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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散文《山南水北》出版—— 半年住在城市，半年住在农村，著名作家韩少功像候鸟一样往返于繁华的海南都市和贫瘠的湖南农村之间。在这种生活持续了7年后，这位善于反思的作家推出了一本跨文体的长篇散文《山南水北》，讲述其对乡居生活的感受，以及对城市生活和现代文明的看法。 有人说韩少功想做现代“隐士”，但他在书中否认了。“我在汨罗八溪峒这些年的乡居生活并不是在隐居，只不过，自己有意屏蔽掉一些无益的信息。”他说，“乡下也有社会，还有很多动植物，动物今天打闹明天发情，植物今天发芽明天开花，自然界充满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比都市生活更为丰富。” 八溪峒离当年韩少功做知青时住的地方很近。不过，30年后重返，韩少功的心境已有天壤之别。“以前我是承受者，现在我是观察者。”在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时，他如是说。 ■不喜欢从自然界里连根拔起的那种味道 记者：正如你所言，当很多富裕起来的中国农民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时候，你是一个逆行者。当年你决定“上山下乡”过“归隐”生活时，很多人对此深为不解，认为毫无意义，甚至有作秀之嫌。也有人认为，你是因为“《马桥词典》事件”而对文坛失望。在《山南水北》里的一篇文章中，你解释说，其实移居乡下是“蓄谋已久”的。你以前居住在长沙或海口的时候，也总是选址在郊区。你的“城市恐惧症”原因何在？ 韩：用“恐惧”可能言之过重，但城市过于拥挤远离自然，这一条起码让我遗憾。人类在几亿年里都是与植物动物搅在一起，只是到了这几百年甚至几十年，很多人才一窝蜂跑到城里扎堆，有点从自然界里连根拔起的味道。我们的遗传基因都会偷偷抗议吧？大多数城市人喜欢挂风景画片，假日里也喜欢乡村游，可能都有基因暗中作怪。我们好像都能理解这些现象，不会说他们是“城市恐惧症”的初期病人。 记者：你定居的村庄有什么特别之处吸引了你？为何选择当年做知青时的居住地作为定居处？30多年以后重返旧地，最大的不同感受是什么？ 韩：我懂当地的方言，便于与当地人沟通，这是我当时的主要考虑。至于30年前后给我的不同感受，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是我的身份变了。以前我是承受者，现在我是观察者。以前我是从内往外看，现在我是从外往内看。 ■城市里过多的八卦新闻和教条知识，倒很可能形成新的限制。文学不能有“嗜痂癖”，不能错把歧视当批判 记者：不久前你曾在上海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到全球化趋势下的文学创作已经遭遇了素材危机，你认为相似的环境和生活经历，使作家很难有独特的个人经验，更难找到独特的创作素材，不少作家的写作素材竟完全来源于报纸和影碟。你移居乡下是否也有在创作上突破“同质化围城”的考虑？ 韩：文人要警惕文人圈里的同性繁殖，最好多与文人圈以外的社会群体接触。可以接触农民，也可以接触其他人。真正的个性是在社会打磨中形成的，不是闭门自恋的结果。即使不写作，一个人多一些生活经历也很愉快和很合算，等于一辈子过了人家几辈子。我以前就幻想把工农兵学商全干一遍，只是没有条件那样做。 记者：以前不少读者与评论家担心你远离都市生活后，写作视野与思维会受到限制。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韩：如果一个美国人认为，作家一旦远离了美国这样的世界都市，居住在发展中国家这样的世界乡村，居住在澳大利亚或土耳其这样的世界郊区，就一定会有视野与思维的限制，我想很多人都不会服气的。美国文学是否每一本都没有视野与思维的限制？是不是作家捏着一份纽约房产证就技高一筹？事实上，城市与乡村也是这样的关系。城与乡各有各的信息面和知识面。而且城市里过多的八卦新闻和教条知识，倒很可能形成新的限制，不是什么优势。连很多优秀的美国作家也并不住在纽约，而是住在南部或北部的乡村。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更有敌视现代化文明的偏执。 记者：在《山南水北》里，你笔下的山村生活是充满诗情画意的，但实际上，农村的现实生活里存在各种问题和矛盾。你是否因为现在很多写农村题材的作品把农村写得很阴暗，所以有意屏蔽了农村生活里不好的一面？ 韩：揭丑攻恶一直是文学之职，但文学的最高境界是诗，是感动。在这本书里，我也没有回避乡村中的问题，但文学不能有“嗜痂癖”，不能错把歧视当批判。这里的区别在于，歧视是冷漠的，缺乏对他人理解与同情的能力。歧视也是无知的，往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表而不知其里。如果我们深入了解一下农村的矛盾与问题，就可以发现很多深层原因恰恰来自城市。比如因病返贫、因学返贫是普遍现象，因贫而男盗女娼往往是衍生结果，但城市的医疗和教育行业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受益，是可疑的抽血者。我们能把这些问题仅仅当作“农村的”问题？我们因此而建立的城市优越感合适吗？ ■不愿用“小说”这个词 记者：评论家李敬泽在《山南水北》的评论中说，两年前读《暗示》的时候，他就认为，作为新时期以来在小说艺术上走得最远的小说家之一，韩少功可能已经深思熟虑、义无返顾地走出了小说。因为“韩少功看到了小说的'不可能’，小说艺术的几乎所有基本假定都在这个时代备受考验。”你怎么看他的评价和推论？ 韩：小说的娱乐功能已大量流失给现代娱乐业，小说的叙事功能已大量流失给现代新闻业，凡此等等，都使小说的地位有些尴尬。这肯定引起了李敬泽的及时注意。就像基督教不可能再造一个中世纪，小说也不可能再造一个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的时代。这是我的基本估计。但我不愿把话说死，而且相信任何传统体裁都有延续空间，哪怕像律诗和商籁体，也可能有佳作问世。小说在总体上是否还有吐故纳新活力大增的可能，有待实践来验证，还可以再看看。我也不会放弃有关的努力 记者：在《马桥词典》后，你没有再出版长篇小说。目前有没有长篇创作方面的计划？ 韩：一般来说我不愿用“小说”这个词，而愿意用“叙事”乃至“写作”这样的词，尽量减少体裁对感受和思考的限制。但业内不大认可，我没有办法。连《马桥词典》在很多人眼里也不算小说，我只好避开你这个问题。 记者：移居乡村后，写作在你的生活里占据什么样的地位？现在每天的写作习惯是什么？ 韩：没有固定习惯。没有农活和客人的时候，就可以读书写作。 记者：你翻译的那本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几乎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佩索阿的散文集《惶然录》在文化界也广有影响。你怎么看待这两位作家？近年来你还会不会从事翻译工作？ 韩：他们都是值得中国读者了解的重要作家，都是书生型的，长于理性思考，笔下经常是大篇议论，但因为基于个人主义立场，所以就被很多读者视为可接受的理性，甚至把他们当成了感觉模范。这里有一个有趣的误解和错位。其实我觉得他们感觉资源更多一点，笔下鲜活的社会与人生更多一点，就会更加结实和强大。我不是一个职业翻译家，从来没有翻译计划。当然，以后要是看到有意思的东西，不会放过拾遗补缺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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