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山月圆·吴泽浩绘 《弟子行》的时代性质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孔子家语·弟子行》应当比《大戴礼记》的《卫将军文子》更为接近真实，后者改编、改动的痕迹十分明显。但是，如前所说，正因为二者内容一致，而又受《家语》“伪书”说的巨大影响，二者材料孰优孰劣、孰先孰后，似乎还一直是没有搞清楚的问题。 早在宋朝时期，已有学者认为《孔子家语》的材料袭自《大戴礼记》。如针对《弟子行》中“子贡言所对卫将军文子问二三子之行于孔子，子曰：‘是女所亲也，吾语女耳之所未闻，目之所未见，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宋儒杨简认为：“《家语》所载，辞旨大差，屡见《家语》遇疑阻则辄以己意加损，大失孔子之旨。《大戴》所记虽多有不善，属辞不能明白，而静思之，则孔子之旨亦着；《家语》加损之文虽明白，而浅陋多失本真。”[1]他虽看出“《大戴》所记虽多有不善，属辞不能明白”，却依然抑《家语》而扬《大戴》。 相对来说，在历代关于《孔子家语》的研究中，看到该书价值的学者很少，但也有人并不简单地该书出于王肃的伪造，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该书的价值，有不少学者也将《孔子家语》与《大戴礼记》相同的材料进行比较。[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一·儒家类·〈家语〉提要》也叙说了有关争论，其曰： 宋王柏《家语考》曰：四十四篇之《家语》，乃王肃自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记》割裂织成之。孔衍之《序》，亦王肃自为也。独史绳祖《学斋占毕》曰：“《大戴》一书虽列之十四经，然其书大抵杂取《家语》之书，分析而为篇目，其《公冠》篇载成王冠祝辞内有‘先帝’及‘陛下’字，周初岂曾有此？《家语》止称‘王’字，当以《家语》为正”云云。今考“陛下离显先帝之光曜”已下，篇内已明云“孝昭冠辞”，绳祖误连为祝雍之言，殊未之考。盖王肃袭取《公冠》篇为《冠颂》，已误合“孝昭冠辞”于“成王冠辞”，故删去“先帝”、“陛下”字。《家语》袭《大戴》，非《大戴》袭《家语》，就此一条，亦其明证。其割裂他书，亦往往类此。反复考证，其出于肃手无疑。特其流传既久，且遗文轶事，往往多见于其中，故自唐以来知其伪而不能废也。 史绳祖所言确有偏颇，《大戴礼记》虽然杂取《家语》之书，但《公冠》篇中的所谓“先帝”、“陛下”等等却不是《家语》本来所有，它属于《大戴礼记》编者加入的“孝昭冠辞”。而《四库总目提要》以《家语》袭《大戴》，谓王肃袭取《公冠》篇为《冠颂》，已误合“孝昭冠辞”于“成王冠辞”，认为是王肃删去“先帝”、“陛下”等字，其实，《孔子家语》根本没有所谓见于《大戴礼记》的“孝昭冠辞”，四库馆臣连最起码的材料比对工作都没有做，还竟然批评史绳祖《学斋占毕》的说法“殊未之考”！很显然，他们是带着《孔子家语》“出于肃手无疑”的先入之见进行评判和议论问题的。 汉代学者编辑《大戴礼记》时，将《孔子家语》等书与其它材料汇集起来，然后进行了一些编辑加工，在《大戴礼记》中，反而看不出《家语》等书原来的面貌。《礼记》的情况与之相同，所以，汉代学者、孔子后裔孔衍对此十分不满，他说：“今见其已在《礼记》者，则便除《家语》之本篇，是为灭其原而存其末也。”[3]再加之《孔子家语》伪书说的极大影响，便造成了《孔子家语》和《大戴礼记》材料孰为本末理解上的严重混乱。例如，有的学者研究《大戴礼记》而排斥《孔子家语》，而《大戴礼记》改编《家语》时“多有不善，属辞不能明白”，致使在解说《大戴礼记》时不得不穿凿附会，曲为之说，清代学者王聘珍就是如此，例如，有的篇章中，《家语》的话意义明确，但《大戴礼记》却颇令人费解。所以，王聘珍只能曲为解释，其解说虽然有时也可以讲通，但与孔子本意已经大相径庭。[4] 历代学者，包括宋人王柏、四库馆臣、王聘珍等在内，人们受《孔子家语》伪书说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因此，尽管有学者看到《孔子家语》的价值，但这样的声音显得那么微弱。可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人们虽然长期以来认为《孔子家语》为“伪书”，即四库馆臣所谓“知其伪”，但研究中有往往离不开《孔子家语》，此即所谓“不能废”。这样的现象可谓司空见惯，即，尽管不少学者还没有真正看到《孔子家语》成书的真相，但在相关的研究中仍然不能对其视而不见，往往不得不引用该书的材料作为旁证。