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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天龙看历史人物 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
“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的不朽诗句。两句合璧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而坐落在诗人故乡江西省吉安县的“文天祥纪念馆”内，伟人毛泽东手书的楹联，正是这千古名句。 这是铭刻于中华历史长廊的两句诗，这是闪耀在神州烈士丰碑的两句诗。诠释人生意义，抒发赤子情怀，为祖国肝胆相照，为民族舍生取义。 此诗看似直白，却蕴深意；读之真切，尤感震撼。声入长空化雷霆，光耀大地如白日；动心灵，沸热血，穿透灵魂为坐标。 不惧死安能以死威胁？为黎民敢献七尺之躯！ 这就是文天祥。身为南宋宰相，面对强虏，国势危急，斥责奸雄，力主抗敌，精忠报国，救民水火；身陷敌营，拒绝招降，节操高尚，宁死不屈，不愧社稷，不负百姓。而作为一代爱国主义诗人，文天祥则以其《过零丁洋》、《正气歌》等诗篇，披肝沥血，吐其心意，发浩然之音，抒凛然大义，一扫南宋末期诗坛亡国哀曲，自成千古绝唱。 悲乎哉，文天祥率义军意图北伐，收复失地，不幸被元军所俘；壮乎哉，在水路押解途中，经零丁洋，诗人沉思海面，百感于心，吟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言志诗、壮情篇。 安危系天下，何必论死生；愿剖丹心出，精神照后人。 面对山河破碎，请看诗人的忧虑：“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面对国家危难，请听诗人的心声：“孤臣腔血满，死不愧庐陵。” 忠贞不渝，成仁取义。诗人坚信：“惟其义尽，所以仁至。”忠心为国，后世师表。诗人挥笔：“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据记载：当年蒙古军队分三路大举南侵，宦官董宋臣鼓噪迁都避敌，朝野人心惶惶。文天祥愤而上书皇帝，“乞斩董宋臣以安定人心”，奏折被截。此后，董宋臣又被委以重任，并成为文天祥的顶头上司。文天祥慨当以慷，再次上书皇帝，列数董宋臣“天下之恶名萃诸其身”，但依然无果。此自是南宋皇帝昏庸，宦官乱权所致，然忠臣初衷不改，救国心切。 真是一颗英雄胆，敢入虎山拔虎须。当宋王朝岌岌可危，当权贵宦官炽焰正旺，文天祥不畏强暴，以“社稷为重”，以“安国立民”为本，一而再地向皇帝进言，力除奸贼，整顿朝纲，抗击敌顽，收复失土。 诗人自有诗魂在，愿为华夏尽忠诚。不惧谗言，力挽狂澜；不怕报复，无私无畏；铁骨铮铮，宁折不弯。有如此抱负，才有如此胆量；有如此情怀，才有如此担当。同样，有如此诗魂，也才能写出如此诗行！ “留取丹心”，光照历史；“留取丹心”，彪炳后世；“留取丹心”，承继前贤；“留取丹心”，呼唤来者。 是的，为天地立言，自有担大任者；为民族放歌，亦有大襟怀者。 国之精英们，为国家，献英才，竭诚心，作奉献，百炼成钢为栋梁；民之公仆们，为人民，敢担当，勤勉身，正气足，心地无私天地宽。真金不怕火炼，意志顽强如铁。有敢上九天揽月之气魄，亦有敢下五洋捉鳖之雄心。 更有广大之“小我”，从自身做起，为“大我”服务。励志立德，养心修身；忠诚于国，爱憎分明；不辞艰难，尽责尽力；做正直人，成事业心。 中华崛起看今朝，“留取丹心”不负人！ “天下第一清官”张伯行
张伯行（1651年—1725年），字孝先，号恕斋，晚年更号敬庵。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进士。后经考选，授内阁中书，又改任中书科中书，从此步入仕途。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六月，仪封地方连降大雨，河水猛涨，城北旧堤立现溃决。危急时刻，“丁忧”在家的张伯行挺身而出，自发地组织民众装沙土袋堵塞决口。张伯行组织抗洪抢险的事迹传到正在黄河视察水患的中央大员、河道总督张鹏翮的耳朵里，张鹏翮的眼睛一亮，随即向皇帝疏荐张伯行，言其“堪理河务”。于是，皇帝命张伯行以原来的官衔到河工任职，督修黄河南岸堤二百余里，以及马家港、东坝、高家堰各工程。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张伯行被授为山东济宁道。适逢灾荒之年，便从家乡运来钱和粮食，并缝制棉衣，用来解救百姓的饥寒。