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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访谈|韩少功:作家要有天马行空的气度

 向度文化 2020-12-17

 本访谈首发于《向度》第八期,有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收藏限量版纸刊。


采访:胡竹峰,1984年生于安徽岳西。迄今为止,在台湾与大陆地区出版有《空杯集》《墨团花册》《衣饭书》《豆绿与美人霁》《旧味》《不知味集》《民国的腔调》等散文随笔集,也有作品见于《山花》《天涯》《散文选刊》《人民文学》等杂志。

访谈嘉宾:韩少功,湖南长沙人,1953年生,著名作家。 1985年倡导“寻根文学”,发表《文学的根》,提出“寻根”口号。这一时期代表作有《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等,表现了向民族历史文化深层汲取力量的趋向,饱含深厚的文化哲学意蕴。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引起各方争论。新世纪创作的长篇小说《暗示》、《日夜书》等均产生了不小反响。另外,韩少功散文在当代独树一帜,《性而上的迷失》、《完美的假定》、《山南水北》、《革命后记》等作品既有形式美感,又以思想见长。曾获境内外奖项多次。主要有:1980年、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2002年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2007年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杰出作家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等。作品分别以十多种外国文字共三十多种在境外出版。另有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数种。

访谈背景:2015年6月28日,韩少功来安徽参加笔会之际,胡竹峰与他有了这样一番闲谈。


作家要有天马行空的气度

——韩少功访谈

□胡竹峰

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起来蛮滋润

胡竹峰(以下简称胡):道可道,非常道。你来说说韩少功是谁吧。作品集的“韩少功”和八溪峒那个务农的“韩少功”是一个人吗?

韩少功(以下简称韩):韩少功是谁,我也不知道,是坐在你面前的这个老汉,也是印在书上的照片中的年轻人。关于写作和务农,一个人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你不觉得有内在的统一性吗?我特别喜欢有体力劳动的状态,对脑子是一种很好的休息,也是对大脑的滋养。总是那么紧张也不好,一张一弛嘛。换换生活的节奏,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起来,其实是蛮滋润的。

胡:当年从海南到八溪峒,表面看,是退,可以理解是以退为进,不是说你要进取什么,有什么企图,而是说退到一个安静的冷静的旁观的状态,去看一些东西。

韩:对,有时候近距离看事物是模糊的,你要拉开一个中景,甚至一个远景,这样会更准确些。但并不是说就此取代近景的观察。换换角度,空间有时候给人一种时间的某种感觉。比方说,我站在一个完全没有人迹的山上考虑问题,和站在繁华街头考虑问题,有时候会完全不一样。人很怪,很怪。

胡:那是某种契机让你从海口离开呢?

韩:我是个耳根子软的人,在海口,有太多推不掉的应酬,各种会议,文化界各种各样的活动,各种交往之类。不否认这些对我有启发,但大部分都是同质性的泡沫,把自己耗费掉了。我就想让自己跳出来,和这些拉开一些距离。

我喜欢写作上的冒险状态

胡:我一家人都喜欢你的《山南水北》。我妻子读了,我弟弟读了,他们还经常和我谈起书中的韩爹。迄今为止,这本书差不多出了快十个版本,赢得了口碑,获得了市场。作为一本散文作品不容易。

韩:这本书怎么说呢,效果在意料之外。最开始只是在笔记本上做一些日记片段,原材料的状态,到了一定程度,发现这个东西有些意思,就想把它完善完善,结果变成了一本书。整个过程都处在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相当程度的随意。

胡:你这么讲,我也看出来了。从文气上看,《山南水北》有很慢很慢的质地,一篇篇,呈漫笔状态。写之前,你或许就是很无意地,恰恰这样的心态,写出了天地贯通的感觉。

韩:写完之后发现把自己很多东西释放出来了。写小说的时候有职业毛病,觉得哪些东西是可以进入小说的,哪些东西是不行的,下意识就做了一番筛选。《山南水北》没有这个筛选过程,它就是原材料。有没有价值,我自己都恍惚都怀疑,也是不大清醒。回过头看,也许不清醒是一个好状态。

