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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瑞冬：定花案：明清之际江南的品妓与妓品
曹瑞冬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摘 要：妓女群体的崛起是明清之际江南社会的突出症候，在社会层面体现为她们利用与社会长期互动所构成的社会网络，为自己创造社会资源，营造生存空间。“定花案”是这一时期江南士人品妓游戏的统称，也是妓女“向上”流动的社会互动机制，妓品则是这一机制的重要表征和循环条件。妓女在其中模仿、复制士大夫文化，文士则以类比心理回应，并创造出一系列内外标准作为妓女群体的组织原则。其品定的门槛也经营出特有的生活品位和风格，重构士大夫身份的文化认同。最终，妓女与士人在利益整合的互动过程中达到了资源创造的效果。 关键词：定花案；明清之际；江南；品妓；妓品 一、江南印象：品妓与妓品 明清易代之际，追求繁荣与安定成为江南民众的普遍心理：“常人之情，未有不好繁华而厌澹泊者也。吾祖东坡先生，以为吴兴山水清远，其民足于鱼稻蒲莲之利，寡求而无所争，宾客非有事于其地者不至焉。”[①]于是，他们围绕这一中心积极营造具有整体意义的江南社会，但这一地域的内部差异性也须时刻留意[②]，例如其繁荣是以女性的失落为代价的：“广陵二十四桥风月，邗沟尚存其意。渡钞关，横亘半里许，为巷者九条。巷故九，凡周旋折旋于巷之左右前后者什百之。巷口狭而肠曲，寸寸节节有精房密户，名妓、歪妓杂处之。或发娇声唱《劈破玉》等小词，或自相谑浪嘻笑，故作热闹以乱时候，然笑言哑哑声中，渐带凄楚。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见老鸨，受饿、受笞，俱不可知矣。”[③]妓女群体作为明清之际江南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既凸显时代之繁荣，又曝露风俗之浇漓，引发了精英阶层对秩序失衡的危机感：“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④]然后人却对江南之繁荣眷恋不舍，试图重构文化之自信：“海上奢华，甲于中国；酒地花天，脂妖墨贼。名士无才，名妓无色；妓集如鸦，士多于鲫。百态交呈，一文不值；岂有心知，只凭耳食。徒慕虚声，谁具卓识？欲洗腥臊，先删荆棘。喋喋烦言，不如沉默；翩翩弄影，不如伏匿。真儒不来，佳人难得。”[⑤]名士或名妓群体的社会形象赋予繁荣文化自信和身份认同之意义，至少从创造的角度诠释了一个群体的奋斗历程，如“定花案”既是繁荣的证明，也是创造繁荣的过程。 据《百城烟水》载：“顺治丙申秋，云间沈某来吴门，欲定花案，要富人下堡金。两郡名姝五十二人，选虎丘梅花楼为花场，品定高下，以朱云为状元，钱端为榜眼，余华为探花，某某等为二十八宿，宿画舫华堂，倾城游宴。无虚日，时虞山钱宗伯，井研李研斋，宣城梅杓司亦在金寓近院，署萧鼓之声。”[⑥]，又有《占花魁传奇》所写：“今日卫学士和张山人要品題靑楼髙下，特令小子约临安女客都到片石居会饮。小子奉命往城內城外各处邀請那些女客，说了两位老先生今日要定花案，也有箇整理乐器的，也有箇誊写诗稿的，也有箇梳头的，也有箇缠脚的，也有箇搽脂，的也有箇抹粉，纷纷都收拾来了。”[⑦]由此可见，定花案一般是由富商主持，以彩金为诱，邀请一众名妓和名士参与，名妓比拼才艺，名士品次高下。总言之，定花案是士大夫品妓的游戏，早在《醉翁谈录》戊集“烟花品藻”就有记载：“丘郎中守建安日，招置翁元广于门馆，凡有宴会，翁必预焉；其诸妓佐搏，翁得熟谙其姿貌妍丑，技艺高下，因各指一花以寓品藻之意，其词轻重，各当其实，人竞传之。”[⑧]另外，定花案直接给予妓女特定的品阶，正如“风尘本无全美，零珠碎璧，止堪义取断章。金屋兰闺，丽人不少，自与东风桃杏，品格不同，未可相提并论。特仅此品题，差异自郐无讥尔。”[⑨]明代花榜大家潘之恒则创造“妓品”一词运用于品评游戏中，以“品、韵、才、色”[⑩]为妓女优胜之标准。品妓和妓品是定花案的两个基本问题，为定花案共同统一着，但品妓未必决定妓品，妓品未必被决定于品妓，如清末叶衍兰以“马湘兰、卞玉京、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寇白门、陈圆圆、顾横波”[11]为八艳作图咏，却与明末余怀《板桥杂记》记载的“八艳”有出入。这说明品妓和妓品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动态系统，两者之间也确实存在互为因果的动态联系。所以，本文旨在从联系的角度叩探定花案所反映之社会文化发展过程。 从品妓这一特定角度看，前人已有一些值得特别注意的研究。其中，岳立松先生比较了北京和上海在不同城市性格影响下的品优书写，指出北京的这类书写传递了才子佳人的文化理想，折射出京城传统保守的性别观念。[12]因而总会有文人缅怀江南传统文明的失落：“虽则品评群玉，从来才子情深；然而消受名花，也要几生修到。云裳未整，本来之面目何如；霜鬓旋催，老去之皮囊可想。花能解语，难招潘岳之魂；酒可疗愁，不奠刘伶之冢。所以琴心动处，休夸同调以求凰；篷脚收来，好趁中流而转舵。”[13]以此类推，明清之际江南定花案的兴盛也应裹挟着那个年代文士的理想落差和认同危机，所以他们热衷于社会互动以此创造新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文化，正如王鸿泰先生指出：“妓院是一个收容的场所，它收容了现实社会中无法在既有的价值系统中得到肯定的个人。”[14]这从侧面反映了妓女在营造生存空间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价值和文化，并不断促使社会认同她们的世界。这一切都有赖于社会互动机制的长期运行，会涉及诸多复杂的侧面。但一些研究却视妓女“选美”为病态社会中的病态活动[15]，故本文会以定花案为中心具体考察妓女与当时、社会体制互洽或兼容的过程，进而探讨个人或群体如何创造新的资源使江南社会的整体利益获得优化。 二、一种模仿行为，一种类比心理 妓女群体历来被纳入城市的商业组织中：“闻闽省城南隅十里许，曰南台。烟户繁盛，茶行鳞次，洋粤商人集贾于此。街道错综，有上杭街，下杭街，后洋裏，田中街之名，皆闤闠崇闳，熙攘接踵。而青楼著名者，如金秀家、金雀家等亦列屋环居其中焉。