皇上命令救济灾民，张伯行便拿出仓谷二万二千六百石有余赈济所属汉上、阳谷二县。山东布政使责备他独断专行，准备上疏弹劾，张伯行说：“皇上有旨救灾，不能说是独断专行。皇上如此重视民间疾苦，应该以仓谷为重呢，还是以人命为重？”由于张伯行据理力争，布政使只好停止弹劾。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二月，皇帝南巡，途经山东临清，召见张伯行，十分赞赏他的治河才干，亲书“布泽安流”榜，作为对他治河成绩的奖励。张伯行以治河而知遇于皇帝，受到器重。次年五月，经皇帝批准，提升张伯行为江苏按察使。从此，张伯行进入清朝政府高官的行列。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正月，皇帝再次南巡，三月二十五日，在松江召见张伯行，对大臣们说：“朕至江南，访问张伯行居官甚清，此名最不易得。张伯行由进士历任按察使，不可以书生待之。”又对吏部说：“福建巡抚员缺，甚为紧要。张伯行为人笃实，即在行间，亦非退缩者，擢升为福建巡抚。”皇帝征求大学士和督抚们的意见，这些人都会看皇上脸色，拍马屁功夫十分了得，都“推奖无异词”。皇帝非常高兴，说：“汝等何莫保举，朕保之。将来居官好，天下以朕为明君，若贪赃枉法，天下笑朕不识人。”当即提拔张伯行为福建巡抚，赐予“廉惠宣猷”的匾额。张伯行上疏请求免去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因灾荒而欠交的赋税。因为福建的米价很贵，张伯行请求动用国库的白银五万两购买湖广、江西、广东的米平价出售。他还建鳌峰书院，置学舍，拿出自己的藏书，搜罗前代文人的文集刊印成《正谊堂丛书》，用来教学生。福建百姓祭祀瘟神，张伯行命令毁掉这些瘟神的塑像，改祠堂为义学，祭祀朱熹。民间多尼姑，有人卖贫苦人家的女子，以致削发为尼者成百上千，张伯行命令这些人家赎回自己的女子，为她们选择配偶。有家境贫穷无法赎回的，由官府出钱赎出。由于张伯行“治尚严明”，使得“贪吏奸胥，则尽置之法，政教大行”。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张伯行从福建调任江苏巡抚时，全程路费仅花一两银子。他临走时福建的百姓痛哭相送，如丧考妣。张伯行赴任后，即发布檄文《禁止馈送檄》，严禁下属馈送钱物，整顿当时日益盛行的贪腐之风。檄文中写道：“一黍一铢，尽民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虽曰交际之常，于礼不废。试思仪文之具，此物何来？本都院既冰蘖盟心，各司道亦激扬同志，务期苞苴永杜，庶几风化日隆。” 江南一带官场上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的现象非常严重，浮华奢靡之风盛行，所谓“各行省积弊最深者莫如江南”。张伯行走马上任后不负圣望，他见巡抚衙门连帷幕也是富丽堂皇陈设豪华，让人把这些东西全部撤掉，换成布做的。《禁止馈送檄》就是他在这时拟就的。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当地风气为之一变。 六合县县令将一幅山水画送到张伯行府上，请他指教。张伯行回家后见到画幅，竟从画轴里抖出一根金条来。他找来这位王县令说：“你的画不错，我收下了。礼尚往来，我也送你一幅字。”王县令很高兴，惊喜地接过字幅回去了。回到家后，从里面倒出根金条，物归原主。再看张伯行写的字：“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张伯行“一字诗”自此不胫而走。 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张伯行升为礼部尚书，两年后，一代清官张伯行病逝，享年七十五岁。皇帝赐谥号“清恪”，意为官清廉，恪尽职守，精确地概括了张伯行持躬清介的一生。他死后江苏、福建、山东的百姓们不忘他的恩德，都建祠堂祭祀他，称他为“天下第一清官”。 亲民护民爱民如子的苏东坡