[5] 对于上述“知其伪而不能废”的现象，前人的解释往往是所谓“书伪而材料不伪”。但是，《孔子家语》“不伪”的材料实在太多了，如果该书为汉代以后学人的伪品，那么，这些材料来源于哪里呢？实际上，仅仅以所谓“书伪而材料不伪”来理解《家语》是难以讲通的。真实的情况是，《家语》确如孔安国在《孔子家语后序》所言，皆出于孔子“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乃是“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谘访交相对问言语”。将《孔子家语》与《大戴礼记》、《礼记》等相同的篇章进行比勘，不难发现的普遍情况是：《家语》材料更加准确可靠，而《大戴礼记》或《礼记》却往往存在明显的改编痕迹，而且在改编中还出现了语义不清乃至表述上的错误。[6] 也是由于《孔子家语》“伪书”说的影响，自清代以来，人们多将《孔子家语·弟子行》、《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之间的关系搞错。例如，王树楠《校正孔氏大戴礼记补注》说：“《家语·弟子行》与此篇（《卫将军文子》）大同小异。马骕曰：‘《家语》实本于此（《卫将军文子》），虽敷衍成文，而古意浸失。”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说：“《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多取此篇（《卫将军文子》）语。”戴礼《大戴礼记集注》说：“《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家语·弟子行》并取此（《卫将军文子》）。”其实，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取自《家语·弟子行》，或者二者所依据的材料相同，但《大戴礼记》进行了明显的更动，而《孔子家语》却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最初编辑时的面貌。与《大戴礼记》相比，《孔子家语》的材料没有多少政治因素的影响，其编撰动机也在于保存孔子遗说，因而更为可靠。至于各家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多取自《卫将军文子》，也是没有进行认真比较研究，二者之间的语句相同处极少。当然，这更突显出《弟子行》的重要价值。 对于《弟子行》的材料来源及时代性质，我们认为黄怀信先生在《大戴礼记汇校集注》中所言是对的，他认为《卫将军文子》主要记子贡对孔门诸子和孔子对伯夷、叔齐以下诸贤人的评价，“此篇无杜撰必要，所记有可信性，当为孔门弟子所记，属古《记》”[7]。《卫将军文子》与《弟子行》相同，这里的认识自然适用于《弟子行》。在《卫将军文子》中，删除了最后一句：“子贡跪曰：‘请退而记之。’”如果考虑到这一因素，则黄怀信先生所言记录整理该篇的“孔门弟子”，自然应该就是子贡无疑。 孔安国在《孔子家语后序》中说，该书“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谘访交相对问言语”，其内容皆“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8]，按照孔安国的说法，《孔子家语》关于孔子、孔门弟子的记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认为《家语》为王肃伪作，自然不会再有人重视其中的材料。而今，大批地下文献的问世，已经足以使《孔子家语》王肃伪造说不攻自破，该书非同寻常的价值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 从内容上看，《家语》与《论语》都是关于孔子、孔子弟子、时人（或诸国）的材料，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唐朝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言正是如此，他认为《论语》乃是孔子应答弟子及时人所言，或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终，微言已絶，弟子恐离居已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相与论撰，因辑时贤及古明王之语，合成一法，谓之《论语》。