胡:我是个写散文的,《山南水北》给我打开了一个口。这是一部完全迥异于你过去的作品,小品笔意,哲学上的思索,自然的,人文的,加上风土民情,糅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很独特的文本。这个文本和你过去的散文随笔相比,像两个人写的。

韩:这个东西应该说和以前有一些隔断,有一些断裂的东西,我自己感觉不是太清楚。以前写小说,经受了一些必要的训练,写一个人写一个动物,怎么样用最精炼的笔墨勾勒出来,怎么写得鲜活生动,这些对我写《山南水北》都有好处。但是整个写作过程我处于一种陌生的状态。写《山南水北》,和过去的写作不一样了,职业化的状态淡了。好像我就是个普通人,我在日记上和自己对话,和上帝对话,当时自己写的时候还是蛮高兴的,东西好不好我不多说,但那种状态,让我有所享受。

胡:你这么讲我也很赞同,有些作家只要一本作品成功,他会继续写下去。有一些作家不考虑读者,他不断需要翻新自己,挑战自己,一定要和过去不一样。他需要的是自己的东西。

韩:就是一种模式化的技术化的。《山南水北》写完之后,大家都说好,文坛一片喝彩,有人建议我继续写个第二。我没那个心境了。心里的材料还可以写上三个五个《山南水北》,但我不喜欢那个状态,我喜欢写作上的冒险状态,和自己挑战,为难自己更好。这也是作家性格的个人因素。

完全离开人间社会去理解自然是一种偏颇

胡:很多人把《山南水北》和《瓦尔登湖》比。一,文学的比较毫无意义,文本之间的差距是米饭与面条的关系。二,我觉得梭罗行文枯燥了,脱离俗世往往意味着无趣。《山南水北》处处充满俗世的欢喜欢乐欢欣。

韩:梭罗的书我没看完,就看了一部分。西方人的性格容易一根筋,他排斥自然的时候,相信人定胜天,相信科学,相信现代化。像梭罗也是一根筋,完全抛弃现代文明,找一个地方把自己深深地埋起来,把自己进入到不识人间烟火的境地,这也是西方的传统。西方人以前对上帝对天地的理解,有某种宗教的背景,一想到自然就想到绝对的神秘的。中国人的传统不一样,乐天,我们和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和谐的状态,我们不会排斥自然,但也不会盲目地膜拜自然。没必要。在这里面,我有一种现代人的东西,表面上看,我这里面有活生生的社会,有活生生的人,你不能把自己隔离于这个社会之外。完全离开人间社会去理解自然,是一种偏颇。

现在西方的很多文学不好看,一来翻译的质量差,二则他们原创的质量也很差。很多人喜欢这么比较,我也没办法。《瓦尔登湖》在西方变成了一个符号,工业化社会下的人需要某种精神需要,那本书恰恰契合了这个要求。很多人将西方文化看作是一种优势文化,钱穆当年认为只有东西方经济发展水平一致的时候,我们才会讨论文化的时候心平气和一点,实事求是一点。

胡:木心说:文学是我的信仰,是这信仰使我度过劫难。你呢?

韩:所谓信仰是武断的独断的一个东西,基本的一个信念,在人生的价值体系里是不可缺少的。有了信仰可以让我们活得轻松一点,我的信仰是生活有意义有意思,所谓有意义,是有一定价值的东西,有意思就是有趣味,让我感到快乐。

我是一个湖南人,我也吃辣椒的,我也有些脾气

胡:中国人似乎喜欢比较,你的《马桥词典》又被很多人和《哈扎尔词典》比较,当年一度传出沸沸扬扬的所谓抄袭事件。

韩:那个事情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小说好不好的,有人认为《马桥词典》不好,不是小说,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是文学之间的正常讨论,对我本人是有启发的。还有一部分是说我这个小说是偷的,我认为这点是不正常的。我这件衣服你说不好看,没问题,你说我这个衣服是偷来的,过分了,越过了正常界限。对后一种我是不能忍的,我是一个湖南人,我也吃辣椒的,我也有些脾气。我不惹事,你一盆子脏水泼我身上,我自己擦干净,是我的权利。我就针对此事写了一两千字。

胡:我觉得《马桥词典》被时代误读了,成也误读,败也误读。你以为呢?

