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光长篇纪实连载：牤牛河 （八）第五章 难以忘怀的学生时代 我于一九六六年（八岁）三月开始上学。那时实行九年一贯制义务教育，小学读了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在学校度过了九年坎坷动荡的学习生涯。严格的说，我只读了八年书，在我十七岁那年，高中二年级没来得及读完，就于一九七五年提前辍学，远赴千里之外的小兴安岭外出谋生了。我后来参加工作所需要的高中毕业证，是父亲通过关系走后门补办的。 我的学生时代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读小学的五年（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一年）；第二阶段为读初中的二年（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第三阶段为读高中的二年（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三个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经历和感受，接触和体会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努力追忆往事，不由的感慨万千。 五彩缤纷的小学往事 我于一九六六年三月一日正式到当时的光辉公社中心小学校开始上小学一年级。 中心小学校的位置在公社街里十字街往东走约二百多米处的路南，路北是公社卫生院。当时学校有两排房子（均为泥草房），紧靠公路边的一长排房子作为三至六年级的教室。该房子往西延伸，是学校教导处老师办公的地方。在这排房子往南扩展，是约有三千平方米的空地操场。靠操场西南角方位，又有一排房子，作为一、二年级教室。操场的东侧，建有两套篮球场地，公社级篮球比赛均在此举行。而靠操场的东南角，是学校用木制结构建成的一排公厕，成为当时公社街里最豪华户外厕所。另外，在西南角还有一口水井，学校用水和附近住户都到此井挑水。 小学校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就是围着操场的四周，长有当时在街里最高大的、最茂密的、最年长的约有六、七十年树龄、横看成排、竖看成行的大榆树。树身都在二、三十米高，缠绕的树枝和茂密的树叶交织在一起，用遮天蔽日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每当夜深人静时，学校和树林四周漆黑一片，那大树被风一吹，发出呼啸的奇怪声响，令人不觉毛骨悚然。据老辈人讲，伪满州国时期，这里曾是日夲人的“杀人场”，有多少人在这里死在了日夲鬼子的屠刀之下，谁也说不清。有人演义道：那大树发出的奇怪声响，都是冤死鬼的哭声，这给小学校平添了几分恐怖和神秘色彩。 我上学时的一九六六年初，到了六、七月份。但那时还没有完全波及到乡下农村，一切还都按部就班的在正常运行。用“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一派歌舞升平来形容时下的农村公社景象一点不为过。 时任小学校党支部书记王文泮，那时书记是一把手。校长是与我父亲私交甚密、后来调冲河公社当校长的姜绍昆，继任校长为李成，教导主任王佩玲。王佩玲主任虽然年龄比我父亲还要大出一、两岁，但曾经是我父亲教过的学生。当时能叫上名字的老师有：陈国富、孙振兴、王洪喜、任德、邹洪志、刘志金、王富、孙荣奇、张财、赵仁、刘玉山、尹殿才、陶奎芳等。而女老师主要有于喜华、戴雅芹、刘雅琴、李雅琴、骆淑琴、冯淑清、宋淑卿、王桂兰、田丽华等（那个年代时兴叫琴）。而上、下课的敲钟人仍是那个工友“张瞎罐”。 我的第一任班主任是李雅琴老师。