陆德明对《论语》的说法与孔安国关于《家语》的看法几无二致。 在《孔子家语后序》中，孔安国还谈到《论语》与《孔子家语》之间的关系，他说：“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名之曰《孔子家语》。”就材料的性质而言，无论《论语》还是《孔子家语》，都是“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所不同的是，《论语》是从更多材料中选录出来，具有“语录”性质；而《孔子家语》的记载则相对集中和完整，带有笔记或论文“汇编”特征。 我们认为，《弟子行》一篇乃是出于子贡的记录。实际上，《弟子行》最后已经明确交代了该篇为子贡整理而成。据该篇，卫国将军文子询问子贡同门师友的情况，子贡开始以不知相推辞，后在文子的一再请求下，谈了自己耳闻目睹的一些情况。后来，子贡以其对卫将军文子所言俱告孔子，由此引发了孔子对于如何知人识人问题的谈论。孔子认为“智莫难于知人”，认为了解一个人的质量，不仅需要“目之所睹，耳之所闻”，还必须用思维和智慧去考虑和想象。通过列举诸多古人包括伯夷、叔齐、赵文子、随武子、铜鍉伯华、蘧伯玉、柳下惠、晏平仲、老子、介子山等的品行，孔子进一步论证了知人识人不能仅仅通过表面现象。孔子的回答虽只是“略举耳目之所及”，这已经令子贡十分感佩，于是该篇最后说：“子贡跪曰：‘请退而记之。’” 在孔门教学中，孔子弟子有作笔记的习惯，他们常常将孔子的“善言嘉语”随时进行记录，这正是后来大量孔子遗说流传下来的基本原因。关于这一点，《论语》中记有这样的一条材料：“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孔子弟子张请教孔子，他担心忘记孔子的回答，遂将孔子言语“书诸绅”，记录在自己衣服的大带子上。这里透露了孔子弟子重视孔子言论的一般情况。其实，在《孔子家语》中，像子贡“退而记之”的类似记载很多，我们可以看到孔门教学的一些生动场景。[9]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但他收授门徒，长期从事教学活动，他的许多言行就是靠其弟子们的记录才得以保留下来，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孔子和早期儒学的重要材料。然而，长期以来，许许多多被后人辗转引述而以“子曰”形式流传下来的材料，却遭受了太多的怀疑，其实，这些被弃而不用的孔子遗说，很多应当就出于孔子弟子的记述或整理。《弟子行》的材料出于子贡的记录，其内容应当是真实可靠的。其中所谓“子贡跪曰：‘请退而记之’”，应当是子贡自述该篇成篇经过，这与《诗经》中的一些诗篇作者自记姓名的情况相同。 [1] 杨简：《先圣大训》卷五《小辨第三六》。 [2] 化涛：《历代〈孔子家语〉的流传与研究》，韩国东洋古典学会编：《东洋古典研究》第二十一辑，2004年12月出版；又见于杨朝明主编：《孔子家语通解·附录》，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 [3] 元朝·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经部》。 [4] 杨朝明：《读〈孔子家语〉札记》，载《文史哲》2006年第4期。 [5] 例如，李启谦先生在谈论孔门弟子研究的材料运用问题时曾说：“有时可信的书中也有错误的地方，……相反，被称为‘伪书’的《孔子家语》，其所记的很多内容……则都是可信的”。见其《孔门弟子研究·前言》，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 [6] 杨朝明：《读〈孔子家语〉札记》，载《文史哲》2006年第4期。 [7] 黄怀信：《大戴礼记汇校集注》第25页，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 [8]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经部》。 [9] 杨朝明：《〈孔子家语·执辔〉篇与孔子的治国思想》，《中国文献学丛刊》（第一辑），北京：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3年；收入杨朝明：《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 编辑：欧盟创作室编辑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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