苏东坡几乎在宋朝官场上摸爬滚打了一辈子，几起几落，极不顺利。这一生让他后悔的事情可能不少，但在亲民爱民这个大节上，他无怨无悔。 因为他多年在地方上任职，跟老百姓较为贴近，能体会到朝廷的每一项政令都会牵动老百姓的生活甚至死活。他一度反对新法，说新政不便民生，朝廷操之过急。新政推行十年，受到些挫折，司马光以垂老之年主掌政务，随即废弃新法。苏东坡又认为新政已推行十年，百姓渐渐有些习惯了，如另砌炉灶，无疑是再一次折腾，苦的仍是百姓。就这样，苏东坡的政治生涯中便里外不是人，因而一再遭遇贬谪。 苏东坡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他的许多诗在明白如话的句子里，却表现出高远深邃的意境与浓郁厚重的感情。他的诗多有“街巷俚语”出现，看似信手拈来，实际却奇趣天然，妙不可言。这是苏氏的天赋，更是他亲民“接地气”的收获。据《竹坡诗话》记载，苏东坡出任黄州刺史时，有一位姓何的名士请他小酌。席上酒肴甚丰，其中有一盘油果，吃起来非常酥脆可口。苏东坡很喜欢，边吃边笑着问：“这东西叫什么？”主人回答道：“是家妇亲手所做，无非想出个新花样，没有什么叫法。”苏东坡说：它突出在一个“酥”字，我看就叫“甚酥”好了。从此，黄州地方，一时以制作“甚酥”而出名。后来，苏东坡又去一家姓潘的家里做客。主人慕苏东坡大名，为他酿了些甜酒。苏东坡连喝几杯这种糯米“错”着水的饮料，觉得醇香甜美，很是喜欢，说这种“错着水”味道很美！好客的主人见他喜欢，就装了一坛子，派人送到他府里去。一天，苏东坡公事完毕，出门野游，在花前解下腰间的葫芦，独自饮酒遣兴。他忽然想起那位名士家的“甚酥”和潘家的“错着水”，于是便写成小诗一首，分别派人送去。诗是这样写的：野饮花前百事无，腰间惟系一葫芦。已倾潘子“错着水”，更觅君家为“甚酥”。 故事中，苏东坡爽朗、直率的性格，跃然可见。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名噪文坛的大诗人，与百姓如同家人一样，互不见外，苏东坡能以民间口语入诗，而且平易、风趣，更值得后人借鉴。 宋朝洛阳的牡丹天下闻名。牡丹花盛开时，地方太守多要举办盛大的万花会。宴会的场所，用牡丹花作屏障。甚至在屋的梁柱及斗拱上安装竹筒贮水，用来插花，人们一抬头，满眼都是鲜花。而扬州则盛产芍药，蔡京任淮扬知州的时候，也仿效洛阳的做法，举办万花会，且年年依循旧习，老百姓深受困扰。元佑年间，苏东坡到扬州任职，刚好也遇上花季，办事的官员向苏东坡报告这多年的惯例，苏东坡裁夺停办。消息传出后，所有人都为这个体贴民意的决策欢欣鼓舞。苏东坡写信给朋友王定国说：“办一次花会要用成千上万的花朵，办事官员借机从中谋取私利。我已将它停办了，虽有点煞风景，但也省去许多不良后果。”民众认为这是英明举措。 苏东坡任徐州知州时，曹村一带黄河堤坝决口，洪水流入梁山泊，几股水交汇到一处，直奔徐州城下。水势渐猛，来不及排洪，徐州有被冲垮的危险，有钱有势的大户纷纷外逃。苏东坡说：“大户人家外逃，全城百姓也会动摇，还能靠谁来守城？只要我在这里，就决不让洪水冲垮徐州。”他派人把逃走的大户规劝回来，又到武卫营给卒长鼔劲：“洪水冲城，军民要团结一心，严防固守，即使是禁军也要为守城出力。”卒长说：“您都不怕危险，我们更应当奋不顾身守城。”苏东坡率领全城军民筑起一道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连徐州城。大雨和徐州较劲，越下越大，可徐州人在苏东坡的鼔舞下，三次把即将被淹没的城池保住了。苏东坡把自己的办公地点也设在堤上，几次路过家门而不入，官员们分片包干，各守一方，终于保住了徐州。 苏东坡如此爱护百姓，连政治立场与他相悖的人也不否认。有一个叫曾旼的文人，刚被免去州学教师，路经真州，遇见吕惠卿（吕曾做过北宋宰相，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变法中的二号人物，为推动变法做出了许多贡献）。吕惠卿问他苏东坡是怎样的一个人。曾旼说：“聪明人！”吕惠卿不无藐视地说：“就像尧一样聪明，舜一样聪明吗？还是像大禹那样聪明？”曾旼说：“东坡先生虽不是你所说的那三种聪明，但还是十分聪明啊！”吕惠卿说：“苏轼学什么人？”曾旼说：“他学孟子。”吕惠卿更加不屑，站起来说：“什么话？不伦不类！”曾旼说：“我之所以说东坡先生学孟子，是因为他和孟子一样，都是最重视百姓。”吕惠卿听了之后，点头默认，无话可说。 苏东坡的百姓情怀也表现在勤政上面。苏东坡对杭州人贡献很大。宋代，由于人为和自然变化等原因，西湖被水生植物淤塞，湖水有涸竭的危险。苏东坡前后两次任职杭州，相距十五年，而这种淤塞情况日渐严重，因此西湖应立即疏浚河道。苏东坡除了进行例行的疏浚，并将淤泥用以修筑长堤之外，还开放原来的水域供百姓租用，以种菱角。种菱角要先清除原先的植物才可以下种，防止封塞，而在收成的时候，又可带走部分淤泥；租金还可以用作下一年疏浚的经费。苏东坡利用他的智慧，不向朝廷要钱，也不增加百姓的负担，发展生产，改善了民生，也增加了地方的财源，可谓一举数得。杭州人感念苏东坡的作为，给了这位读书人很高的评价。 清廉吴隐之以诗明志赋诗《酌贪泉》