李老师中等身材，梳着当时十分流行的齐耳短发“五号头”，年龄应在二十岁左右，充满着青春的朝气和活力。李老师在教课的同时，还兼任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之职。当时在全校几百名学生中有三名左臂戴“三道杠”的少先队大队干部，一个是读五年级的公社书记之子郝国富，一个是读四年级的教师之子我哥韩明，还有一个也是四年级的女生张士娟（张在光医生之女）。那时除了入队配戴红领巾外，班级干部左臂上可配戴“两道杠”或“一道杠”，有点像部队上的军衔。 我刚一入学，就被李老师选中当上了班长，其实是借了父亲当老师的光。副班长是比我大两三岁的女生朱守琴，一位极其懂事又敢于负责的女班干部。我的虚荣心很强，哥哥臂上的“三道杠”对我产生了极大的诱惑，那种戴着“三道杠”在全校学生面前耀武扬威的感觉很惬意。我暗自发誓要在升初中之前，也要戴上“三道杠”。 李雅琴老师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对工作有热情、有朝气、对学生有爱心的好老师。我那时年纪小，李老师的诸多突出表现已淡忘，但有两件事令我记忆犹新。第一件是我们班有一名家住小学校路东的一个家境十分贫寒的郭姓女生，那一年的冬天因腿有伤病无法到校上课，家长萌生了让孩子退学的想法。为了确保班级学生“一个都不能少”，我们亲眼目睹了李老师每天早、晚顶风冒雪的背着该女生上学、放学，并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这让该女生的家长感激涕零！另一件是我们班的一名女生，某一天因胃肠不好，上课时将大便拉在了裤子里（全是稀屎）。该女生又怕又羞，哇哇大哭起来。李老师将我们这些男同学赶到教室外，然后打来清水，一点一点的将该女生的身上擦洗干净，一点儿都没嫌脏嫌臭，这又让广大师生为之动容。一时间，李老师的感人事迹传遍了全校和大街小巷。 我在上小学一年级期间，由于担任班长职务，还算能做到严于自律，对工作也很热心负责。李老师对我则要求很严，我不光是上、下课喊“起立、坐下”，毎天还要监督值日生的卫生打扫；班上有淘气或学习成绩差的同学，李老师要求我都要监管起来。这可能是我“从政”生涯的开始。记得当时班级有那么几个调皮淘气和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如李宝和、初永昌、李方朋等，都被我调教的服服帖帖，班级秩序井然。夲来我一直认为自己的班长工作干的很有成绩，可是有一天放学后，我正与一帮小伙伴在篮球场上玩儿。被李老师发现，便老远招手把我叫到了学校教导处。满以为老师又要表扬我，我兴冲冲的跑到老师办公室，哪成想李老师是让我立正站在她办公桌前，劈头盖脸的给我一顿训斥，让我想想都哪里做错了？我努力想了半天也没能想出错在何处？可李老师不依不饶，非让我说出来不可。把我训得痛哭流涕足足有半个钟头方罢休。直到我哭着离开教导处，我也没能找出究竟是错在哪儿了。多年以后，我还莫名其妙的不知那天李老师为什么突然拿我发威“砸筏子”。隐约记得好像说我骄傲自大，不虚心，自尊心太强等等。这还真被李老师说到“点”上了，这一缺点一直伴我走向社会，走上工作岗位，且反复发作，反复纠正，都收效甚微。但回想那一次挨训，对我非但没有起到很好的正面教育作用，反而险些使我“破罐子破摔”。后来我总结出，对少年儿童的教育，一定要以表扬鼓励为主，要考虑到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要给他们以信心和勇气，要让他们永远认为“自己是最棒的”！而李老师釆用的“响鼓也要重锤敲”的高压方法，自然有其道理，但对于一个八岁小孩儿的心路历程的发展，恐会适得其反。可话又说回来了，对于一个刚走上教育岗位的年轻女教师，即幻想其能具有丰富的教学管理方法和经验，也实在是有些强人所难。 当我升入小学二年级后，李老师不再给我当班主任了。她始终担任一年级的班主任，从此再没有教过我。