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阅老照片时，“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三十一年庆学生音乐会”的合影上面提着四个字“道不远人”。现在细细品来，这一生钢琴予我，道不远人。 我出生在德国汉诺威，祖父以“广施仁爱”之意给我取名“广仁”，这个深含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名字，寄托了祖父深沉的理想。钢琴予年幼时的我，“仁”就是见贤思齐。我四岁那年，父亲完成了在德国的学业，全家回国在上海定居。我跟二姐都被父亲安排进上海一所标准的“德国学校”。1938年，我十岁那年开始学钢琴，起初父亲是安排姐姐去学，我觉得钢琴太美了，就执拗着跟姐姐一起学。那一刻，钢琴的黑白键在我眼里就是通往艺术殿堂的阶梯，每向前踏一步都伴着快乐与美好。 父亲为我们租了琴，请了老师，让我们进了钢琴家丁善德创办的私立上海音乐馆。1941年“音乐馆”正式改名为私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1943年，为庆祝私立上海音专成立六周年举办的音乐会上，我弹莫扎特的《A大调钢琴协奏曲》（K488），那年我15岁。1945年,“二战”结束后，德国战败，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德国人都被限期遣返回国。祖父有一名叫希尔德布兰特（Hildebrandt）的德国朋友，他们在回国之际变卖家产，唯独对家中的钢琴难以割舍。祖父说：“我的小孙女喜爱钢琴，你就把钢琴放在她那里吧。”我接到希尔德布兰特夫人的电话，飞一般地骑车赶到他们住所。那天我为他们弹了巴赫的《意大利协奏曲》和肖邦《叙事曲》。希尔德布兰特夫人对我说：“你弹的真好！我们要回国了，什么东西都可以扔掉，除了这台宝贝钢琴。她需要一个靠谱的主人……”夫人就把那台钢琴送给了我。我终于有了人生中第一台钢琴。那是台（Blüthner）钢琴，这台琴对于我、对于中国钢琴都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父亲也爱音乐，爱听我弹琴，但他坚决反对我以钢琴为职业。他说：“在中国，专业搞音乐没饭吃。你有外语天赋，将来应该去做外交官。如果你要专业学习钢琴，我可不提供学费。”父亲和我都是执拗的人，我说：“你不提供没关系，学费我自己挣！” 那时候抗战刚刚胜利，丁善德先生的私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已经停办，我要跟随上海著名的钢琴家、指挥家梅·帕契学琴。他的学费非常昂贵：每个学生每月要收20美元。  当时20美元究竟有多贵，我没概念、不会算，总之我需要教20个学生才能赚足学费。那一年我16岁，白天骑车在全市给学生上课，只有晚上才能练琴，要练到很晚。上海想学钢琴的人很多，大家口口相传，“有个小姑娘教钢琴，人好而且认真负责”，大家互相推荐，就有人请我教。我发现跟自己学琴的人也能把弹琴视为乐事，这让我很有成就感。 那时候，我对“见贤思齐”的理解就是遇到一生笃信的美好，不懈努力去靠近，一切付出都是快乐，同时还能把这种快乐分享给别人。 我从10岁开始学琴，由于时代动荡，十余年间先后换过8位老师，有启蒙教师钱琪先生，有丁善德、杨嘉仁、李翠贞先生，有意大利钢琴家梅·帕契、奥地利钢琴家A. 马库斯、匈牙利钢琴家贝拉·贝拉伊和德国钢琴家威登堡。虽然没能长期固定跟随一位老师接受钢琴训练，但可采众家之长。 我21岁时，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任教。那时钢琴予我对“仁”的思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尔乐”。我一直渴望留学深造，提高琴技。当时一位拉小提琴的法国领事官员能帮我去法国留学。所有手续准备齐全，我兴奋地蹦着跟当时的院长贺绿汀说：“贺院长，我要去法国！我要去留学啦！”贺院长说：“你别走！现在是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需要你…”我说：“我会回来的！我去学两三年，学的更好些就回来。”贺院长说：“你不能走！国家现在就需要你！” “国家现在就需要你！”因为贺院长这句话，我决定留下来，我要为国家做点事。后来贺院长安慰我，“放心，国家会培养你的。”很快到了1951年，国家派我们去德国柏林参加世界青年学生和平友谊联合节。我们到了柏林后才听说那里有钢琴、声音、小提琴的各种比赛，就想无外乎唱几首歌、弹几首曲子呗，去参赛吧！抱着联欢的心态，大家都去参加比赛，结果都获奖了（只是没获太大奖项而已）。事后才知道,我的那个三等奖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的第一个钢琴奖项。所以对于艺术，去奋斗、去尽情挥洒青春吧，就像从来没有结果那样。 柏林的活动结束后，我们又在东欧各国和前苏联巡演了一年之久。在东欧演出的整整一年是我的人生转折点——由于我从小就生活在外国，非常羡慕外国，有强烈的民族自卑感；而这一年的生活，让我有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回国后我就申请入团，四年后申请入党。1959年，我从中央乐团调到中央音乐学院,走上了钢琴教学岗位。  在德国参加比赛期间，左二是我，左四苏凤娟 步入中年，钢琴予我对“仁”的思考是“虽千万，人吾往矣” 。