韩:我不能肯定《马桥词典》有多好,只是我释放得比较开心的一次写作。我有过农村的经验,对方言对语言的琢磨,是我长期以来的小癖好。湖南的方言板块很细碎很复杂,后来做翻译,接触了几门外语,一直想进行一些词汇的语态的比较。碰到《马桥词典》,我把自己痛快地释放了一次。至于文学上的成就,我没把握。这本书在国外卖得好。很多外国人读起来毫无障碍。我以为会有障碍,德国的、美国的读者说非常容易理解,让我很诧异。

胡:按道理说,《马桥词典》那种迷人的渔樵闲话的感觉,是西方作品所没有的。西方人看到了这个作品之后,是不是很新鲜,因为你的这个作品,是村庄的,土地的,自然的,这个应该是一致吧。

韩:我完全没有西方的生活背景,我只能揣测大概是语言和生活的关系,唤醒了他们的某种记忆,使他们有一种探索的兴趣。

享受过程的美好,那就是我的理想

胡:你是个作家,你的作品处处有人文知识分子的气息。你的写作不仅仅是写作,不是纯粹为了写本小说,写本散文,你有社会担当的,发现问题,并希望通过写作解决问题。

韩:我从来反对大学的中文系,小说散文诗歌的分类。大学里文史哲要打通,若不然让人眼界变得非常狭窄。一个人文学者懂一点自然也非常有必要,我就喜欢看一些科普读物,甚至会透过数学公式来了解我们社会的一些东西。一个人多了解一些我们人类社会已有的文化成果,是很有必要的。我写东西以文学为原点,选择我该做的事情。

至于担当嘛,我这样理解,文学对社会的改造到底有多少,不能过于乐观。几千年了,该杀人的还在杀人,贪污的还在贪污,王八蛋还是王八蛋,文学的改变有多少呢?不光文学如此,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都一样。不要过于自信自恋自大,那大家都不需要担当了嘛?以作家来说,我觉得还是有功能的,他不会让我们这个社会变得更好,但总不至于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坏。

胡:《日夜书》的结局,让人感觉你对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这个社会的人,都是比较悲观的。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呢?

韩:《日夜书》里每个人都面临着严峻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挑战,很多问题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至于我自己,从来不会盲目地乐观,我们经常奢求有一个理想的社会理想的世界。绝对的悲观主义者和绝对的理想主义者其实是一回事,他认为有个绝对的东西在前面。这个是不需要的。我在乎过程,我的理想不在于一个目标。享受过程的美好,那就是我的理想,我的天国。

我们都被许诺过,将来会有一个绝对的光明的彼岸,那是一个没有痛苦没有罪恶,美轮美奂的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我活了六十年,如果有发言权的话,那就是这个东西一定不要有,也不可能有的。

胡:我发现把《日夜书》和《革命后记》放一起读很有意思,都有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对国家、对世界、对人类、对历史、对文明的责任感。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这么理解,两部作品的底色一样,只是形式不同罢了,它们之间简直像内篇外篇。

韩:有一样的地方,毕竟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嘛。难免会有紧密的联系,不同的文体达到不同的目标,会有差别。我生活这么多年,接触到最多的是书中的那些,对那一代人,五十年代人,我有必要回头来看看。可能从他们的悲欣交集里能分泌出某种意涵。我是个过来人,有必要做这样一个回望。

不断重复,我会瞧不起自己

胡:你的作品里,蕴含深厚的西方文化精神。但你身上似乎也有儒家的东西,我读你的很多文章,觉得就是顾炎武、龚自珍的感觉。这种交错感,很美。

韩:把我说大了。我个人兴趣比较宽,路子野,经常凭兴趣办事。我年轻时候喜欢中国文化的遗产,我在写《文学的根》的时候,很多人以为我是复古派,保守派,以为我是长袍先生。其实我当时在拼命学外语,学英语学德语,作翻译,读外国文学,从俄国到法国、英美文学,很多都是原著。那时候也向往西方,丝毫不是本土主义者。