据《晋书·吴隐之传》记载，广州西北郊十五公里处，是中国历代文人墨客时常吟诗的石门，这地方是古代中原官吏进入广州的必经之路。石门有一泓山泉，到广州任职的官吏来到石门，都饮上一口泉水。传说，人只要饮了这口井里的水，便会变得贪得无厌。西晋时，朝廷派往广州的几任官员，因喝此水，差不多都以经济犯罪而被撤职查办。当地百姓为了提醒上任的新官，在井旁立了一块石碑，上书“贪泉”二字。 自东汉以来广州一直是重要的海上贸易中心和通商口岸，而石门是从北方水路进入广州的必经之地。外国商船经常带来许多奇异的珍宝，广州的官吏只要携带一箱珠宝回家，就可供几代人享用不尽，所以来广州上任的官吏多是轻舟而来，满载而归。诚如《南齐书·王琨传》有言：“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当时派到广州去当刺史的皆多贪赃黩货，贿赂公行，贪污成风。 晋安帝时，朝廷欲革除岭南弊政，便派吴隐之出任广州刺史。吴隐之早就听说过石门有一个“贪泉”，以往路过这里的人为了标榜自己的清白，宁肯忍着口干舌燥之苦，也绝不饮“贪泉”水。吴隐之经过石门，特地走到“贪泉”边，正要喝水时，来了一位老人，说这泉水千万饮不得。老人指着碑上那“贪泉”二字，陈述“贪泉”使人变贪的利害。吴隐之为官清廉，偏不信邪，他感慨地对同行的人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说完，他一面酌泉而饮，一面赋诗《酌贪泉》：“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诗的译义是：古人传言此泉水，一饮就生贪婪心。试使夷齐饮此水，终当不改清廉心。 吴隐之的《酌贪泉》，不事雕琢，直抒胸臆，言简意赅，古朴动人。诗的头两句“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先陈述由来已久的传说，古人说这“贪泉”水，谁饮了它，心里就会产生牟取千金的贪欲。后两句“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吴隐之终不相信这古老传说，不相信“贪泉”有如此巨大的魔力，他借伯夷叔齐不贪财权的情操来表达诗人自己为官清廉的决心和志向。 吴隐之以诗明志，并说到做到。他在广州任上多年，果然没有因饮了“贪泉”而变成贪官，却是始终保持不贪不占的清白操行。据《晋书·吴隐之传》记载，“及在州，清操逾厉，常食不过菜及干鱼而已，帷帐器服皆付外库，时人颇谓其矫，然亦终始不易。”他以身作则，整饬纲纪，广州风气大为改观。皇帝诏书嘉奖他“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飨惟错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吴隐之任职期满乘船离开广州时，身无长物，两袖清风，行囊萧萧，船舱空空；他妻子偷偷带了一斤中药沉香，吴隐之发现了，十分生气，把它丢到河里去。吴隐之回到家中，只有茅屋数间，篱笆围院，家人以纺线度日，生活如平民。吴隐之一生清廉，始终不渝；一代廉吏，名垂青史。他赋诗《酌贪泉》以明志，也成为我国诗歌史上一段动人的佳话。 吴隐之的事迹感动了百姓，也被岭南为官者引为风范，后人为纪念吴隐之这位难得的清官，也为警戒后来的贪官污吏，便特地在石门竖立了一块“贪泉碑”，并将吴隐之那首《酌贪泉》刻在石碑上。 笔者读吴隐之《酌贪泉》颇有感受：饮“贪泉”会变得贪得无厌之说，只是律己不严者为自己贪污受贿行为找的借口而已。作为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廉与贪在人不在物，与饮用“贪泉”无关。饮“贪泉”者未必贪，饮“廉泉”者未必廉。为廉为贪、为清为浊，取决于自己内心和定力。内心正，则金钱财物不能诱；内心静，则热闹之境不能入；内心纯，则艳冶之物不能动。唯有保持理想信念不动摇，大是大非不糊涂，利益面前不动心，修身严、用权严、律己严，谋事实、创业实、做人实，才能防腐拒贪。吴隐之饮“贪泉”而不贪，充分表明：一个人的贪廉最终取决于其品质，而不是环境的诱惑所致；真正的清廉之士，不管处在何种环境和条件下，其清廉品质都不会改变。 作者简介： 作家诗人匡天龙，笔名有流沙、流沙江、匡天龙、匡花坛、匡金火、洪湖浪涛、流沙江河。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1976年中秋节生人。现年40岁。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洪湖镇汴河街道匡家祠堂村人，有着作多部。现在是广东省广州市 金火学校校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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