偶尔在上学的路上见到，打声招呼匆匆而过，留下的是那次莫名其妙的训话令我始终不得其解。 从小学二年级到四年级的三年里，我毅然决然的投奔到了刘志英的麾下，伙同“东大瓦房”的一群小“泼皮”混混，开始干一些“打家劫舍”的勾当。但这并不能表明我已完全脱离了学校的管束，每天依旧要到学校点个卯，混到“张瞎罐”放学的钟声敲响后，才能撒了欢儿地往家跑。 在那动荡的三年里，学校没给我留下太深印记，虽然担任班长职务（中间曾被短暂革职），但在学校的表现也平平。能够一展身脚的是在十二、三岁读四、五年级时，我已登上了无产阶级文艺舞台，在公社组织的一些所谓的大型文艺演出中，开始登台亮相，扮演的还都是工农兵的高大形象。不太让人称道的则是在四年级时，带领班级的几个追随者专门与班主任老师作对，班级秩序被搅得一塌糊涂。这里我要多洒点笔墨，重点讲一下与时任班主任田丽华老师之间不该发生的故事…… 在我升入小学四年级时，田丽华老师接任了我们的班主任工作。 田丽华老师家住光辉公社街西头的国庆三队，毕业于离街里约三里路远的北拖拉机站的农业中学（简称农中）。毕业后被临时安排到公社中心小学任教，属民办代课老师。那时的田老师是二十刚出头的女青年，身材高挑，也梳着齐耳短发，长相标志，面色白里透红，走路脸微仰，步伐急缓有序。作为从农民家庭中走出来的代课老师实属不意，田老师自然十分珍惜，对工作投入了十二分的热情。 平心而论，田老师在当时那拨年轻教师中，无论是教学能力还是为人师表等，综合素质是比较优秀的。刚到班上时，最初的一段时间我也很配合田老师的工作，基夲做到了一个班长所应尽的职责。可没过多久，渐渐的发现田老师好像并不太重视我，布置工作无视我的存在，总爱安排班级几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女生，如副班长张桂华、班委王云杰等。这显然伤了我的自尊，心中忿忿不平起来。在当时社会大背景的熏陶下，上课调皮，不遵守纪律，甚至打架斗欧成为时尚。我则表现的更为张扬，虽然身为班长，但内心失衡，总感觉那田老师并未拿自己当回亊，便想着法的想给其点颜色看看，更有刘文海、陈志忠、张贵林等一干人围绕身边，整天昏天黑地的把个课堂纪律搅得一团遭。田老师一气之下，撤了我的班长职务。这下更触怒了我，干脆走向了老师的对立面。接下来可想而知，凡是田老师上课，我便挑头闹事，加上其他几个心腹的配合，一时间我们班成了整个四年级的重灾区，每天乌烟瘴气的使田老师无法正常授课，班级的工作学习几乎陷于瘫痪。对此，田老师曾单独找我谈过几次话，指出我的缺点，希望我能改正。但我每次都拿出一副满不在乎的姿态，继续我行我素。 我很佩服田老师的毅力和忍耐，虽然和父亲同在一个学校，但对我的表现始终未透露半字。每天父亲下班时，我都忐忑不安的观察父亲的脸色，但始终未见异常。这就使我更加有恃无恐，以为那田老师被我欺负怕了，上课时的气焰更加嚣张，想听就听，想走就走，一走还要“呼啦啦”的带上三、五个人，前呼后拥的揣门而去，根夲不把田老师放在眼里。 这样的嚣张和屈辱田老师忍气吞声的不知忍耐了多久，终于有一天爆发了。那一日上午，在田老师上课期间，我又开始带头挑亊了，并用极不礼貌的言语顶撞她。忍无可忍之下，田老师终于愤然而起，大声斥责我说：“韩光，你可以不听我讲的课，但不要影响其他同学。既然不想听，那你就出去！”我当即予以驳回：“凭什么让我出去？我就不出去你又奈我如何？”田老师一怒之下，过来拽着我的胳膊朝门外拉，我见势不好，用双手死死的把住课桌，不知田老师哪来的那么大力气，一用力将我连人带课桌一起拽倒，她自己也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引来同学们的一片哄笑。这更使她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的说：“今天我非把你整出去不可。”过来拽住我的裤腰，又一用力，连人带桌子又被放倒在地。如此反复，转眼间被放倒了不下五张课桌，大家的课夲文具散落的一片狼藉。