动荡年代，无论遭遇什么，我要守住钢琴教育的种子。1972年3月，“中央五七艺术学校”在北京成立，校址设在沙河朱辛庄。音乐专业招生七十多名，只有十几个初学钢琴的学生。我又可以从事向往的钢琴教学工作了。那段日子，我索性长住朱辛庄，天天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白天教课，晚上编教材。所谓“编教材”就是自己动手编写中国钢琴曲，那时候一切外国教材都不能用，一切外国作品都不能弹，我只能跟其他钢琴老师们自己动手写，再邀请作曲专业的教师帮忙把关。我们先后编出两册《钢琴初级教材》，这两本教材后来以各种形式翻印再版，广为流传。在那个不能演奏外国钢琴曲、不能采用外国钢琴教材的特殊时期，它给中国的钢琴事业留下了一粒火种。 夜再深，黎明总会划破它。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国的钢琴事业空前发展，这也是我最忙碌的四十年。此时钢琴予我对“仁”的思考是“达则兼济天下”。 1980年，我受邀去美国密西根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期间走访了29所大学，举办了44场钢琴音乐会。我不仅诠释世界经典钢琴音乐，也展示中国特色的钢琴作品。能成为中国钢琴大使我很自豪，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钢琴音乐我更骄傲。我带了很多中国钢琴曲的乐谱、唱片和录音，甚至连《青年钢琴协奏曲》和钢琴协奏曲《红旗渠》的音响都带到美国，介绍给他们。匈牙利钢琴家丽丽·克劳斯（Kraus）对我说：“你这样认真地演奏中国钢琴作品。弹得那么好，那些中国作曲家一定非常高兴！他们该怎样感谢你？”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我相信作曲家也没想过，我们只是单纯想把中国的钢琴音乐介绍给世界。  1981年 密苏里大学 命运总是在不经意间跟你搞恶作剧。1982年，我遭遇对于一个钢琴家来讲毁灭性的变故——右手手指被砸断。事故发生那一刻，钢琴予我对“仁”的思考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1982年5月一天，晚上要举行钢琴演奏会，我帮助挪动一台老旧的三角琴，琴腿突然脱落，我下意识用手去护钢，结果右手三根手指被重重地砸在下面。我被送到医院急救治疗，确诊中指、小指粉碎性骨折，无名指则从指甲根处被砸断。医生妙手，我的中指、小指得以保全，无名指则短了一截。 手指功能恢复是更大的难关，手指残端的机能训练必须尽早开始，若错过最佳锻炼时机，以后再无弹琴的可能。在恢复期间，手指残端只要碰到硬物便疼的像电击，我必须像从零学琴那样，将麻木、笨拙的手指恢复过来。每次练琴都疼的满脸泪水，一切都为“重登舞台”；一切都需从头再来。受伤后一年，我在北京大学举办了重返舞台的音乐会。此后，我又坚持登台演奏了20年，直到我75岁。 劫难之后，我逐渐把事业重心转移到钢琴教学。此时钢琴予我对“仁”的思考是：“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教书育人是最平凡的事，也是最伟大的事。我不会拒绝任何一名慕名而来的学生，不论你是聪颖过人或已成名成家还是天资鲁钝、苦苦求索而不得。我教学生从来不收费（除了年少时，教琴收费是为了筹我自己的钢琴学费），倘若你真的爱钢琴却在北京负担不起学琴的费用，我会送一台钢琴给你…这样做是因为我一直记得贺院长的那句话，“国家会培养你！”。  我一直觉得,学钢琴不该仅仅是家有琴童的家庭之事，而整个民族的美育事业。现在学钢琴的人不是太多，而是依然还太少——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学钢琴，都该有接近音乐、走进艺术、感受美好的机会。我们的专业水平是提高了，业余普及教育也应跟上。钢琴业余学习和专业教育不应该割裂对立，而是互相促进、一脉相承。我们培养出来的应该是热爱音乐的人，而不是制造单一的技术能手和比赛选手。每位钢琴家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而他们所追求的独立个性和音乐品性才是立身之本。国外有那么多水平极好的钢琴业余爱好者，他们没有把钢琴当作职业，却衷心热爱，且投入这门艺术。我希望每个琴童都是因为爱钢琴才走上这条路，长大之后成为钢琴艺术发展的支持者。 如今，或许我真的教不动钢琴了，这时钢琴予我对“仁”的思考是“心游于艺 道不远人”。我从“钢琴姐姐”教成了“钢琴妈妈”，到现在又成了“钢琴奶奶”。世间最珍贵的东西往往是免费的，比如温暖的阳光、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还有意志、信念、希望和梦想，以及钢琴带给世间的美好。我用一生借钢琴实现了祖父对我的期望——“广施仁爱”。我这一生记着很多事,也忘了很多事:我记着每一个真心帮助过我的人；至于我究竟帮助过什么人、什么事，我们就彼此忘记吧。只不过，钢琴带给我们的美好，千万不可忘。 感谢钢琴，感谢音乐。 文/周广仁 采访整理/茶茶斑竹 （注：此文已发表于《人民日报》2019年11月22日20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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