其妓之冠时者呼为白次者，为黑即上海长三么，二之称。惟初次合欢资须订三铺，多者八九十金或六七十金，不等至少须二三十金，其他缠头之赠，犒赏之费仍非十数金不可定。”[16]生计问题则直接诱发了她们的职业竞争：“此风由来已久。每船十余人恃以衣食，一旦绝其生计，令此七八万人何处得食？且缠头皆出富人，亦衰多益寡之一道也。”[17]妓女的竞争行为是针对社会刺激作出的响应，妓女个人或群体与城市商业组织构成了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开放系统。而且，这种城市商业组织历来涵括着“士绅—妓女”等组织，如“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按阳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回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欢，或订百年之约。蒲桃架下，戏掷金钱，芍药栏边，闲抛玉马，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战之外篇。”[18]所反映之定花案以一种仪式重构了明清之际士绅与妓女的社会关系，强化了群体之间的规范界限，其本身也作为一种临时的社会组织，代表了整个社会发展的象征性趋势，通过创造性和扩展性的社团建构来追求一种广泛的、跨功能领域的团结。因此，士绅的品妓活动既强化了妓女的竞争意识，也塑造了她们的组织行为：“豪民富贾，竞买灯舫，至虎丘山浜，各占柳荫深处，浮瓜沉李，赌酒征歌。赋客逍遥，名姝谈笑，雾毅冰纨，争妍斗艳。四窗八拓，放乎中流，往而复回，篙橹相应，谓之‘水辔头’。日晡，络绎于冶芳浜中，行则鱼贯，泊则雁排。迫暮施烛，煜煌照彻，月辉与波光相激射。舟中酒炙纷陈，管弦竞奏，往往通夕而罢。”[19]其中，一种模仿行为在妓女个人或群体上充分体现，依赖于这种庸俗化的模仿、复制，在伦理道德领域产生了组织的规范和价值，在生产领域，使士绅的创造为妓女所接受而进入社会结构。 某一妓女依据恩主的心理回答了“模仿”的必要性：“君子观人，必因其类；通人持论，不徇于名。但得终邀青眼，亦何恨相见之晚耶？”[20]所以，被操纵生活的妓女本能地被士绅传播的信念和愿望催眠并支配，将“同类”之观念以有意识的模仿行为表达，譬如有“伶之花榜行于京师，而妓之花榜则屡见不一见，亦以状元、榜眼、探花甲乙之。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其不得列于榜者，辄引以为憾。然其间之黜陟，亦系乎个人之爱憎，且亦有行贿而得者，其不足征信，亦与伶之花榜无以异也。”[21]模仿了科举取士的制度及相关的投机行为，类似于这则事例：弘治庚戌科，南直隶钱福状元，靳贵探花，榜眼则广东刘存业也。殿试未揭晓时，靳以明琼六枚，祷于神前，明早欲掷以决先后。翌日，适钱与谦至，亦欲与掷明琼，靳不得已，告以昨故。钱喜日：“当与子赌也。”下掷，则钱乃六红，靳乃六绿，二人皆喜。后钱果中状元，靳为探花。而刘则旧尝有梦：“无福中状元，有福中榜眼。”是岁应之。[22]士绅阶层的科举迷信在开放的社会空间中传播，促使妓女群体认同“投机取巧”是各阶层的一致行为，故共同兴趣的培养是可能的，方便自己赚取生存资本，即如冒辟疆和董小宛的品香爱好：“一种生黄香，亦从枯肿朽痈中取其脂凝脉结、嫩而未成者。余尝过三吴白下，遍收筐箱中，盖面大块，与粤客自携者，甚有大根株尘封如土，皆留意觅得，携归，与姬为晨夕清课，督婢子手自剥落，或斤许仅得数钱，盈掌者仅削一片，嵌空镂剔，纤悉不遗，无论焚蒸，即嗅之，味如芳兰，盛之小盘，层撞中色珠香别，可弄可餐。”[23]而妓女为了使模仿行为涵盖的同群同类意识有效地向社会渗透，大都追随时尚传播的潮流，紧跟士绅阶层的脚步。正如花案之仪式与品妓之文化互为表里，共同引领着江南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势，有“倪氏富甲海上，松郡北城一带，强牛属倪，此特其一耳。故豪华之习，奕叶相承。中翰卒，传子子一，踵事而式廓之，少年袭马之场，选伎徵歌之会，靡不极当时之盛。士之浮薄者，翕然景从，而钱生清瑛为其最，戏将城层子弟美秀而文者，体仿名妹，编列花案，雌黄甲乙，度曲填词，自朱门公子以迄下里小儿，一无所避，众共疾之。”[24]凸显了奢华之时尚和交游之崇拜，故有“秦淮河房，向虽妓者所居，不过数家开宴，延宾亦不恒有十余年来。户户皆花，家家是玉，治遊遂无虚日。诸名姬家广筵长席，日午至丙夜，座客常满，樽酒不空，大约日糜千金，真风流之薮，泽烟月之作坊也。”[25]折射出妓女的主人姿态和自信意识。更有甚者，妓女们仿照士绅们创立的文娱社团建立起自己的盒子之会：“南都旧院特盛。成宏间，院中色艺优者，结二三十姓为手帕姊妹，每月节、以春檠、巧具、殽核相赛。”[26]从个人到群体，寓心理于行为，妓女之模仿在与未与现行社会结构相抵触的前提下，在日常生活中以观念渗透和行为传播的方式有意识地模糊社会中的身份界限，增强与士绅阶层的亲密关系而达到“向上”流动的目的。 事实上，模仿行为是个人或群体把掌握的优势条件转化成向组织支配阶层拢靠或向心的资本，这种学习过程会促使趋于同一目标的组织建立并发展，但也会由于创新者的缺失而阻碍创新行为，终不利于“士绅—妓女”组织之运行。因此，文人之定花案有意识地凸出妓女之标新立异，譬如有“广陵名姬，时称探花。盖承平余习，裙屐诸即品定花案鼎甲之一人也。贮楼中日拥之，纵饮楼畔，怪石㟏岈，老梅古桂各数十株，错立蔽亏。秋夜，月上林端，疏窗四辟，尤极可玩澄宵。寂芳气滃，涌丛薄中，此园中第一胜概。”[27]体现了妓女模仿基础上的创新。 然无论是超越创新还是刻意求同，都作为一个新集团的势力“抬头”而被旧有集团视作威胁，特别是这一时期共享生活的可能削弱了士大夫的绝对独立性，引发了其对身份认同的自觉和危机感：“吾人品岂在丐之上，娼之下乎？吾将逸民，超然十等人外。”[28]故有以夸张炫耀的品妓行为来凸显自己引领时尚的领袖角色，又有一种以美人比花的心理来标榜自己的生活品位：“古人品花大率况以美人，然必须辞旨蕴藉，乃称雅。花乃天然之色，若以美人比之，必将真色相较，方可第其品目，不然东家施。岂乏茜妆佼服，乃欲争艳春城乎？此诗正是此意，名花果解语，当以余为知言。”[29]这种文化联想旨在凸显花与美人的联系：“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美人有香消玉碎之悲，花也有叶落枝枯之厄。”