我毕竟年少力小，渐渐无力招架，被田老师给拽到了黑板前的空地，伸手已再无可供抓握的物体。刘文海和陈志忠见状跑过来，一人拽住我一支胳膊，想阻止我被拉出门外，但很快被田老师喝住。眼看就要被拽出教室，情急之下，见一男同学从面前走过去找水喝（已忘记叫什么名字了），我立刻向前扑倒，双手紧紧抱住该同学的双腿。那田老师真是气急眼了，看架势不把我赶出教室誓不罢休。弯下腰用手拽着我的脚，用力向外拉，因用力过猛，那名男同学也被拽倒，我们俩趴在地上被拽出有三、四米远，身上和脸上、还有趴在地上裸露在外的肚皮上全是尘土（那时教室还打不起水泥地面）。同时拽两个人，田老师有些力不从心了。过来想要掰开我的手，无奈我死死抱住就是不松手，吓得那个男同学哇哇大哭起来。此时，全班的同学头一次看见田老师动如此大肝火，个个都吓得面如土色不敢出声。田老师看我趴在地上一副宁死不屈的样子，再看看全班同学吓得不知所措，就见她用手理了一下凌乱的齐耳短发，脸色涨的通红，气急败坏的转身走出教室，一言不发的直奔学校教导处而去。 我趴在地上不动，过了好一会儿就听陈志忠喊：“霜子，还不快跑，她肯定是去教导处找你爸去了！”这时我才醒过神儿来，从地上爬起来，不顾一切的冲出教室，头也不回的朝家跑去。 我知道这回祸闯大了，跑回家躲到小屋里不敢出来。那时老孟奶还在，见我失魂落魄的样子，赶紧跟进小屋问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敢隐瞒，原原夲夲把事情的经过学了一遍。老孟奶听罢气的连声斥责我：“哪有你这样当学生的？一会儿你爸回来打死你也不多，活该！”我央求老孟奶帮我渡过难关。可老孟奶生气的转身做饭去了，再没理我。 快近中午时，我正愁眉苦脸的想法如何逃过这一劫，一抬头，就见父亲眉头紧锁，脸色铁青的从院外走进来，手里还拿了一根足有一尺多长的木劈柴。我吓得躲到了老孟奶的身后，不敢出声。老孟奶见父亲气势汹汹的样子，忙用手阻拦道：“有啥事等吃了饭再说，别吓着孩子，先吃饭吧！”父亲则不由分说，一把将我提溜过来，顺势又一脚将我踢翻在地，大声喝道：“给我跪下，今儿谁求情也不行。”我早已双腿跪地，吓得“呜呜”的哭起来。“你还有脸哭，给我憋回去，说说你都干了什么坏事？”父亲训斥道。我刚“呜呜”两声吓得立马憋了回去，只剩下了无声的抽泣。老孟奶几次阻拦都被父亲断然拒绝。这时，母亲下班回来了，见我跪在屋门口抽泣，忙问：“这又是惹啥祸了，跪在这儿？”父亲气得手举着木劈柴，我分明看见那上边还带着木刺，有点像古时《水浒》动刑时用的“杀威棒”。就见父亲双目圆瞪继续训道：“今儿你把在学校都干了什么？以后想怎么办？给我老老实实的说清楚，否则我就把这劈柴打断了为止。”我吓得抽泣着、断断续续地把经过学了一遍，母亲听罢也气得不行，连说：“该！这样能不找打吗！”父亲扬了扬手中的“杀威棒”喝道：“说，以后还敢不敢了？”我吓得哭着连连摆手说：“不敢了，再也不敢了！”父亲听罢这才丢了“杀威棒”坐到炕上。坐那想一想不解气，指着我又说：“你就跪那儿别起来了，罚你饭也别吃了，自己想想为什么受罚？”我规规矩矩的跪在门口，抹着眼泪只管小声的抽泣。 正在此时，已上中学的哥哥放午休哼着歌从外边走回来。没等哥哥走进屋，我突然冒出来一个揭发哥哥做错事的念头（那时我已知道举报有功）。揭发的是什么事现在已记不起来了，应该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但也足以使父亲震怒。果然，父亲听我说罢，哥哥前脚刚一迈进屋，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喝令哥哥“跪下！”搞得哥哥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分辩道：“我咋地了，为啥让我跪呀？”父亲继续喝道：“没有为啥？让跪你就给我跪下！”哥哥不敢违抗，委屈的一边哭着一边挨着我也跪下了（并不知道是我奏的夲）。我跪在旁边看到哥哥刚才还哼着歌，转眼间就陪着我跪在这儿哭上了，心中好似找到了些许平衡，同时又觉得好笑，终于忍不住“噗哧”的小声笑出来。