胡:是这样。人类的智慧,不管是哪种形态,任何载体,他们都是相通的。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差不多出现在同一个时间点,也有相似的地方。

韩:中国人和西方人也一样,一个脑袋两只手,柏拉图和孔子太像了。读到一个西方人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记忆中某一个先辈的影子,读到中国人的时候,也会想到西方一个能对应的影子。中国人的经验和西方人是相同的,在阅读上我是包容的。

胡:你的作品篇幅都不大,没有超过四十万字的。但读进去,就是一个大观园,节制,藏了很多东西,似乎有时候你在角落里竖了一面镜子,让你的作品呈反光状态。而且差不多把小说写出了自己独特的文本,这个太了不起了。

韩:我的确写得节制,不要骗读者吧,我只有一两酒,不能兑水成一斤酒,这样对读者不公平。我尽量把作品压得精简一些,但也并非一味精简,该放也要放。写作的时候,我尽量要求每句话都有信息,情感的知识的趣味的。虚头巴脑,重复的,我觉得态度上不严肃,我读书也不喜欢那样的东西,写作也就自然如此了。编文集的时候,如果有两篇内容重复,只选其一,我不希望一个问题车轱辘化。不断重复,我会瞧不起自己。

胡:你这么多年的写作,没有所谓的高潮低潮,似乎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创作速度。

韩:也有不好的时候,中间有两三年写不出来。完全停笔的状态,但大抵上是慢吞吞写作。我就是个耐力好的慢跑运动员吧。我在同辈作家里写的不多,很多时候就是在读书,磨刀不误砍柴工嘛。

我反感纯粹的书本主义

胡:说到读书,你也谈谈自己的阅读吧。

韩:读书只能有一个大概的方向,命运把我抛向了人文这个领域。干了写作这行了,轻易改行,对我不是个太聪明的选择。具体读什么东西,我没有什么规划。大致想法有,刚下乡,我补了中古古典文化的课,从四书五经开始,甚至读二十五史里的一些东西,对自己的创作未必有多大帮助,但能养气。书太多了,偶尔有一些朋友推荐,我也会看看。我读的书整体是围绕我关心的问题。读书我不喜欢从理论到理论的东西,读了一百本理论,然后自己写了个理论。对一些著作后面的索引全部都是书,是很奇怪的。社会是一本大书,我倒是更看重作者经历的东西。纯粹的书本主义,我是反感的。一个人要像王阳明说的,知行合一,更好。

胡:目前的写作环境、习惯、进度如何?

韩:下乡的时候,换了个环境,写作会好一些。人在一个环境待久了,会麻木。到了我这个年纪,改变自己生活也很有限。生活状态和身体状态最好的时候,创作就最好。知识状态和身体状态生存状态出现问题,创作肯定会受影响。我不强迫自己写,有些东西我知道我写不出来,一个人能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你可以不知道什么东西自己能做,但你至少要知道什么东西你不能做。

胡:我觉得韩少功是个很冷静的人,但内心又很骄傲,眼睛是极其挑剔的,但心里很热。

韩:哈,也许吧。写到一个情境就忘乎所以,不管不顾,要有天马行空的气度。回头的时候,要冷静,要有审视的评估。一个运动员在球场上,进球就是一切,不能太拘泥技法。怎么得分都可以。