[30]而明清之际的江南文人则创造性地发挥这种联系，将花品与妓品之想象以花案仪式呈现：“今春杪挟二三酒人，听雨湖上，云林为烟水轻舠，极一時之快，客有以不及花，时为惜者。予张具招名姝，先后得十有二人，谓客曰此解语花也。岂必桃李，然后成蹊哉！客欣然为各品次，以行酒改专以娱二三酒人，云武林帝咫山房品次。”[31]定花案是文人选妓徵歌活动拓展与延伸，而类比心理则是其区分雅俗，经营特有品位的意识体现，恰如《金陵花品咏》所云：“官金陵者皆有衙宇，惟尚宝。假寓缺官之署，或借民居，余先后五年凡七迁，寓舍。然官闲得美花树为娱，而又乏买花之钱，乃减其值，暂买之鬻花者，或乞诸友人。一种开尽即持去，更易一种，岁以为常，最后寓所与花圃邻，其高出垣表，与登楼可窥者，皆得假玩。四时皆有花，皆非我有也，皆非我有而我得纵观之，又无藏之劳。惟金陵为然庸杂不入品者不咏，咏入品者如左谬，为次第焉。”[32]文士们以品咏之雅趣区别尚宝之风俗，以花案之品定引领选妓之时尚，而其以妓比花之心理实则是一种对妓女模仿行为的反馈。共享社会资源或是消弭身份界限是妓女通文化空间向文士渗透的意识，但其并未受此支配，而是创造新的价值标准给定妓女适应于自身的位置，“花之定位”即为这种合理安排：“绮自情生者也。万物之色艳冶心目，无之非绮，惟名花名姝二者来，香国呈媚姿，令人飘飘摇摇而不自禁，则情为之萦。然明有情人也。今展其诗，大都吴姬越娃，长干桃叶之美人，及梅林菊圃、茶畹柳堤，与高贤韵士相遭，而觞咏之趣超而语隽，所云情生者也。”[33]于是乎，他们借用各种方式传播这种类比心理，如小青才色绝世，所适非人。悒而死，吟咏盈箱，惜俱为妒妇所焚，此特其翠匣余幅耳。时並怜之，周君建为作忏诗云：“云在天涯水在瓶，梨花肌瘦对离亭。昭君愿嫁文君老，枉死人间一小青。休将薄命与天争，绝代风流绝代名。修得来生配才子，鸳鸯枕上唤卿卿。”[34]呈现了文人所认同的妓女必如花儿一般风流痴情，生来即为才子。又如文人以此诠释妓女之美的悲剧：“造物之所最忌者，名也。岩穴之士，槁死衡门，人不及知，史不及载，身名湮灭，与草木同腐者，众矣。唯美姝名妓，一附笔端，千古不朽，如西施、王嫱、文君、绿珠、真娘、苏小、莺莺、燕燕之类，不可胜纪。非独士人善谈乐道，即村氓闺女，无不知有若人者。人之幸不幸如此。”[35]文士设计定花案之仪式，又强调花品之概念，既包含了“才子佳人”的文化理想，又体现其支持“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体系，而妓女在空间意识的长期渗透中服从安排，习惯性地充当供文人消遣、游戏和倾诉的“解语花”：群妓以酒肴丝竹，次第而。别有名姬十辈，皆衣白，凡首饰、衣领皆牡丹，首带‘照殿红’。一妓执板奏歌侑觞、歌罢乐作乃退。复垂帘，谈论自如。良久，香起卷帘如前。别十姬易服与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则衣紫，紫花则衣鹅黄，黄花则衣红。如是十杯，衣与花凡十易。所讴者皆前辈牡丹名词。酒竞，歌者、乐者，无虑百数十人，列行送客。[36]至此，妓女与士绅经由各种交互作用而构成包含复杂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组织，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所处的江南社会环境。伴随着明清之际社会整体形势的变化，组织内部呈现复杂化及相应的调整措施，反过来强化以开放、沟通、互惠互利为基础的公共空间。 三、组织原则：身体控制，意识建构 明清之际，许多江南士绅有缔造风俗的行为：“海内士大夫自神皇末年相习奢侈，凡宫室车马衣服器用之属，无不崇饬华丽，迈越等伦。即或清高自命，宦橐无多，亦称贷母钱，缔构园亭卉木，耽娱山水诗文，以是优游卒岁为快。其亲串朋好，偶逢吉庆生辰，相率敛钱，造杯制帐，更迭酬赠，以为固然。臣等身在流俗之中，沿染至今，皆不能免。”[37]同时，他们也以旧的价值标准抵制现实，如公师事文衡山先生。衡山性恶妓。公尝有“有癖惟携妓”之句。一日，延衡山于家，歌舞毕集。衡山正色欲避席。公曰：“文先生以某门下士，故礼法苦我邪？”自此绝不作细楷字，亦绝不作小山水图。笔下浩然，自诧以为神。旬曰后，衡山见之大惊。[38]礼法之约束或道德之楷模无非是以阻断交流、强化隔阂和区别身份来规范风俗，而当这一切在城市与商业迅速发展的江南社会中渐趋无效时，士绅阶层必须放低姿态，在加强与民众的沟通过程中重构自己的精英身份，譬如君子调节小人之愿望：“若攻之太惨，处之太激，是谓土障狂澜，灰埋烈火。不若君子秉成而择才以使之，任使不效，而次第裁抑之。我悬富贵之权而示之的曰：如此则富贵，不如此则贫贱。彼小人者，不过得富贵耳，其才可以债天下之事，亦可以成天下之功；可激之酿天下之祸，亦可养之兴天下之利。”[39]因此，定花案作为一种推陈出新的组织形式，为士绅与妓女之直接互动提供了可能，即以利诱手段操纵其生活：“车来贿选，盖以色事人，且以货诱人，是女之与士耽也。士亦利，其有而耽之想，其贿亦无多，则易尽而无救于贫，利不足以厌其贪，以此见弃妇。其劳而后悔，其失只要见他有情有财有色有德又有才一一可恃以得氓之欢心，而竟见弃，如何不怨？”[40] 士绅与妓女的社会距离在定花案等特定仪式中获得了暂时性的消除，从“诸姬遇此如太真，浴温泉足消烦暑，又似赵后，为轻风所袭，便欲飞去。时笔墨之灵能使诸姬引年于千秋矣，至如当今林天素画极超逸，自是倪元镇、黄子久一流人，尝与玄宰先生言诗，至薛洪度画，至天素具有名士风流，然诗女尚可多得，古来闺秀稍工兰竹耳，能为山水逸格者，从来未有天素，自足独擅千古，领袖兹集，后有披揽与怀，惊魂动魄者，必我天素耳。”[41]中可见因相同的文化、性格、修养、品质及行为而淡化了上下等级之间的距离。但强调阶层的差异始终是“士绅—妓女”组织及社会环境需要的原则，一如《莲台令规》云：“遵旧录用十四章雕镂人物花卉，以媚观者。著为令从大会上方可行必满十四人，乃如法，少一人则去一魁叶其法特难。于考试考遍席各散一叶覆之令执学士太史二叶者先发覆。学士指某日，举解元当即应，非即罚一觞。次太史举一人亦如之。倘及储材，即为夺标，而解元隐勿露。凡再问而储材不得应，五举而得状元乃止。”[42]此中带有将妓女物化的嫌疑，并以品题的方式印证其具有归属性。但文士自己却认为：“士无定品，要在不失其人之本色而已。以其本色也，而易如火之炎上，水之就下也；故无钜细，皆足以成品。以其本色也，而鞋如火之不熄，水之不污也；故无钜细之品，皆兄其可贵。品士者，核其人，必脉理真，而后无赝品。