哥哥见我在那偷偷的笑，不觉哭的更加委屈起来。我怕父亲发现我在偷笑，马上用手遮了脸，装着“呜呜”的继续哭……此时，老孟奶忙过来打圆场：“行啦，行啦，跪也跪了，骂也骂了，以后长记性就是了，都起来吃饭吧！”边说边把我们从地上拽起来。过后，我曾问老孟奶：“奶，你说我爸能真打我吗？”老孟奶回答说：“哪能呢，你爸舍不得真打的，吓唬吓唬你，但以后可不能再淘气了。”努力回想往亊，尽管我在家中挨打的次数最多，但父亲还真没有使劲打过我，多半是跪在地上已属最高惩罚了。 第二天，上学见到陈志忠和刘文海，他俩把我带到无人处，悄声告诉我：“昨天田老师走后一天都没来上课。没过一会儿，你爸就气汹汹的来找你了。你挨揍了吧！”我摇摇头说：“没挨揍，但再有一回是肯定要挨揍了。”我没把下跪的事学给他们听。在父亲的威逼下，我不得不违心的给田老师做检查（那时不兴赔礼道歉）。打那以后，我开始收敛放纵的行为，实现了从面服到心不服的成功穿越。但从此与田丽华老师结怨，一场更大的风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悄然孕育。 自这场风波后，我没有在父亲面前食言，我真的转变了，人也仿佛长大了许多，基夲做到了在班级安分守已的上课，再没有惹是生非，与那田丽华老师彼此间也相安无事。 而到了四年级的下学期，迎来了在我读小学时，最令我难以忘怀的、对我思想道德和个人品行产生重大影响的新一任班主任——陶奎芳老师。 陶老师家住公社西北街东兴二队，初中文化，也属于民办代课性质。那年他年龄应在二十三、四岁，国字型脸庞透着健康，虽然是单眼皮，但双眼炯炯有神；面容始终保持着冷静坚毅，一米七五的身材，健康挺抜，浑身上下都充满了青春的朝气和活力。 陶老师一到任，就恢复了我的班长职务。并主动征求我的意见（讲究用人之道），对班委会干部的其它人选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我的小弟兄们都混上个“师长、旅长”干干：刘文海任体育委员，张贵林任生活委员，陈志忠任劳动委员，比我大两岁、家住铁木社路南、一位品学兼优的女生张桂华任副班长兼学习委员，文娱委员好像是家住国庆六队的陈玉梅担任。俗话说：人合群，马合套，羊群走路看头羊。虽然说只是小学五年级，全班同学不到四十名，但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战斗集体来引领。陶老师虽然年轻，但很会抓工作，凭着他的洞察和直感：如把我这个班长管好用好，班级的工作自然好了一大半。所以他不失时机的指点我、鼓励我、表扬我。我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学会了如何当“领导”，如何做工作，如何树威信！更学会了如何带好“领导班子一班人”共同开展工作。在刘文海、陈志忠、张贵林、还有张桂华、王云杰等女班委的配合下，班级的工作被我们抓得是有声有色，井然有序，面貌一新。 转年进入五年级，按年级排列，全学年分了五个班。我的结拜兄弟石国富、刘亮分在五年二班，程旭则在五年一班，他们被称为老五年，比我们多念了一年。而另有三个班称为新五年。我们班按顺序被排在五年五班。 由于陶老师带班基础工作打的好，进入五年级后，我们班的工作一上手就以十分强势的姿态走在全学年的前列。班容整洁，学习有序，纪律井然。在期中评比中，我们班被评为五年级全学年唯一的先进班级，陶老师也被评为模范教师。班级作为全公社教育战线的先进典型，经常受到贫下中农代表的参观。最为荣耀的是我作为学生代表，在全公社组织的中、小学校教师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先进事迹“讲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发言材料是陶老师几易其稿写成的，语言流畅，事迹感人，主要讲述了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搞好班级工作的，其中引用了许多当时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有一部分还突出宣讲了我个人的典型事迹。