胡:你讲到这些,我想起野性这个词,你是个野性的作家。

韩:写作在讲不清道理的时候,我就不管那么多了,只要自己感觉对了,就野性了,任性了。

胡:谈谈你喜欢的作家艺术家。

韩:这个很难说,不光中国的,国外的作家艺术家,都是单项冠军,很少有全能选手。作家我欣赏他的某一个方面,譬如托尔斯泰,黄钟大鼎式的气度关怀,对世界道德宗教社会历史的把握,很笨重,但是很企及,但他的有些语言太冗长,太啰嗦,我又不喜欢。再譬如卡夫卡,怪异的感觉,很深刻,也很妙,把人的一种心理状态,用一种尖锐的方式表达,很准确。但如果说把他的很多作品叠加起来看,你会发现卡夫卡有重复感,你会觉得他缺乏放松愉悦的一种东西,光明的明亮的东西很缺乏。很多作家让我很折服激赏。但我不可能去完全接受他,做我全面的楷模。包括我的同行,他们都有过人之处,也都有不足之处。一个人说十句话,九句不怎么样,但有一句特别精彩,那我就认真地体会他吸收他。我心里不可能什么东西都接受的。我有些朋友,他们比我才智高,但缺乏这样的素质,别人批评他,九句对,一句不对,他就要争执,我觉得这样阻塞了进步。

有一百个知音的读者,就足够了

胡:我有朋友读完一本书,读出来的全部都是不满。我说老兄,你这样太浪费时间了啊,花了自己的时间,没看到一点好,什么都没学到,怎么行。

韩:阅读要在辨别能力的基础上,一定要有包容心。我发现一点,你们这一代人,不像我们一代,你们懂得自嘲,不像我们一代人,总是端着。我欣赏年轻人的自嘲精神,自嘲后面的人生态度很好。

胡: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候经历的东西不同,要买房子,结婚生子,每一件事都要承担巨大的压力。所以在生活的压榨之下,只能自嘲,绷紧就完蛋了。譬如一个年轻作家,现在不是文学时代,你的作品不可能有你们那一代人受到的关注多。

韩:有些青年作家给我有个不好的感觉,志向不大,得了一个奖,挣了一点钱,就满足了。找不到自己的点。很少看见他们远望的视野。

胡:做个作家,过于谨小慎微总是不对的。

韩:成为一个作家,你的视野一定要大,不要满足于同辈人的喝彩,大作家不能太陶醉于同辈人的喝彩。

胡:同辈人的喝彩是假的,是一种客气,的确不能当真。其实这个时代的很多写作者是很少相互关心的。写作的人,要向未来写作未知写作,给那些我们不知道姓名的某某某写作。

韩:还是要有一个时间的标杆,和时间碰一碰,就知道厉害了。

胡:写到今天,你的文学野心是什么?

韩:年轻时候想着要有名,要写得大家都承认我,功利思想是有的。到了这个时候,会看透很多东西,社会承认不承认不重要。譬如名气,一百年出名,很牛了吧,但想到人类社会是无限大的时间,这些名利都是零,从内心出发成了今天的稻草。从内心出发,释放我的这些刻骨铭心的感受,成了我的支撑点。过去我希望国外的汉学家看重我的作品,希望通过他们把我的作品翻译出去,让更多人看见。现在想,我为什么要让他们知道呢?毫无意义。《山南水北》,有一个法国汉学家最想翻译,但找不到出版社,如果是二三十年前,我可能会很纠结,现在我想得很开,我自己知道就行了,我有一百个知音的读者,就足够了。

胡:你这么说我懂得,我想中国的张岱、李渔、鲁迅、周作人的很多东西不好翻译出去,你的《山南水北》有独特的文本,自然也一样。我想有些作品,是不需要被翻译的。偏执一点说,一个作家,有时候差不多只能为母语为本民族做一点文学的贡献了。

韩:中国文学翻译西方文学都是在给作品加分,翻译家基本上都是一流的知识分子。但是这种情况在西方绝不可能,西方的汉学家在他们国家的文化格局中不占主流地位,而是非常边缘。当然中间有优秀的翻译家,但是总体汉语学家的质量,就我的观察而言不是那么乐观。所以中国的很多优秀文学作品进入西方以后,反而因为翻译水平减分了。

胡:中国很多作家现在全世界地跑,希望把自己的文学走出去。我偶尔很悲观地想,他们以后可能还不如废名、汪曾祺这些作家。很多作家文学没有文本的价值。

韩:这个完全有可能。

胡:好,就说这么多,谢谢你。

韩:和你聊天很愉快,很难得这样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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