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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到提到唐朝，很多人的头脑中都会浮现出开放包容这个词汇。 唐朝在一段时间内也确实做了开放和包容：与周边民族团结和睦、同亚洲乃至欧洲的国家进行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各种宗教并存且广泛传播……但是这种情况只是表面上的，唐武宗发动的毁佛运动直接暴露出了儒、释、道三教以及统治者之间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会昌法难从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开始，在宰相李德裕和道士赵归贞的支持下，唐武宗先后多次颁布诏令勒令僧侣还俗、限制寺院蓄奴、禁止供奉佛牙、拆毁佛教建筑、没收寺庙田产，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毁佛”运动，史称“会昌法难”。在这场“毁佛”运动中，全国四千六百余座寺庙被毁（另有四万余座私置寺庙被取缔），数千万亩寺庙田产被没收，二十六万多名僧尼被强迫还俗，十五万名寺院奴婢被充为两税户（指缴纳地税和户税的小农）。
佛教势力在此次浩劫中受到沉重的打击，摩尼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袄教（琐罗亚斯德教）也遭受波及，摩尼教、祆教转入地下，以景教面目出现的基督教第一次在华传播的尝试归于失败。是什么造成了这场突如其来的毁佛运动呢？我们可以从武宗以前唐朝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经济两个角度去分析其中的原因。儒释道“三教并立”现代人很喜欢把古代中国归结为儒家社会，不过从南北朝至唐朝的这一段历史来看，儒家思想并不占绝对的控制地位——战乱频发、动荡不安的时局驱使着人们投入到宗教的怀抱之中，封建统治者也乐于扶持宗教（尤其是佛教），儒家思想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唐朝。唐朝统治推出了一套所谓的遵道、崇儒、礼佛的宗教和思想文化政策，有意的实现一种“三教并立”的局面。但是这种局面看似开放包容的表面之下掩盖着的是儒、释、道之间激烈的斗争。而唐朝历代的统治者根据自己的信仰和政治需要也对三者之间有所偏重。比如唐初统治者有意抬高道教和老子的地位——武则天极崇佛教、唐玄宗则笃信道教。安史之乱后，唐朝走向衰落，统治者把空虚的心灵寄托于佛教以摆脱烦恼，修筑大量的寺院，将大量的田产财物赠给佛寺，鼓励支持佛教的传播。唐朝统治者对一方的偏爱必然会招致其他两方的不满，激化三教之间的矛盾。佛道同为宗教，矛盾由来已久，而佛儒矛盾也不容小觑，比较突出的例子就是唐宪宗时期的“谏迎佛骨”——自称儒家“道统”所在的韩愈极力反对宪宗迎佛骨进宫供奉。可见，佛教在思想领域已经树敌颇多，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反佛势力，为后来的毁佛埋下了伏笔。
寺院经济极度膨胀虽然说儒释道三家在思想文化领域交锋激烈，但是佛教命运的最终决定权还是掌握在封建统治者的手中。与繁琐的哲学论辩相比，封建统治者更加介怀的是寺院经济的影响。寺院经济是地主经济的一种，寺院一方面依靠统治者的赏赐，另一方面进行着封建剥削，而且还并不需要向国家缴纳赋税。这就使得统治者和佛教的关系复杂而又微妙，一方面统治者需要佛教这面思想文化方面的旗帜，另一方面他们又不乐于看到寺院经济的过度膨胀，侵蚀封建王朝的财政来源。因此，自唐初以来，都有不少限制寺院经济发展的政策出台，不过都没有认真的贯彻下去。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导致大量小农濒于破产，不少人就选择依附寺院寻求庇护。寺院吸纳了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寺院经济和世俗经济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穷吾天下，佛也”唐武宗基于这样的认识最终发动了会昌法难。
余论唐武宗的毁佛运动虽然沉重的打击了佛教势力，但是佛教并没有就此终结。在藩镇割据的局面下，这项来自中央的运动在某些地方并没有得到彻底地执行。在中央层面，会昌五年，唐武宗的毁佛措施有所松动，武宗死后继位的唐宣宗也着手恢复了佛教。经此一役，依赖于寺院经济的各个教派一蹶不振，但是重视精神修行的禅宗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空间，汉传佛教在此次危机中孕育出了新的发展方向。而封建统治者也通过这次毁佛运动划出了宗教势力不可逾越的一条红线，创造出了一种古代中国独特的政教相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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