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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影赏评┆《山南水北》的轻与重

 魔弹文化 2020-07-15

《山南水北》

作者:韩少功

记录了对

山野自然和民间底层

的深入体察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一书的开篇谈到文学的“轻”的风格时说过:

文学作为一种生存功能,为了对生存之重作出反应而去寻找轻。

同时,伴随这种“反应”而来延展在写作中的深思之“轻”可以使任何“轻浮显得沉闷和沉重”。比如,奉行伊壁鸠鲁哲学的卢克莱修就超越了世俗的享乐主义直接“触动了智性的深沉”,享乐主义结果获得哲学的深与重。

依照卡尔维诺的逻辑,不难看出文学中的“轻”能够使“轻浮显得沉闷和沉重”,包括写作者的才华在内,似乎一种对语言的“轻”的风格的追求原本就显示了它的美学经营的重点所在,因而“轻”总能读解为“生存之重”的文学的“生存功能”的形式。

在我看来,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大抵可以验证卡尔维诺关于“轻”的美学原则的有效性和可应用性。

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山南水北》是一部有意使“轻浮显得沉闷和沉重”的作品。

我的意思毋宁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山南水北》就是在力图反抗“轻浮”,反抗轻浮之伪装为“沉闷和沉重”中获得了对“文学作为一种生存功能”之重的新理解。

《山南水北》写湖南汨罗一个叫“八溪峒”地方的山山水水,写山山水水边的人事,也关乎东与西、传统与现代。

此种山水因为与一个著名的文人骚客屈原密切相关,让读者更愿意从中去探寻某些一时难以说得清、道得明的历史纠葛,也许那就是传统的影响和影响的焦虑使之然。

韩少功从长沙辗转到汨罗,从汨罗辗转到长沙,复而辗转到海口,再从海口折回汨罗,他曾在小说《马桥词典》当中以词典的形式结撰出楚文化的一片地域在20世纪的中国一部分可歌可泣、一部分不可歌可泣的故事,他以此来纪念与他的知青生活血肉相连的“马桥村”岁月。

而现在,这些故事再次穿上词语编织而就的衣裳继续游走(似乎也是轻盈地飞翔)在《山南水北》的字里行间,将那些利用方言、地域、血缘、风情、风俗甚至还有风景等定格的生活方式、人生世态悄然带入一个新世纪,这个你我他都置身的21世纪。

《山南水北》中的“八溪峒”人不会有太多优裕乘着想象的翅膀跨越一个千禧年,把丝丝缕缕属于20世纪的回忆彻底抖落在20世纪,让历史回归历史让未来走向未来。

21世纪的“八溪峒”人仍沿着“马桥村”人的步履挺进在故乡的山南与水北,他们不能也无法停止生活的脚步,他们虽然告别了20世纪,却不能从“八溪峒”有形无形的牵囿当中逃逸。他们还完全活在“马桥村”式的传统的天空。

可是,到底《山南水北》不是《马桥词典》的世纪翻版。

如果说《马桥词典》充满历史的幽冥意识,小说中的“马桥村”总是胶着于从文化习俗断裂而出新的生活憧憬的矛盾的话,《山南水北》则是直面这种尴尬,直面这种因现代生活而被“扭曲”到习惯“扭曲”的芸芸众生的灵魂,自有突出人性受多重面影交织摆布的企图。

《山南水北》写“拍眼珠”的死刑,写乱相迭出的乡民的笑,写村口的神树,写迷信的船老板,写猎户入山,写神医塌鼻子,写装卫星天线的杀猪佬,写乡民的爱面子,写抗税的刺头……,散文中的“八溪峒”乃是可以“窥一斑见全豹”地揭示出乡土中国因为现代社会变迁所致的蜕变与新生,它不可不用浴火重生的心理定势去解释适者生存原则的普遍实用性和实用性背后的残忍。于是,那些看似普通的人事现象的深层每每涌动着人们抉择的无赖、不能承受的诱惑之种种暗潮。

《山南水北》始终无大事,这里最大的事情是俗之又俗的生活、乡土中国走向现代的各式各样的生活(它可能表现为乡村主动或被动地走向城市适应城市),它却又是在纯粹的凡俗当中见出其内里的脉动——生活本是如此,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如此这般的生活!它的最大的真实在于还原了一种原生态的乡村生活被现代社会变迁打破,一切为实用法则统摄的乡村底层的精神“荒芜”,没有找到方向感的乡村好比没有归属的异乡人只能反认他乡是故乡,结果他们有狡黠的青年后生,有世故的老人,终究却不能摒弃一副副乡愿者的面孔——尽管我们能看到对于“八溪峒”的“很多农民(特别是中老年)来说,山村是他们的过去,也是他们的未来……他们满足于天地一隅的温饱,并无征服山外世界的野心”。惟其如此,在《气死屈原》篇里,作者对山民充满小农意识的一番感慨和审度才会格外触动读者的心灵,让人深思一个塑造了古朴传说、塑造神奇人物的文化地域面对现代文明的洗礼为何造血机制每每不足,为何再也没有古风犹存和林下风韵的佳话?

也许正因为韩少功太熟稔他笔下的世界,他才不会以过分猎奇的笔触去描写、述绎曾洒下青春的汗水的这一片土地,这里不再有浓抹重彩楚文学的激情和浪漫,剩下的是现实抉择的乡土中国和乡土中国的现实抉择,作者娓娓道来乡民的农事劳作和围绕着这些农事劳作的休养生息(有生老病死,有悲欢离合,更多的是鸡零狗碎的家长里短)的点滴完全契合了他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之后对农村的预想。而当他重新回到乡村,这样的预想很快为具体的经验所填充,以至于他会相信他的见闻就是一个地道的乡下子民的见闻,并且多少流露出他能够重新融入这样的乡村世界达到理解乡民的自信。当着这种自信的痕迹越发清晰,他的笔触就越发轻盈。

受着这种“轻盈”风格的促发,他反而把观察、思考乡村当作自己的乡村生活最有意义的内容,结果旅居乡村竟然成为作为城市人的韩少功乡村发现的全部动力。

无疑,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乡村叙事,它因与作者城市生活的勾联适度彰显出类似的来自城市的乡村观察者面对处于社会变迁十字路口的乡村展现出的所有智慧、勇气和情感。

在《山南水北》当中,我们不难发现诗意,发现诗意像全书开篇所谓的“扑进画框”一样扑进作者同样不失诗意的乡村叙事,但是当这样的诗意并不意味城市生活皆浊而“八溪峒”未曾浊(或者意味着作者对“举世皆浊我未浊”人格的现代处理?)的时候,诗意终究会暂时失效并让度于作者的批评智慧和勇气。这大概是作为纪实性作品的《山南水北》的轻与重吧。

- 作者 -

刘涵之,文学博士,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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