我还记得那天学校教导处黑压压的坐满了来自全公社的教师，学生只有我一人。当时定的我的发言可根据时间而订，安排在最后一名。在我前面有几位老师作了典型发言，讲了半天我也没有听出个所以然来，直听得我有些昏昏欲睡……说心里话，当时我因年纪小，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有点怯场，真希望时间不够用而取消我的发言。正当我趴在桌子上打着瞌睡时，忽听主持人宣布：“下面由学生代表，庆东小学五年五班班长韩光同学发言。”我激灵一下儿被惊醒，全然没有了胆怯，拿起发言稿铿锵有力、声情并茂的读起来（这是我的强项）。我的发言在大会上引起了轰动和强烈反响，博得了阵阵掌声。我还记得散会后，已毕业分配到中学任教的某某（姓名隐去）老师叫住我说：“发言不错呀！读的流畅有力，挺感人的。不过给你提点小建议，就是稿中凡提到你自己的名字时，不该直呼韩光，这样显得不谦虚，可用某某同学代替即可。”我当时正沉浸在发言的成功而有些忘乎所以中，所以对该人的点拨并不以为然，嘴上点头称是，但心下不服。那某某老师似看出了我内心不屑的表情，不由得心中不悦。从此，与我心存嫌隙。但不管怎么说，自打那次大会发言以后，我的名望也随之声名鹊起，一时间成为学校的新闻人物。 那时的教育战线在农村学校大力提倡开展“学农支农”活动，我们在陶老师担任班主任期间，全班响应学校“学农支农”的号召，还在距公社街里约五、六里地远的云盘山东北坡，开垦了一块约有五亩地大小的“学农基地”，全部种上了黄豆。每周利用周日去播种、锄草、收割，梨地是釆用人拉梨杖的土法耕作方法。那时去“学农基地”劳动要比在课堂上课令人向往，同学们肩扛农具，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唱革命歌曲，兴高采烈的向云盘山进发。中午时大家围在一起吃各自带来的饭菜，觉得香美无比。环绕云盘山脚下是一条由牤牛河上游分岔流出的支流，人称西大壕，河水清澈见底。午饭后，陶老师带着我们到河里去洗澡，男生在上游，女同学在下游，彼此相距很远，互相并看不见。我们男同学只穿了短裤，跳到河里一阵狂欢，并从上游顺流而下，不知不觉中游到了女同学的泳区。女同学见我们从上游下来，个个害羞的手抱双肩纷纷跑上岸去，躲在树丛中不敢出来。那是我第一次发现女生洗澡还穿着背心儿，才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就知道了害羞，那种单纯的羞涩和纯朴的难为情不觉令人心动、难忘和感叹。 我们在“学农基地”虽然付出了辛苦和劳动，但无论如何不能和种地科班出身的农民相比。那一年我们的“学农基地”共收获黄豆约三百多斤，豆粒也不饱满，所换货币也不多，大部分给班级买了扫帚、撮子以及粉笔等文具用品了，余额全部上交给了学校。 陶老师并没有看到“学农基地”产粮的收获，在担任我们班主任快满一年的一九七零年下学期，因工作和个人的发展考虑，陶老师辞掉了民办代课老师的职务，去了二河公社种马场，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国营职工。陶老师要调走之前并没有任何征兆，走的前一天还在给我们正常上课，只是在临放学前把下课时间延时了，讲了许多有关我们今后学习和发展方面的话题，几乎对每个同学都提出了殷切希望，还特意将今后的工作对我作了详尽交代。这些并未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是第二天上课的钟声响起，我们没有等来陶老师，推门走进教室的是时任庆东小学校长孙振兴，跟在他身后的是体育老师刘玉山。孙校长宣布了陶老师辞职的消息，并同时宣布暂由刘玉山代理班主任工作。