论人者，随其品，必群品备，而后无失人。”[43]妓女赖以生存的组织赋予个人和群体被支配的地位，唯有在文士的品定和关照下才具备为人之价值，而她们须在组织框架内承担规定的职责，有“徐小香，字蝶仙，苏州人。年十三登场，即名噪一时，性极聪警，而能静密。柔情慧语，宛转可怜。十五六扮《拾画叫画》神情远出。齿长后，扮演益工，凡名伶皆乐与相配，遂为小生中之名宿。”[44]体现其专业精神。而文士则须在此中品评才艺，较量高下，以完成对妓女表演行为的互动，这种互动可理解为名利之相互馈赠：“昔船山太守寓吴中，眷莲缘校书，绳之甚至。同时文士，咸赋诗张之，其美丽可想。叔曾慕名往见，肥黑而麻，非但不美而已。吾乡女冠韵香，能书能画兰，貌己容为空山听雨图。粱山舟侍讲首题一诗，遂遍徵名流题咏，享艳名二十年。”[45] 上述的付出和回报行为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当它们保持良性循环时，将会促进社会组织的良好运行。但公平交易在这一时期的社会环境中存在障碍，比如妓女群体的崛起和士大夫群体的衰落。所以，士绅阶层推举定花案为一城之盛事，有其在文化领域增强控制的意图，如他们在品妓上凸显对草根群体的同情：“愁中为鼓秋风曲，不负移家住秣陵。”，却又以“汩汩寒泉泻玉筝，泠泠标格映清冰。”[46]赞赏曲调高洁的风格。无论是以柔为美的品位，还是以韵为胜的品次，都彰显了文士的控制欲：妓女群体应顺从他们的意识及规范，以此获取社会认同。故文士总以监管或领袖的形象置身于定花案中，增强对妓女群体或个人的控制，并以此向社会展示控制的效果。其中，对妓女的身体控制是花案的重要组成和品定标准，有《采莲船》开篇指出妓女行鞋的目的在于闻香：“春秋佳日，花月良宵，有倒屐之主人，延曳裙之上客。绮筵肆设，绣幕低垂；绿蚁频量，红裙隅坐。绝缨而履乌交错，飞觞则芗泽微闻。”[47]又有李渔指出：“故相手一节，为观人要着，寻花问柳者不可不知，然此道亦难言之矣。选人选足，每多窄窄金莲；观手观人，绝少纤纤玉指。是最易者足，而最难者手，十百之中，不能一二觏也。须知立法不可不严，至于行法，则不容不恕二但于或嫩或柔或尖或细之中，取其一得，即可宽恕其他矣。”[48]文士藉由形体之美的选定向妓女传递其身体意识，她们和其他女性一样适用于普遍的身体标准，服从于一致的性别控制。另外，他们制定出宽泛的选妓标准将控制力量渗透进妓女的日常生活中，如《悦容编》以随缘、葺居、缘饰、选侍、雅供、博古、寻真、及时、晤对、钟情、借资、招隐、达观等外在修饰条件突出女子有一种儒风[49]，也从侧面说明了控制的目的在于以儒家意识形态产生组织的规范和价值。 当士绅的权威遭遇民众的挑战，他们必须诉诸于强硬的外在规范而使权力合法化、秩序明确化。如此，“士绅—妓女”组织覆盖着严格的上下级控制关系，包含着带有命令性质的意识建构，如对妓女品格的界定，总以道德为准：“沧桑告变，万事流离，而女子之失所为甚故。或节义名姝争奋一死，传为美谭。至于流落青楼，倚门悲怨者，更不下十百焉，遇之不淑于人乎，何尤耳目之所不及，不能考也。余自己丑，偕计入都，买酒旅次，每见佳人辈，颦蹙堪矜似重忧者。询之，则皆蒙难，妇也资斧，无多不克，告赎归里，为之悲酸，伤悼者再后乃过，而不问焉，非予志也。”[50]又在妓女的身体训育上提出了崇德重礼的要求，借“蔡如衡，四川人，前崇祯朝庐凤道。有妾王月者，名妓也。善讴，工琵琶。如衡慕之，以千金赎其身，嬖之甚月。有至性，事如衡母甚孝，婉容愉色，贤于人子，常经年伴母寝。母年九十余，多病，月终，夜不寐，为之抚摹，母爱之如女。如衡或呼之不至，谢曰：母年高，需人服事，彼婢妪安得痛痒相关，須妾为之周旋。庶几，老人得安也。如衡心異异之，嬖之益甚。”[51]向民众宣传忠孝的普世价值。文士甚至将妓女在文艺领域的个性发挥包装成道德的具体实践：“故知名姝国色，冶容则冶，素面则素；朱弦白雪，《房中》则《房中》，《郊庙》则《郊庙》，何不宜哉？夫草木之华必归之本根，文章之极必要诸人品，延清淟涊，君子赏其文而薄其人，襄阳清远，则此道益贵也。”[52]，并引入“情”的概念以解释妓女品格的形成过程：“艳品者，感艳而作也。夫蕙草独秀，行吟悦其芬芳；候虫一鸣，索居增其凄悒。谅以境缘情易，兴以时移。哀乐动于中怀，忾息因乎物类。况乃子嗟不来，邱麻致咏；伊人洄溯，秦葭生慕。抱清质以独处，望佳期而末由。以此生感，曷其有量？是以荡情逞意之地，志士忽焉摧心；曼音繁吹之旁，幽人为之陨涕。有触而发，自昔然矣。”[53]而妓女性格、情感、修养、品质等社会心理的形成最终要统一于忠诚意识的建构上，从这则案例中可见：尤汝厚，闽南知名士也。饱经史，下笔有神，为学者所敬仰。数奇不偶，屡仰场屋，僅中副车，以恩拔。游金陵旧院，有名姝王青霞女名丽玉者，色艺俱绝，尤颇颇之，情好日笃。值鼎革，仓猝南还，事定。玉委身于立动大将。顺治中，尤觅官燕都，暇日游西山，人萧寺，忽逢车舆甚盛，中一美人褰裳，顾尤而颦曰：“每忆西楼肠欲断，今朝犹恐梦中逢。”视之，乃玉也。访之，厚遣阁者，冀图良晤，杳不可得。玉寄诗若干首，与尤永诀，竞投缳焉。诗甚缠绵哀怨，为时传诵，尤即拂衣归，一意空门，不复以名利关心。[54]妓女身上有士绅寄托的文化理想，他们想借助定花案的仪式及背后蕴含的组织达到强化控制的效果，对其身体进行操纵，进而把意识形态教育给她们，以便培养一批对自身保持绝对忠诚的群体，展示一群服务于社会精英的榜样，如李香君身上有其推崇的家国情结：“呜呼！花残月缺，望夫方深化石之嗟；地坼天崩，神州忽抱陆沉之痛。由甲申迄乙酉，此数月中，烽烟蔽日，辇鼓震空。南都君臣，遭此奇变。意必存包胥哭楚之心，子房复韩之志，卧薪尝胆，敌忾同仇。”[55]而妓女身体之再建和意识之塑造的效果实现有赖于士绅以组织作空间，打破传统的隔绝教育和封闭管理，又以利益为根本，运用直接的沟通、交流、引导和控制手段操纵其生活，最终建构了所有成员趋于同一个目标的组织原则。 四、品定门槛：资源的创造与整合 定花案是士绅集团与妓女集团互动产生的结果，其印象开始是以群体的面貌呈现的：“丁未暮冬，颖川明府摄篆维扬，相偕至止。扬固旧游，城北校书，又金陵旧识，暇时过访，颇慰离怀。然当棋罢酒阑，闲谈往事，误人红粉，老我青衫，不禁相对欺欷，共悼天涯沦落也。校书居亢家花园，自园北至水关，两岸河房鳞次，同人征色选声，尝拔其尤者五人，以佐文字之饮。迨次年夏五，花天变态，情海生波，出其闺阁，风流云散，此五人者，亦偕城北校书飘然遐举焉。”