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2年生，浙江杭州人，文革中曾在北大荒下乡八年，1982年获黑龙江大学学士，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获西方哲学硕士。  甘阳的新著《文明·国家·大学》一书作为“甘阳作品”的一种近期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与前几年结集出版的《将错就错》、《古今中西之争》以及《通三统》等著作交相辉映，《文明·国家·大学》继续以文化、文明对话、文明复兴等议题为关注对象，以大学教育为重要突破途径，谈思想论传统，旁征博引论述灵光，并最大程度地切入全球化时代的当下中国现实。 《文明·国家·大学》全书分为三编，计有“上编中国道路”、“中编第二次思想解放”、“下编大学”。
具体看来，上编和中编内容多是涉及到全球化语境当中的“文明”、“国家”两大主题，而下编的内容多是集中就大学教育改革特别是国内大学的人文通识教育问题而展开。 三编的内容分属虽然和该书标题“文明·国家·大学”形成一一对应关系，整体上却彼此关联到作者在导论部分重点加以评述的“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的基本思路和问题起点。 甘阳认为进入21世纪，中国的中心问题乃是要超越上个世纪的“民族-国家”逻辑，“自觉地走向重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格局”。 即是说，谈论中国，进而谈论中国文明、文明对话都需要突破基于“民族-国家”框架的立场，深入到文化传统的内里，挖掘中华文明在当下语境的具体内涵，从而激活古典传统，并实现古典传统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惟其如此，21世纪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力和文明教养方才有立根之本。“文明-国家”超越“民族-国家”的地方在于，“文明”可以化解近现代“民族”屈辱史造成的自卑情结，为新世纪正在经济领域单方面崛起的中国提供源头活水，滋润其文化因子，助益于其全面崛起的现代化工程。这一全面崛起意味中国最终“将会选择‘现代化但不西方化’的道路”。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需要在这样的文明进程上得到调整和理解。 关于现代化道路对中国文明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甘阳更是独辟蹊径，力排那种“自我撕裂”的西化倾向，从“文明-国家”的视野揭示出中国文明一以贯之的发展态势。 甘阳在《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关于中国的软实力》、《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复兴》两文里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共国”的含义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首先，中华的意识就是中华文明，而中华文明的主干是儒家为主来包容道家佛家和其他文化因素的；其次，“人民共和共国”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和国，而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 “现代国家形态”和“文化母体”的对接、“现代国家形态”融入“文化母体”“作为中国现代化工程的应有之事大体反映出中国文明复兴特殊性的一面。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对平等的强调、对社会和谐的强调自然可以看成改革开放对“文明利益”的沾溉，反之亦然。进而对中国模式的阐述也是需要在充分关照到这种“文明利益”的实现多寡的前提下进行，而不是其他。 譬如，在《中国道路：三十年和六十年》、《再谈中国道路》等文，甘阳论述的“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就是建立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共国’的含义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清醒认识上。 在甘阳的理解当中，“中国道路”意味着改革开放三十年（邓小平的传统）和六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的传统）乃是一个历史统一体，这个历史统一体和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孔夫子的传统）血脉相连，可以以“通三统”谓之，三种传统作为文明的“连续统”，它一方面应证着中国文明复兴必然经历的过程，一方面也形塑着和检验着中国社会自上至下的心理，推动中国人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心态自觉参与全球文明进程，既合理表达自我“文明欲望”，又回避诸如土耳其一类国家“自我撕裂”的麻烦。