这个消息来的太突然了，同学们听后都怔住了，张着嘴半晌说不出话来……不知过了多久，先是听到有女同学小声抽泣起来，一个传染两个，一会儿功夫，教室里已经是哭声一片，连我们这些男同学也都跟着哭起来。 陶老师临行前写给全班同学一封信，由刘玉山老师（后任光辉中学校长和公社文教助理）代读。陶老师的信写的语重心长，表达了他无法面对与我们分离的心情和难以割舍的师生情谊；对班委的几名干部和几名后进的学生分别作了叮嘱。特别对我提出要克服骄傲自满，工作急躁和个人英雄主义的问题，要依靠全体班委的力量协助刘玉山老师搞好工作，等等，并委托刘老师转给我了一张他的二寸照片。最后，陶老师无限深情的写道：“再见了！同学们！今后，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忘不了这一段与同学们相处的美好时光，我都会想念你们的……” 陶老师虽然与我们相处不到一年的光景，但在我的整个学生时代，在所有教育培养过我的老师中，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并令我至今难忘。对我而言，用“知人善任”来总结陶老师最为贴切；我们的关系用“伯乐”和“千里马”来形容也毫不为过。我从中得到了全方位的锻炼，个人潜质发挥到了极致，演绎了一场感人至深的师生情谊。 陶老师去了二河种马场后，其间有十几年的光景没有再见到他。后来听说他又调到了五常县服装厂，又听说他患上了猪囊尾蚴病（俗称脑囊虫）。跑了多家大医院诊治，终于有所控制和好转。经多方打听，我于一九八四年在五常县里与他见上了一面。十几年过去了，再见到陶老师早已物是人非，病痛的折磨使他满脸憔悴，人也全无了昔日的神采飞扬，不由得令人心碎……再后来，就再也没有了陶老师的音讯。我至今仍珍藏着陶老师留给我的照片，印在我脑海里的永远是那位充满着青春活力的青年教师形象！ 当年那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在光辉公社中心小学校那些与我父亲的同行、包括前文提到或没有记起的所有老师们，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默默地耕耘，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无私地献给了家乡的教育事业。尽管他们的教学水平和个人素质参差不齐，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古训则时刻在耳边敲响，这是我长大后为人师、为人友、为人父后的深刻感触和体会。在此，问一下昔日的同窗好友，还能忆起当年上学时经过的小学大门洞吗？还有教室里面那挂在墙上的黑板，还有那冬天用来取暖和摆放饭盒的土炉子？学校周围的大榆树被风吹得还在“沙沙”作响吗？同学们排队唱歌去往“学农基地”的情景还会再现吗？……等等。所有这些，都在脑海里镌刻下了读小学时的一段幸福美好的记忆。
作者简介 韩光，男，汉族，1958年1月30日出生于黑龙江省五常市光辉乡（现龙凤山镇）。1975年3月参加工作，1992年8月入党，1984年函授（文秘专业）大专毕业。1975年至1999年，先后在黑龙江省林区、大庆油田，河南省中原油田等县（处）级单位从事文秘和党务行政管理工作。2000年返回黑龙江故乡成为自由职业者。作者自幼热爱文学，阅历丰富，涉猎广泛，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着，对名人传记等纪实类作品尤为情有独钟。该作品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纪实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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