[56]而这场仪式是以个人价值的标榜结束的：“兰陵惆怅子所定，书寓花榜十名：一曰姚婉卿，性格温柔，煞有见地；二曰徐雅仙，跌宕自喜，尽得风流；三曰陆月 舫，蔓蔻香初，闺媛风度；四曰周小红，仙露明珠，天然娇好；五曰朱蕊谋，嫣然一笑，使人意消；六曰史湘云，余霞晚绮，雏莺初啼；七曰殷墨兰，鹦鹉依人，新月初上；八曰朱素贞，艳如桃李，冷若冰雪；九曰周小翠，清歌宛转，名噪一时；十曰张书玉，倏焉有遗，俄焉有贶。”[57]士绅集团依据复杂的品定标准有意识地强调妓女集团的内部差异，并以花榜的形式证明这种区分的可行性。他们所指的差异是一种高低上下的优劣等级，历来为其主张：“其官私妓女择为三等，上马先以顶冠花衫子裆，次择秀丽有名者，带珠翠朵玉冠儿、销金衫儿裙儿，各执花斗鼓儿，或捧龙阮琴瑟。后十余辈者，红大衣，带皂时髻，名之行首。”[58]在为何要由群体对个人作出价值判断的问题上，士绅认为这是公平的体现，能达到激励之效果：“昔苏文忠谓文章士各有定价，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则有之。至其品目高下，付之众口，非一人所能扬抑。是公于东阳虽日汲引之不暇，亦安能使之自励于进哉！窃用是惧，思有所勉进，以副公望而未能也。”[59]在为何要分级的问题上，士绅以花为例指明激励之意义：“花总数三十，有五品，以品视之，可以见花之高下，以花视之，可以知品之得失。”[60]又强调定品有方便控制和稳固秩序之功能：“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物供簿正。释者谓先以簿书正其祭器，使有定数，而不以四方难继之物实之。今之祭礼，通行天下，器有定数，物有定品，使易遵行，正合此意。然天下风气不同，土产异宜，自有不能律者。圣人知周万物，而犹如此，然则尧、舜犹病，亦势然也。”[61]由此可见，士绅集团之品妓及其建构的妓品涉及了激励和控制等组织管理职能，一方面他们建立等级制度来保障自身权威，以便操纵组织运行，另一方面，他们支持妓女在服从权威的前提下构成真正的向上流动，以便发挥组织潜能。士绅以定花案的仪式对妓女按照选取的评价指标，设置了一些特定门槛控制妓女群体的进入，就像“华亭沈浚，改名休文，纵为狭邪游薄。松郡无名姝，出游苏台，日往来平康，品诸色妓，作花案，某为状元，某为榜眼，某为探花，名群芳榜。”[62]显示的以地域和名声作为组织人口结构的初步限制。而其中的门槛是士绅为了适应组织发展的需要而品定的以分割妓女群体的价值，当妓女发展遇到门槛时，须付出努力并跨过门槛，才能继续发展下去，而整个组织也是在跳跃式地接连跨越一个又一个门槛而发展[63]。 定花案中包含了士绅集团的认同与偏见，如《官妓好痛积金也》诗云：“荡尽娼家心不悔，乃知女妓真忠臣。默移乾，潜转坤，有闲人，号吹客。知音识曲听其真，一阴一阳如鱼水。惯引繁华年少子，满口都倾如意珠。千金不惜鸳鸯被，何时官妓列勾栏。百官买笑更追欢，司马君实复生曰：不在妓，则在官。”[64]而士绅的自我心理也在与妓女的互动中不断形成并塑造，如“昔文公分季隗于赵衰，伯符辍小乔于公瑾，盖惟名色可奉名人，所虑倡妇不胜贤者顾瞩目，顾垂一咏，故得奉之。”[65]但明清之际名士关于名妓的自我比较却有一些变化：“夫无才便是德，似矫枉之言；有德不妨才，真平等之论。”[66]这变化实际反映了妓女在接连跨越门槛的过程中不断激励自己，创造资源，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对自己的定位。其中，这一时期的定花案既凸出了妓品象征于门槛的意义，又显现了妓女为跨越门槛付出的的努力。从根本上讲，这种活动是妓女创造资源的过程，依靠对士绅的模仿等互动行为而为自己营造生存空间，谋取生存资本。首先，妓女的知识结构为个人缔造文化资本提供了可能，对士大夫文学艺术的模仿是有效方式，如明孙瑶华字灵光，金陵曲中名妓。归新安汪景纯，以畏友目之。卜居白门城南，筑楼六朝古松下，读书赋诗。景纯好畜古书画鼎彝之属，经其鉴别，不失毫黍。王百谷亟称之，为今之李清照也。[67]而个人也意识到通过群体进行文化创造会获得更大的认同，恰如“白练裙”：有江右孝廉郑豹先名之文者，素以才自命，遂作一传奇，名曰《白练裙》，摹写屠憨状曲尽。时吴下王百谷亦在留都，其少时曾眷名妓马湘兰名守真者，马年已将耳顺，王则望七矣，两人尚讲衾稠之好，郑亦串入其中，备列丑态，一时为之纸贵。[68]此外，她们注重文化的传播与表达，并以此为中心建构自己的社交网，正如章学诚所言：“今乃累轴连编，所称闺阁之诗，几与男子相埒，甚至比连母女姑妇，缀合娣姒姊妹，殆于家称王、谢，户尽崔、卢。岂壶内文风，自古以来，于今为烈耶？君子可欺以其方，其然，岂其然乎？且其叙述闺流，强半皆称容貌，非夸国色，即诩天人，非赞联珠，即标合璧，遂使观其书者，忘为评诗之话，更成品艳之编，自有诗话以来所来见也。”[69]这些资源可理解为一种社会资本，涵盖了社会大众对其文艺成就和精神品质的认同，并随着长时段的社会发展而强化，恰如《梦遇马贞娘记》中对妓女的肯定：“吾在冥司，尝见鬼神，痛恨有明养士三百余年，理学昌明，家弦户诵，平时讲道论德，俱自谓度越古人。魏忠贤刀锯腐余耳，百尔臣工养交持禄，义子干孙，百番献谀，吾烟花中无此媚态也。李自成匪类啸聚耳，揭竿斩木，目一呼，封疆大臣，无不股栗，长驱入都，突进宫殿，先帝死，社稷竭忠殉节不过数人，余则草间求活，犹差强人意，而反颜事仇者，匐伏蛇行，称颂功德，吾烟花中无此丑态也。”[70]虽然未能达到官方领域的身份平等，但至少在社会习惯上给予了她们尊重和自由的空间。在定花案中，妓女创造资源的社会活动被固定为一种文艺实验，而士绅以验收成果的姿态参与到她们的资源创造中，并分享社会精英的资源网络，如“万历乙未间，河口有妓高，一字文竹，工鼓琴善，为愁若之调。每曲终叹发，辄令座客欷歔欲绝。时莫有重之者，莆田佘宗汉先生闻其名，遥寄一绝迅之。一时声价，遂等白下文士笔端之贵。”[71]反映了妓女之资源创造一般是在士绅集团的组织框架内完成的。而妓女的声名一定程度上是名士标榜的结果，有一则故事讲述了某生去寻访某一名妓，起初非常钦佩其居室的文化底蕴。但当名妓出来示人时，发觉她并未和自己想象的美丽，大失所望。正准备离开时，名妓则说道：“名士重视人的内才，但我不浪得虚名，不在于粉饰的假面目，而在于床上的实工夫。”[72]至少，资源的创造效果会体现在生活品质的提升上，从“李香董宛总名姝，选婿争收时世誉。谁道贞姿能独秀，声华未藉老尚书。”[73]和“名姝名士两情痴，叹惜风尘落拓时。绝艺可怜翻玉腕，千金谁解赎娥眉。”[74]中可见名妓跨越了组织设置的婚恋门槛而与名士建立了稳定关系，从而为自己争取到切实的生活保障。 