里，一个个兴致勃勃。赶上好片子，外村的人都赶来看。当然，等外村的人赶到，居中靠前的黄金地带早就让本村的人霸占了。 那些来晚的外村人只好站在人堆的后面，有的孩子看不着，只得骑在随同来的大人的脖颈上看，实在没办法，也有干脆跑到银幕后边看的。 我看电影的瘾特别大，一听说哪个村子有电影，都乐癫痫了。去外村看电影，父亲不去，更不过问，跟母亲说一声就走，年纪小的时候，就是比我大三岁的哥哥阻止不让去，也不让跟着他去，主要是他怕管我，自己看不好。因为偷着去，在半道上让哥哥打回家是经常的事。 记忆中，感觉二姨家的海战大哥对我最好，他常骑自行车驮我去看电影。不过，平时也得经常拍他的马屁，他去捡柴禾我得帮他的忙，他家喝红芋糊涂，我得下到他家的窖里去拾，他在上面则把装满的箢子拉上来。 看露天电影很辛苦，尤其大冬天，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脚冻得像猫咬似的，一到换下一本片子的间歇，大伙的跺脚声此起彼伏，非常之壮观。四大爷也经常领我去外村看电影。记得一年冬天，四大爷领我去隔壁大队看电影《少林寺》，我刚看不到一个小时就睡着了，醒来发现自己被裹在四大伯随身穿的大羊皮袄里。 四大伯紧紧地抱着我，哆嗦着躲在背风的墙角看，我醒来的第一句话就问“大爷，演到哪儿了？”。看电影时，晚上突然来雨也很闹心，小一点的雨电影还能坚持放映，雨大一点没看完就不演了，好不容易看一场电影，有头无尾的没看明白，顶着雨往家跑，我们也会抱怨老天的不公。 去外村看电影，也会有个意外什么的。
记得有一次，去离我们队只有两里地远的大队看电影，路过村东头一家，没提防身后一条偷下口的死狗，忽地扑将上来，咬伤了我的右腿肚子，叔伯三哥哈腰拣起坷垃头子向狗揍去，狗跑掉了。我忍着痛还是看了那场电影。 那场电影是苏联影片《列宁在1918》，影片里有句台词，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这句台词一时间也成为了人们的口头禅，这并不奇怪，因为这句台词也切合了当时物质匮乏的中国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就是在今天，有的人抱怨工作条件差，生活艰苦，也会有人善意地宽慰他“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的。” 狗咬伤的当晚回到家里，我也没敢吱声，伤口两三天就好了。几天后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三哥悄悄地叫我到他家，见几位叔兄弟蹲在锅屋里，锅里飘出醉人的肉香。原来他们把咬伤我的那条狗打死捞回来炖了。
应该说，那时看露天电影，是我小时候接触外部世界唯一的直观方式，电影中的有些人物至今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那个年代里，露天电影给无数贫穷的人们带来了欢乐，也让我们记住了一个时代的故事。 电影放映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瞪大眼睛，生怕漏掉一句台词，我们为影片中的人物欢欣、流泪、愤恨、担忧。我们对事物的是非判别就是通过电影一点点建立起来的。对我们影响最深的是战斗片和侦探片，因为第二天，我们便可以充分模仿影片中的情节排演我们自己的电影。在“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冲啊！”的一片叫喊声中，玉米或高粱秸秆，会像敌人中弹一样倒伏在地上，而我们这些“英勇战士”也常在屯里看青人的叫骂追逐之下，仓皇逃奔。
电视渐渐普及后，露天电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别说农村，就是以前城里门可罗雀的电影院也“门前冷落鞍马歇”，这当然是物质和文化生活极大丰富社会不断进步的结果。但露天电影对于我，那些充满童趣的往事，却仍留在我记忆的深处。我怀念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的日子，我难忘小时候那份纯朴那份快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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