这一个过程的推动，尤其需要知识界在思想准备方面意识到重新进入传统、挖掘传统的可能，意识到“第二代精英本土化”的可能，或者说是在照顾到民族的保守性、历史的连续性的前提下进行一番有“意义的复古”，扬弃那种过分依赖西方思想资源的企图和行为，为中华文明的复兴现身说法。这样所谓思想解放的问题就有了相对清晰的梳理路径。 在《从第一次思想解放到第二次思想解放》、《古典西学在中国》等文，甘阳明确标举第二次思想解放，认为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以大规模学习西方为标志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历史使命已然完成，在重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格局下逐渐丧失现实土壤和条件，因而有必要调整到对于中国道路的具体认识与把握上，不断推动对其内在结构的多层面、多向度审视，甘阳坚持“包括我们三十年的改革，包括建国六十年来的历史，包括一百年的历史，包括我们以往形成的对中国几千年文明的看法，都有必要重新看”。“必要重新看”意思是指要着重处理好权变的问题，并非抱残守缺于某种既定的思维惯性，一个时代拥有一个时代的主导力量，时代变化了，看问题的方法和角度相应就会变化。用甘阳自己的话来说是，“中国的发展速度实在太快，往往前五年做得对的事情，后五年就是错的，解决一个新的问题，同时会引发另外一个问题，就要用另外的方式去解决，需要不断地思想解放，不断地创新”。 而在《重新阅读西方（“西学源流”丛书总序）》一文，他提出的“健康阅读西方”和《留学运动三十年后》一文对胡适“非留学论”的适当发挥可以说都是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旨趣所在，也构成对第二次思想解放努力方向的积极探索，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对他自己（包括同代中国学人）所参与和推动的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深度反思，对自己走过的路的深度反思。甘阳以为面临美国价值所主导的国际社会的挑战，如果牺牲中国的“文明利益”俯就于其主导原则，那么全球化必然等同于美国化。相反，中国人完全有资格有能力在“新世界主义”的框架内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在全球文明乃至于全球普世价值方面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是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初衷和目的。 诚然中国道路和第二次思想解放本来是“重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格局”带出的两大基本议题，但“‘文明-国家’的格局”其基础的夯实同时说明倡导文明教养和文化自信力的大有必要。 在甘阳的论述逻辑中，它的落脚点便是中国的大学教育。甘阳近年来在大陆中山大学创建博雅学院，躬身于通识教育的实践，就是一个最好不过的说明。 在《中国通识教育的务实之道》这一篇发言稿里，甘阳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纲，也就是最中心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突出全球化的问题，二是中国崛起的问题。 可以说，甘阳纵向探讨美国通识教育的发展历程，横向比较中美通识教育的差异绝不是简单地为探讨而探讨、为比较而比较，萦绕心怀的仍然是中国文明复兴的梦想和古典传统的文化乡愁。 在《文明·国家·大学》一书发布会暨研讨会上，甘阳有一个主题发言。 甘阳在发言中将《文明·国家·大学》的行文思路和中国崛起的大背景结合起来考虑，认为伴随中国的经济崛起中国人自信心空前增强，中国完全有责任“凭借自己相当丰厚的历史文化基础”肩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打破全球化思想趋同的僵化格局，并且坦言“作为一种轴心文明的传人，对文明、文化传统会有些更多的思考和承担，包括希望中国这个文明能够有所不同”。 应该说，甘阳的发言既是他本人对其作品进行的一番针对性的总结，带有鲜明的价值指向，同时也是作者强烈淑世情怀的折射，就如同《文明·国家·大学》一书所着重处理的几大主题所关切到的一般。 考虑到这个发言紧扣《文明·国家·大学》一书重要文本的实际内容的一面，因此本文在谈到阅读体会时，也顺便将它作为评论该书的借鉴。 最后，需要肯定的是，《文明·国家·大学》一书多由会议发言、报纸杂志访谈、演讲、书评、序言等组成，不属于体系建构意图鲜明的学术专著，这是该书的特色也是其优势所在。这一特色和优势明显保证了全书的言述多重声音的潜在交锋、潜在对话，彰显了作者的胸径、抱负以及个性。实际看来，甘阳的问题意识总是着眼于特定的语境和情景，时刻回应着中国学界和思想界累积起来的各种辩难，举重若轻地将不同思潮调整、引领到对当下中国最大现实的思考上。八十年代的甘阳是如此，新世纪的甘阳仍然如此。这大概是甘阳为人们广泛争议的原因吧。 - 作者 - 刘涵之，文学博士，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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