必须指出的是，定花案是一种集团之间的互动仪式，当士绅集团以其原则向妓女设置各种门槛时，妓女集团也作出回应，设置了一定门槛，比如不准其他群体进入她们的集团：“大文宝，字韵珊，江宁良家女。以粤寇之乱，随母避杭州，转徙至沪，遂落平康籍。年四十，美艳绝伦。沪为商埠，巨贾肩集。时江、浙犹未克复，两省豪贵多寄居。于是名大噪，门前车马如织，而韵珊独敬礼文士，视市侩蔑如也。”[75]，又像“至于名妓仙娃，亦各娴法曲，非知音密席，不肯轻啭歌喉。若《寄生草》、《剪靛花》淫靡之音，乃倚门献笑者歌之，名姬不屑也。”[76]门槛在组织中确实发挥了激励创造的杠杆作用，对士绅集团而言亦如是。综上所述，定花案所代表的社会组织包含着竞争性的营利关系，同时作为一种专业的文化团体，需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赢得舆论的理解和公众的支持。这就意味着组织须在各成员的互相配合下创造资源，而文士认为组织形成于一种性格的配合：“林君少小负奇气，二十结客学文字。长安遍谒诸贤豪，小语纚纚各有致。有时走马入平康，平康美人号凤娘。相逢相暱无此客，愿持箕箒侍君房。侠烈相期岂索索，芳心一寸炯如火。便将白璧售娉婷，何惜明珠买婀娜。美人娇媚壻风流，紫陌香奁不解愁。春风暖抱鸳鸯帐，明月光窥翡翠楼。世间万事有翻覆，玉缺珠沉一何速。”[77]他们将精神和意识的建构作为组织整体最优的目标：“城中有孟雅也，孟雅天之私人，与乐俱生者也。家世虎林，居虎林不乐，徙而家秣陵。其所识者名公钜卿，其所鬻以谋身者，古今人之奇书；其所与俱朝夕者，酒国之民；其所涎垂而技痒者，歌楼舞榭；其所恋恋不忍舍者，少年之场。当其酒酣怀畼，便与诸少年粧媸扮妍，跳而入场。孟雅曰：然乐有地、有俗、有时、有具，有侣杭西湖止矣。胜地多不敌秣陵，杭残宋所都有忧患之遗，六代繁华，国俗不敌秣陵。杭人画于湖郭，门闭则三竺六桥间，其无人秦淮月明，时政堪载酒，不敌秣陵。杭徵歌易而选妓，难青蛾皓齿出，旧教坊可胜数，佐欢取快不患，无具不敌秣陵。杭词人韵士之游赏，为钱奴贾坚以尊罍，参错于桃花柳叶间，风流豪举比肩接踵，侣王谢子弟不敌秣陵。然则孟雅视身世皆乐邦，而秣陵又乐邦中之最乐，则其辞故园而来，此宜也。且孟雅有心人，其身无位，其志气无从展舒，其一腔托之变衣易面，以玩世亦以醒世。”[78] 士绅们通过一致的组织行为与社会环境互动，既须发挥各项管理职能，把组织内部彼此相关但却彼此分离的职能统一于为互动系统，也把外部既参与共同的使命又拥有独立利益的伙伴整合成一个为统一系统。士绅以集团的面貌或组织的形式来建构其文艺又隐逸的日常生活，融合了他们整合社会资源的目标和努力，当精英阶层创造资源的效率达到社会允许的饱和状态，优化资源配置就成为重要的创造手段，譬如士绅以定花案重构文化认同，进而增强社会认同。由于明清之际江南社会的资本流向于民间和商业，士绅或无法维持控制经济的领袖位置，从徽商之选妓徵歌可见：“世之为厚利也者，利用弛为名高也。吾得妇可无内顾，乃从仲兄贾婺、贾台、贾甄、贾括、贾姑孰、贾淮海、贾金陵。卜地利则与地迁，相时宜则与时逐。善心计，操利权如持衡。居数十年，累巨万。淮海多阳翟贾，日以声色为娱，季公叹曰：彼哉靡靡乎！庶几乎，达者矣，乃散千金徵歌舞，为五陵豪客言，公何如鄼侯。”[79]故他们致力于文艺活动中不断强化文化领袖或思想垄断的身份意识:“其始原极慎重，延词客文人，遴选姿容，较量技艺，编定花选，放出榜来。后来渐渐废弛，以致篾片走狗靠此生活，于是真才多半埋没，尽有不愿赴选者。今年是个涂沟富户马鸣盛，字子肃，充作头家，请一南边人，姓施名利仁，字芦岩，主持花案。这利仁年纪二十余岁，生得颀长白皙，鼻峰高耸，昆腔二簧，琵琶三弦，都还会些，只是胸无点墨，卑鄙刻薄，无所不为。似这种人主持花案，这花选尚可问么！”[80]自控或是控他始终是社会精英的能力象征，当士绅的公众形象呈现出纵欲主题时，他们便主动标榜自身行为的卓越性，并利用社会影响力掌控民众的生活，就像士绅以品妓之高雅抵制宿娼之恶俗：“川泽纳污，土妓、流娼往往而有。夫禁奸之例，一曰地主，二曰窝奸，三曰宿娼，因思为地主者，既属自已村庄，自应严防匪类，只缘贪财猎色，遂至府，祸招尤。盖寄情花柳业，自托为蜂蝶主人，逐利锥刀，且仰给于脂粉，微息狂徒，固肆其贪饕。”[81]由此可见，士绅集团积极维护江南的整体利益，追求社会的繁荣与安定，但首先必须保证自己在其中拥有绝对权威。这一时期士绅权威的重构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江南整体利益的实现过程，即在与外部社会竞争合作的互动中将江南社会整合为统一的系统，如定花案中包含了对官方领域集权控制的抗拒：“京师自宣德顾佐疏后，严禁官妓，缙绅无以为娱，于是小唱盛行，至今日几如西晋太康矣。此辈狡猾解人意，每遇会客，酒枪十百计，尽以付之，席散纳还，无一遗漏，僮奴辈藉手以免诃责。然调察时情，传布秘语，至缉事衙门亦藉以为耳目，则起于近年，人始畏恶之。”[82]其中也寄托了江南士绅对时代变迁的文化理想：“金陵自遭发逆之变，南朝金粉，一洗而空。经曾文正公克复城垣，栽培花柳，于是渡喧桃叶，水媚秦淮，六代胭脂，管弦又沸。”[83] 明清之际，吴中买女为妾媵者，束足、布指、涂妆、绾髻，节其食饮，以视其肥瘠，教之歌舞、絃索之类，以昂其声价，贫家女往投之。谓之养瘦马。[84]“瘦马”在当时已形成一种产业，而士绅则是这条产业链中的需求客户。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家妓的兴盛意味着他们一定程度上是这种民间资本的吸收者，或多或少地参与到改造妓女的实验中。仰赖于门槛的品定，既充分激励了组织成员的潜能发挥，又在强有力的控制下塑造了支配阶层的权威。而关键的意义在于，整个组织是在整合资源的过程中创造资源的，士绅集团有意识地分割了一部分特权给妓女集团，并在门槛这一杠杆机制的作用下，这些特权又只能回到士绅身上。因此，妓女集团的分化强化了士绅集团的分化，士绅借助于一种仪式使自己的集团权威在社会变迁中永久化和自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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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 flowers: theprostitutes and prostitutes in the south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umanitiesCollege，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325035，China） Abstract：The rise of group of prostitutes is a prominentsymptom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of the Jiangnan society, in the societyfor their use and reflect the level of which the long-term social interactionsocial network, create social resources for themselves, to create a livingspace. "Setting flowers" is the general name of the prostitute game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his period, as well as the social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upward" flow of prostitutes, andprostitution is an important symbol and cycle condition of this mechanism. Theprostitutes imitated and copied the scholar bureaucrat culture, and the scribesresponded by analogy and created a serie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andards asthe organizing principle of prostitutes. Its quality threshold also manages theunique quality and style of life, reconstructing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literati and officialdom. Finally, prostitutes and scholars in the process ofinteraction in the interests of integration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resourcecreation. Key words: Set the cas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Jiangnan; prostitutes; prostitutes
[①]（明）苏伯衡：《苏平仲集》苏平仲文集卷十五《云林辞并序》，四部丛刊景明统本。 [②] 王家范：《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60页。 [③]（清）张岱：《陶庵梦忆》卷四《二十四桥风月》，清乾隆五十九年王文诰刻本。 [④]（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八，明万历四十四年潘膺祉如韦馆刻本。 [⑤]（清）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尘》卷七，清光绪二十五年邱氏粤垣刻本。 [⑥]（清）徐崧：《百城烟水》卷一《梅花楼》，清康熙二十九年刻本。 [⑦]（清）李玉：《占花魁传奇》卷上《第十齣品花》，明崇祯刊本。 [⑧]（宋）罗烨：《醉翁谈录》卷一戊集《烟花品藻》，宋刻本。 [⑨]（清）芬利它：《竹西花事小录》，转引自《香艳丛书》，第193页。 [⑩]（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第八百二十卷目录，清雍正铜活字本。 [11]（清）叶衍兰：《秋梦盒词钞》续《秦淮八艳图咏》，清光绪十六年刻后印本。 [12] 岳立松：《晚清狭邪文学与京沪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58-360页。 [13]（清）葛元煦：《沪游杂记》卷三《冶游自悔文》，清光绪二年仁和啸园刊本。 [14] 李孝悌：《中国的城市生活》，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28页。 [15] 徐寒：《中国古代丑史 上》，北京：中国书店，2010年，第154页。 [16]（清）百一居士：《壶天录》卷中，清光绪申报馆丛书本。 [17]（清）赵翼：《檐曝杂记》卷四《广东蜑船》，清嘉庆湛贻堂刻本。 [18]（清）余怀：《板桥杂记》上卷雅游，清康熙刻说铃本。 [19]（清）顾禄：《清嘉录》卷六《虎丘灯船》，清道光刻本。 [20]（清）沈起凤：《谐铎》卷六《苏三》，清乾隆五十七年刊本。 [21] 徐珂编：《清稗类钞 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149页。 [22]（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七事物类《三元先兆》，明刻本。 [23]（清）冒襄：《影梅庵忆语》，清昭代丛书本。 [24]（清）叶梦珠：《阅世编》阅世编卷十，民国二十六年燕京大学图书馆排印本。 [25]（清）郑澍若：《虞初续志》卷十一，清咸丰小嫏嬛山馆刻本。 [26]（清）姚之驷：《元明事类钞》卷十七人品门《妓女》，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清）章楹：《谔崖脞说》卷二，清乾隆三十六年浣雪堂刻本。 [28]（清）鲁曾煜：《（乾隆）福州府志》卷六十三《人物十五隐逸》，清乾隆十九年刊本。 [29]（清）汪价：《中州杂俎》卷二十一《以美人比花》，民国十年安阳三怡堂排印本。 [30]（清）张潮：《虞初新志》卷十二《看花述异记》，清康熙三十九年刻本。 [31]（明）王路：《花史左编》卷一《花小品》，明万历刻本。 [32]（明）于若瀛：《弗告堂集》卷四，明万历刻本。 [33]（明）黄汝亨：《寓林集》寓林集卷三《绮咏小序》，明天啓四年刻本。 [34]（清）张贵胜：《遣愁集》卷十三《一集风流》，清康熙二十七年刻本。 [35]（明）谢肇淛：《文海披沙》卷一《人幸不幸》，明万历三十七年沈儆炌刻本。 [36]（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贤达高风》，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明）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三十三《访据疏》，清初刻本。 [38]（明）陈仁锡：《无梦园初集》驻四《白阳公小记》，明崇祯六年刻本。 [39]（明）吕坤：《呻吟语》卷五外篇，明万历二十一年刻本。 [40]（清）顾栋高：《毛诗订诂》卷二国风《氓》，清光绪江苏书局刻本。 [41]（明）卓发之：《漉篱集》卷十序《花逸编序》，明崇祯传经堂刻本。 [42]（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艺术典第八百二十卷《莲台令规》，清雍正铜活字本。 [43]（明）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九上《毘陵人品记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庫全书本。 [44]（清）萝摩庵老人：《怀芳记》，转引自《香艳丛书》，第543页。 [45]（清）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五，清同治八年刻本。 [46]（清）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卷七《听李节弹筝和文文水韵》，清顺治九年毛氏汲古阁刻本。 [47]（清）方绚：《品莲船》，转引自《香艳丛书》，第323页。 [48]（清）李渔：《闲情偶寄》卷六声容部《手足》，清康熙刻本。 [49]（清）卫泳：《悦容编》，转引自《香艳丛书 第一册》，第78-92页。 [50]（清）李继白：《望古斋集》卷十一记《漳邑二佳事记》，清顺治刻本。 [51]（清）陈鼎：《留溪外传》卷十三节烈部下《蔡如衡妾王氏传》，清康熙三十七年自刻本。 [52]（明）屠隆：《白榆集》文集卷二《梁伯龙鹿城集序》，明万历龚尧惠刻本。 [53]（清）张琦：《宛邻集》宛鄰文三《十二艳品序》，清光绪盛氏刻常州先哲遗书本。 [54]（清）徐岳：《见闻录》卷一《尤汝厚》，清刻本。 [55] 谭邦和：《历代小品尺牍》之《在南都后宫私寄侯公子书》，北京：崇文书局，2010年，第128页。 [56]（清）珠泉居士：《雪鸿小记》，转引自《香艳丛书》，第2311页。 [57]（清）王韬：《淞滨琐话》卷七《记沪上在籍脫籍校书》，清香艳丛书本。 [58]（宋）吴自牧：《梦梁录》卷二《诸库迎煮》，清学津讨原本。 [59]（明）李东阳：《怀麓堂集》卷四十一文稿二十一《书围炉诗后》，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0]（明）王路：《花史左编》卷四《定品》，明万历刻本。 [61]（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2]（清）俞樾：《茶香室丛钞》茶香室四鈔卷二十三《南花小史》，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书本。 [63] 赵兴仁，张清华，姚心斋：《土建工程概论》，北京：测绘出版社，1991年，第19页。 [64]（明）宋懋澄：《九籥集》集詩卷一《官妓好痛积金也》，明万历刻本。 [65]（宋）李昉：《太平广记》卷二百文章三《韩定辞》，民国景明嘉靖谈恺刻本。 [66]（明）姚旅：《露书》卷五，明天啓刻本。 [67]（清）雷瑨：《青楼诗话》卷上，民国石印本。 [68]（明）沈德符：《顾曲杂言》，清学海类编本。 [69]（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史通义内篇五《诗话》，民国嘉业堂章氏遗书本。 [70]（清）潘天成：《铁庐集》外集卷二《梦遇马贞娘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1]（明）费元禄：《甲秀园集》卷四十七文部，明万历刻本。 [72]（清）沈起凤：《谐铎》卷五《名妓沽名》，清乾隆五十七年刊本。 [73]（清）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卷二十三《题柳如是小像》，清光绪刻本。 [74]（清）谢啓昆：《树经堂诗续集》卷四铜鼓亭草上《题张忆娘簪花小影为郑鱼梵作》，清嘉庆刻本。 [75] 熊月之：《稀见上海史志资料丛书 1》，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第549页。 [76]（清）郑澍若《虞初续志》卷十一，清咸丰小嫏嬛山馆刻本。 [77]（明）邓原岳：《西楼全集》卷二《玉主行并序》，明崇祯元年邓庆采刻本。 [78]（明）薛冈：《天爵堂文集》卷四《徐孟雅六十序》，明崇祯刻本。 [79]（明）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六《明故新安卫镇抚黃季公配孺人汪氏合葬墓志铭刻》，明万历刻本。 [80]（清）眠鹤道人：《花月痕》卷二《翻花案刘梧仙及第 见芳谱杜采秋束装》，清光绪福州吴玉田刊本。 [81]（清）唐仲冕：《陶山文录》卷十杂文《训俗示》，清道光二年刻本。 [82]（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清道光七年姚氏刻同治八年補修本。 [83]（清）邹弢：《三借庐赘谭》卷九《白门新柳》，清光绪申报馆丛书余集本。 [84]（清）郭麟：《樗园销夏录》卷下，清嘉庆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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